唱“紅歌”妨礙了曬“三公”？

唱“紅歌”妨礙了曬“三公”？　　

――與　云邊客　先生商榷　　

梁 新　　

　10月11日　《雜文報》發表了云邊客先生的文章《曬“三公”與唱“紅歌”》。云先生批評說：“國務院今年明令中央各部委于6月底前要公布‘三公’經費，除了科技部于　4月14日　按時公布以外，其余多于7月以后才公布。而且公布者大多‘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通常選擇在周五、甚至雙休日和子夜公布，可謂‘用心良苦’”。　　

　云　先生在文章后面還進一步剖析說：“曬‘三公’的實質，是官員花錢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把黑箱里的東西放在陽光下。這樣做無疑是割官員的肉，抖他們的丑。更要命的是，這種‘割’與‘抖’，是要高官大員自己去‘親為’，其積極性和徹底性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更大可能的是本能的抵觸，頑固的阻撓。盡管人民對之翹首以待，千呼萬喚。不過，他們為什么又要硬著頭皮去曬？因為國務院有嚴令；互聯網眾目睽睽盯著，畢竟官員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監督，畢竟衙門還掛著‘人民政府’的招牌”。　　

　云　先生對某些官員對于“三公”問題的態度的剖析一針見血、入骨三分，直指要害，說出了廣大民眾的心聲，也反映了社會進步的潮流對在制度上遏制腐敗的渴求和強烈愿望。　　

這些年來，人們除了對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深惡痛絕以外，意見最大的就是“三公”問題，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和公車私用不僅大量耗費納稅人交的錢用于享受，更嚴重的是使民眾對政府產生不信任，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健康運轉。甚至可以說，“三公”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的妥善解決，遲早會成為一顆定時炸彈。我完全贊同　云　先生對“三公”問題的剖析。　　

然而，　云　先生在本文中非常牽強附會地把“三公”問題與“唱紅歌”扯一塊，就有點令人費解了。　　

從重慶開始的“唱紅歌”，到今年“7.1”前后，的確如　云　先生所說，“形成燎原之勢”。也正如其所說的，有贊成者，有反對者。我可以坦率地說，我是“唱紅歌”的支持者，但是我也非常愿意認真聽取反對者的意見，理性地思考一下是否有道理。不過，到目前為止，還真沒有見到有一個人能夠拿出令人信服的反對理由。反對者提出的反對意見無非是出于如下理由：一、“文革”時“唱紅歌”，現在也“唱紅歌”，所以，“唱紅歌”就等于恢復“文革”那一套。二、“唱紅歌”能夠為貪官提供“紅皮”，以掩蓋他們的腐敗行為。三、“唱紅歌”并沒有對某些干部產生教育作用,等等，更滑稽的是這次李雙江的兒子打人，有人也賴到紅歌頭上。而這次　云　先生的反對理由更加奇怪，官員們只積極“唱紅歌”，不積極曬“三公”。　　

我記得，我曾經先后與幾位雜文界的朋友就上面的反對理由進行過商榷，理由不妨重復一次：一、“紅歌”的名稱雖然相同，但是解放前、“文革”前，“文革”中和現在的內容都是不一樣的，如果僅僅因為名稱一樣就加以反對，就跟“文革”中某些造反派因為劉少奇的《論修養》中出現過“修養”的字眼，于是誰使用了“修養”一詞，誰就被說是同情劉少奇一樣荒謬。二、利用“紅皮”掩蓋腐敗行為的確有其人，但是這跟“紅皮”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有些人非得“拉屎不出賴地硬”，硬把腐敗和“唱紅歌”扯一塊，那好，從重慶開始的“唱紅歌”頂多也就是幾年的事情，那么在“唱紅歌”之前就沒有腐敗了嗎？恰恰相反，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某些貪官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搞腐敗，無論是當年利用所謂“價格雙軌制”的“官倒”，還是前些年利用企業轉制，首先把企業搞垮，然后低價買下的所謂“改革家”，他們披的不是“紅皮”吧？我們那些“唱紅歌”的反對者怎么就不提“改皮”問題呢？他們不會提，也提不出來，因為這就如同有個歹徒穿著警服去搶劫，于是有人不是去抓歹徒，而是從此禁止別人穿警服或者要所有警服都銷毀一樣荒謬。三、“唱紅歌”只是一種教育形式，如果只是用此單一的方法，教育效果肯定有限，尤其是對于某些油鹽不進的貪官、庸官。我們現在的官員大多數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成長的，而且是在法制建設逐步完善的情況下當官的，從正面說，對于某些官員，鄧小平理論都對他們產生不了教育作用；從反面說，法律都對他們產生不了震懾作用，我們某些人卻苛求“紅歌”發揮超過其影響范圍的作用，否則就加以排斥，這不就跟要求人們用機關槍來打現在的先進飛機，打不了就說人家無能一樣荒謬嗎？　　

最后剩下的一個反對理由就是　云　先生提出的某些官員對一“曬”一“唱”的一“冷”一“熱”了。的確如　云　先生所批評的那樣，有些部門對“三公”是采取“蘑菇戰術”，能拖則拖，能推則推，實在拖不過去就云里霧中應付一番。可是這跟“紅歌”有什么因果聯系呢？又跟很多官員熱衷于組織“唱紅歌”有什么因果聯系呢？是“紅歌”必然會導致他們這樣干嗎？還是唱“紅歌”會妨礙了曬“三公”？打個比方，假如我跟　云　先生一個單位，而且他是我的領導，他非常喜歡看足球比賽，但是卻對我們這些下屬關心不夠，我能夠以此為理由反對他看足球比賽，或者認為是喜歡看足球比賽導致他不關心我們嗎？　　

這些年來，據說在老百姓中產生了“仇官”和“仇富”心態，這種說法有些不夠準確，因為大家仇恨的不是所有官員和富人，而是貪官和靠不正當手段致富的人。而最令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某些人的“仇紅”心態，說不出像樣的反對理由，卻總是跳著腳在那里反對，至于所謂“動用公款唱紅”，也是一個擺不上臺面的借口，就一個慶祝建黨90周年的“7.1”期間，就算是動用了一下公費，滿打滿算，我想跟平時組織的某些大型慶祝活動差不多，跟這么多年來某些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所花費甚至浪費的相比，應該連零頭也達不到，用此作為借口，不起碼是小題大做嗎？　　

綜上所述，對于某些“仇紅”者和某些曾經對“唱紅歌”進行過批評的朋友，如果不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話，我倒非常希望他們能夠拿出點像樣的反對理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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