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反精神病學運動
反精神病學運動在種種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推動下發展起來，最終成為20世紀60年代西方新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建設性元素。
反精神病學運動構建了一種新的人性觀，一種更加寬容和多元的社會環境。由此，精神病人的自我解放的意義就不僅在于精神病學之內，而且在于現代社會中人的整體解放。
■Kingsley Hall
□李亞明
反精神病學運動興盛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它既是精神醫學學科內部的本體論反思，更是西方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事件。
從思想傾向到社會運動
反精神病學（anti-psychiatry）一詞最初出現在英國精神病學家庫珀于1967年撰寫的一篇論文中，用來指稱精神病學中的一種批判性思路。不久，這個詞便獲得了更加廣泛的使用，用于指稱出現于英國、美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的對于精神病學的批判。對于精神病學的批判貫穿了整個精神病學史， “反精神病學”這一術語在20世紀60年代的正式出現和廣泛傳播，顯示此時反精神病學已由一種思想傾向轉變成為一場名副其實的社會運動。
這場運動的發動者包括英國精神病學家蘭恩、庫珀，美國精神病學家薩茲，還有我們都熟悉的法國哲學家福柯。在他們看來，瘋狂并不是一種自然的實在，而是由外在的政治、經濟或文化需要定義的，不過是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的手段。精神病、精神病患者并不存在，由此對于精神病的治療自然成了無稽之談。與之前以及之后很多對精神病學的批判截然不同之處在于，反精神病學運動不是質疑個別的治療和政策，也并非僅僅要求更人性的精神病學。他們質疑的是精神病學本身的基礎，精神疾病的基本概念以及瘋狂和精神健康之間的區分。
蘭恩等人的文章，意在反抗當時精神醫學中的主導思路，因而一開始就在精神病學共同體內部遭到扼殺，但是這股力量轉而在更廣泛、更激進的社會思潮中得到欣賞和迎合，最終被吸收進去，成為了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社會思潮和歷史背景就是當時西方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比如在新創辦的《新左派評論》中，蘭恩等人的觀點受到普遍的歡迎和重視。1964年，蘭恩在新左派雜志《新社會》上發表的《精神分裂和家庭》一文最終成為西方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圣經。
反精神病學運動在種種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推動下發展起來，之后也始終與新左派、同性戀權益運動、女性主義等社會運動彼此呼應，相互論證。最終，反精神病學運動成為60年代西方新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建設性元素。這是反精神病學運動最為重要的特征。
精神健康行業的消費者權益運動 通過對“邊緣”對象瘋癲的探討，反精神病學運動攻擊的矛頭直指西方文化的主流。通過批判現代社會對個體生存的束縛，反精神病學運動為解放和自由的實踐構建了一種新的人性觀，一種更加寬容和多元的社會環境。由此，精神病人的自我解放的意義就不僅在于精神病學之內，而且在于現代社會中人的整體解放。
盡管論述方式有別，反精神病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反對將心理問題視為疾病，反對行為異常者需要醫學的“治療”。蘭恩認為，個體表現出的所謂的精神疾病只是對不能適應的環境的一種反應，治療者須進入患者的世界，去理解他。而薩茲更進一步，把精神病學比作一個“神話”，反抗主流意識形態對于人的行為的規定，提出對于那些哪怕是我們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要持寬容的態度。作為一個哲學家，福柯則立足于更寬廣的社會和歷史語境之中，不僅否認瘋狂是一種疾病，甚至提出瘋狂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和幸福。
為改善現實的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狀況，幾位反精神病學者也提出了各種設想，作出了各種努力。1982年，薩茲曾提出契約精神病學的方案——精神病學意愿（Psychiatric Will），意在提供一個保護患者免受精神病學侵害的新機制。精神病學意愿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在弱版本中，人將屈從于不情愿的精神病學干涉，除非他曾經肯定地拒絕它們；在強版本中，人將不會受到非自愿的精神病學治療，除非他曾經明確地要求它們。這一方案體現了美國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觀念：人的自由是無價的。
蘭恩認為行為不是“疾病”的“標志”，而是對一種不可避免的破壞性社會秩序的可理解的反應，治療的關鍵就在于提供一個患者可以獲得自由和安全的環境。為此，蘭恩和他的同事聯合其他力量組建了很多協會，比如現象學研究所、費城協會、涼亭協會。這些協會組織會議和活動，還建立了很多著名的治療團體，比如通過 1965年創辦的費城協會，超過20個治療團體在英國建立起來。在這些團體中，治療者和患者被假設具有同等地位，并且任何藥物治療都是自愿的。比如在著名的治療團體Kingsley Hall中，除非患者要求，否則蘭恩拒絕用藥物或電擊來為患者治療。精神分裂在這里被視為進入“內心世界”的旅行，而“治療”就是在旅行者旅行的全過程中支持他們。
反精神病學運動中有多位領袖人物都是著名的精神病學家，使得這場運動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件。也許正是由于這種激進的反抗來自掌握話語權利的、受過充分醫學訓練的醫生，其批判的聲音才如此震撼，如此具有社會影響力。
在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之后，20世紀80年代早期，伴隨著其他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落幕，反精神病學運動開始走向尾聲。一方面，其他學生運動、女性主義和同性戀權益運動等在80年代開始急劇減少，反精神病學運動難以再獲得來自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任何支持。另一方面，精神醫學中生物—心理—社會模型的采用也大大緩和了人們針對生理學模式的指責。
反精神病學運動持續多年，在人們心靈中留下深深的印記。精神病患者們此時已認識到，對他們最有利的并不一定是所謂 “專業人員”的服務。剛剛呼嘯而過的反精神病學運動更明確地為他們勾勒出他們的身份——作為精神醫學的“消費者”，并且為他們點燃了斗爭的激情。為維護自身利益，精神醫學的“消費者”開始要求更多的權利，包括給精神健康下定義，控制精神健康機構等等，最終促成了多項重大的國際精神健康改革。直到現在，消費主義運動始終在世界精神健康服務的傳播中扮演著一個堅定的和重要的角色。消費主義運動既是反精神病學運動的延續，也是它的結果。
反精神病學運動以捍衛精神病人的權益啟始，以精神健康行業中的消費者權益運動結尾，自始至終圍繞著精神病人的自由、平等和權利而展開。對于精神病人生活狀態的悲憫，恰好與社會中更廣泛、更深層的情緒相合，從而形成一種天然的和諧，彼此支撐，互為印證。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尊嚴、人性、生活方式等問題均得到了深刻的反思。
2010-03-02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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