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熱鬧繁忙的漁港一片凄清，大多數院落已是人去屋空。靜悄悄的漁港內，漁船首尾相連，一眼望不到邊，黑色的浮標在漁船上和岸邊堆積如山。
昔日熱鬧繁忙的漁港一片凄清，大多數院落已是人去屋空。靜悄悄的漁港內，漁船首尾相連，一眼望不到邊，黑色的浮標在漁船上和岸邊堆積如山。
這是河北樂亭浪窩口養殖基地，往年這個季節，正是漁船出海為日漸長大的扇貝增加浮標的時候，現在，扇貝死的死，活著的個頭不見長，浮標成了閑置物。
樂亭、昌黎這些渤海邊上的河北小城是扇貝養殖出口的主要基地，也是過去兩個多月里渤海漏油事故最慘痛的受害者。到了9月份，渤海漏油事件幾經波折，終于走到了國家訴訟階段，國家海洋局向當事企業康菲公司提出索賠，越來越多的環保組織和公益律師也加入到渤海溢油民間訴訟團隊。
國家訴訟、美國公司、民間機構還有那些被污染的、一直都求訴無門的渤海漁民，這些元素結合在一起，第一次讓早已被重度污染了的渤海灣呈現在公共視野里。無論結果如何，這都將會是中國環境史上難能可貴的一幕。
慘痛的漁民
對于渤海邊上的漁民來說，過去的半年，像坐過山車一樣。最先關注蓬萊19-3漏油事件的是他們，受打擊最大的也是他們。
6月份之前，在樂亭的海灘上，彌漫的是一片歡喜之情。因為，從去年最后一季度開始，國內扇貝價格一路看漲，且供不應求。到了今年3月，日本的大地震重創該國水產業之后，更是加劇了國內水產的供應緊張。
漁民們感到機會來了，籌錢、擴大規模、多招工人，開春后，各家各戶都在緊鑼密鼓地張羅著。張玉田是樂亭最早的一撥扇貝養殖戶，他對今年的形勢信心十足，和合伙人一口氣買回來10萬籠扇貝苗。工人難找，他們把工錢提高到每人每天150元。
可進入6月后，張玉田卻發現扇貝個頭比往年同期偏小。出海的漁民則發現養殖區附近的部分海水呈現暗紅色。“壞了，赤潮來了。”養殖戶們暗暗心驚。
很快，他們發現這并不是赤潮。赤潮會很快消退，而海水的異樣持續了數周之久。到了20日，養殖區的扇貝開始大面積死亡，成批的貝籠從海水中拉出來，養殖戶們心痛又心驚。楊坨子村養殖戶蘭國平今年養了1.2萬籠扇貝，存活的僅剩100多籠。
樂亭縣扇貝水產養殖協會會長楊基珍告訴記者，目前該縣的扇貝養殖面積達35萬畝，主要分布在老米溝、浪窩口、灤河口這3個區域，常年養殖的扇貝籠達700萬籠。
這次的海水污染事故對該縣的扇貝養殖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僅苗種損失就達到1.4億元，如果再算上工人工資等損失，至少在3.6億元。
不僅是扇貝養殖戶，這些天來，海參養殖戶們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樂亭縣姜各莊鎮的賈修軍今年養了80畝海參，90%的海參已經死亡。而往年海參的死亡率為4%~5%。他直接損失100多萬元。扇貝養殖戶有協會出面替各家維權，而海參養殖協會還沒有正式成立，賈修軍這樣的散戶不知如何是好。
“扇貝死了還留個殼作證據，海參死了就化成水了，我們怎么取證呢？”這是眼下賈修軍等人最擔心的。
污染物懸疑
悲痛過后，漁民們不知道這股濁流源自哪里，因何而起。直到有一天，心急火燎的養殖戶葛永清在海灘上行走時，一腳踩到了一塊粘稠狀的黑色物體，他彎下腰定睛一看，心里打起了鼓，這塊物體莫不是原油？葛永清立刻將這一發現電話告知縣扇貝水產養殖協會會長楊基珍。
很快，漁民和養殖戶們在海灘上陸續發現了油粒狀的物體。楊基珍搜集了3處油粒狀物品，小心翼翼地裝在罐里，分別送到縣海洋局、水產局和環保局。7月5日，三部門又在現場進行了勘察。
茫茫大海，這些黑色的油粒狀物體究竟來自哪里？沒有任何官方消息，其身份依然是謎。
7月5日，國家海洋局召開發布會，介紹中海油蓬萊19-3油田漏油事故調查結果。稱事故已經造成目前周圍海域840平方公里的一類水質海水下降到了劣四類，溢油最遠影響范圍在蓬萊19-3油田西北約60公里。此時據此次漏油事故發生已一月之久。
樂亭縣正處于蓬萊19-3油田西北，雖然直線距離超過了60公里，但養殖戶們根據洋流的方向判斷，認為他們所在的海域也遭到了漏油事故的污染。
而國家海洋局給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讓養殖戶和漁民陷入了維權被動。
7月19日，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發布的公告稱，該局在遼寧綏中東戴河浴場沿岸和京唐港淺水灣浴場發現零星油污顆粒，直徑約1至3厘米，經中國海監北海區檢驗鑒定中心分析鑒定，兩處油污均來自蓬萊19－3油田。而京唐港淺水灣浴場距老米溝養殖區僅1海里。
時隔不到半月，8月3日，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稱，樂亭老米溝河口東側沙灘發現的少量已經風干的直徑約0.5厘米的油污顆粒屬于燃料油并非來自蓬萊19~3油田。
“采樣時，沒有人通知我們，也沒有漁民給他們指路，我們懷疑他們采集的樣品有問題。”楊基珍說，職能部門前后搖擺的說法讓他們難以接受，“好在我們搜集了多份樣品。”
由于漁民對第二次鑒定結果存在異議，8月21日，國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專家再赴樂亭縣老米溝取樣，該所專家鄭立稱，最快3天左右能出結果。
事實上，分散的養殖戶們一直處于信息的真空地帶。
扇貝養殖戶們逐級向上反映水產損失后，當地的漁業、環保、海事等部門多次到現場調查、取樣，但未見給出明確的鑒定結果。
今年8月初，農業部亦派專家到現場實地取樣，帶走死亡扇貝進行化驗。一個月后，終于公布了化驗結果：排除病害因素，不排除油污或赤潮等環境因素。
這是迄今為止，漁民盼到的最好的鑒定結果，它由一個公權力機關給出。然而，僅以此為依據將事故元兇鎖定在康菲公司，結論為時尚早。洋流、風向、過往船舶漏油和岸上企業排污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疊加，讓蓬萊19-3漏油與海產品大量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確定。
在渤海灣沿岸的幾個省、市地界上，重化工項目星羅棋布，之前亦有燃油泄漏和原油入海事件發生，要讓力量弱小而分散的漁民和養殖戶來搜集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其因果關系，難于登天。
9月5日，樂亭等地的養殖戶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訴康菲，因證據不足被駁回。
渤海灣沿岸漁民和養殖戶所遭遇的維權困境在目前的環境污染案件中具有普遍性：在此類事件中，由于侵權雙方主體的體量懸殊，一方是財大氣粗的跨國公司或利稅大戶，受害的一方經濟實力弱且分散，一些地方或行政部門在處理類似事件時往往首鼠兩端，有著怕引起關注的潛在心理，往往造成個體維權的困難。
訴訟之難
9月份當記者再次來到這些養殖基地時，漁港已是一片凄清。死去的扇貝堆滿了他們簡陋的小院，僅鈕扣般大小。對于大多數漁民來說，自從海水受污染的消息傳開后，債主們急了，催債的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可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同樣的情景一幕幕在一樁樁環境維權事件中循環上演。絕大多數環境污染案件都是復合型污染，對污染行為和后果的因果關系考量具有廣泛性和間接性，個體的受害者基本上找不到侵權和受害的因果關系。
回憶起幾年前的那次維權經歷，樂亭縣的魯月波唯有一聲嘆息：“漁民太弱勢了！”2006年3月，魯月波等人發現他們的養殖場附近漂來大量原油，漁民們紛紛撿拾油回家生火。養殖戶們的貝類隨后大量死亡。
漁民們不知道這些原油來自哪里，只好各家各戶四處打聽污染源。各部門除了清理油污，沒有對他們透露更多的信息。
起初，漁民們逐級向地方政府反映情況，但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消息和結果。魯月波又向農業部提請事故調查，農業部答復，需要等待國家海洋局的事故報告，方能做進一步調查。魯月波等人對農業部提起了行政訴訟，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業部派出了工作組，委托專業機構做出漁業經濟損失評估報告。
直到次年年初，漁民們才從國家海洋局發布的《海洋環境狀況公報》中得知，中石化在這次漏油事故中存在瞞報行為，被處以5萬元罰款。
原來事故起因是，犯罪分子在中石化勝利油田的海底輸油管道上打孔盜油，造成原油外泄。中石化瞞報事故一天，被處罰。
了解事情的真相后，魯月波聯合牛毅、高維華、陳長江、安進來、韓萬江等6位養殖戶祭起了維權大旗。2007年9月，他們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訴訟，中石化、勝利油田以及中海油等被列為被告，養殖戶索賠漁業污染損失3066.8萬元。由于無法取證，律師在起訴書中所引用的證據幾乎都是媒體報道和環境公報。
由于不能證明漁民和養殖戶的經濟損失同這次溢油事故存在因果關系，漁民們提交的證據在被告那里“成了麻桿”。
此案經歷了3年的反復訴訟，最終雙方庭外達成和解，漁民們獲得了訴訟標的額40%的補償。這次事故之后，魯月波結束了多年的養殖生涯。他感到渤海的生態環境太脆弱了，在這種環境之下漁民的養殖場更是弱不禁風。
除卻法院是否受理，證據鏈是否健全之外，高昂的訴訟費用和經濟損失評估費用也是橫亙在漁民面前的一道難題。楊基珍向天津、青島的海事法院咨詢得知，即便是法院立案，如果要索賠1億元經濟損失，就要交納百萬元的訴訟費用，目前養殖戶損失慘重，無力支付這筆費用。況且，他們的損失絕不僅是1億多元的貝苗損失，如果此次事故的污染損害長期持續，今后這一帶海域能否從事相關養殖尚未可知。
政府之責
就在國家海洋局擬代表國家向蓬萊19-3油田的作業方美國康菲公司索賠時，民間的索賠也拉開了序幕。
越來越多的環保組織和公益律師已經加入到渤海溢油民間訴訟團隊中。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在過去的許多環境污染案件中，因為取證難、耗時長、回報低，勝訴幾率低，鮮有律師和公民愿意代理污染維權案件。參與者希望通過這次訴訟喚起公眾的環保和公益意識，健全相關的環境損害賠償機制。
“如果其違法成本高昂，我們有相應公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機制。社會上就不會有無良企業通過制造小額成本的方式來損害個體利益，我們的生存環境將大為改觀。”一位環保公益組織負責人說。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已經代理了河北樂亭、昌黎的多家養殖戶，該所準備了30多人的律師團隊，準備向康菲公司提起訴訟。
針對漁民和養殖戶面臨的海產品死亡和康菲公司漏油因果關系認定難及定損難等問題，該所環境與資源法律部主任趙京慰說，漁民和養殖戶在維權上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
趙京慰告訴記者，從目前海洋局等部門公布的資料來看，在養殖區發生海產品大量死亡期間，并沒有赤潮或其他重大污染事件發生，所有的疑點都指向了康菲公司漏油問題。雖然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前后出具了兩份不同觀點的公告，但對溢油這種面源污染，第二次取樣的樣品是可能存在問題的，而且這類案件適用于取證責任倒置。
不過，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出于地方保護等因素，舉證倒置往往非常難以實現。事實上，沒有政府的組織和幫助，對于個體的民眾而言，在這類需要專業信息和證據支撐的環境訴訟中，很難打贏。
因此，渤海污染事故后，政府部門的行為也成為法律界人士關注的焦點。此次海洋行政部門的表現即受到公眾的廣泛質疑——在溢油事件發生一周之后，國家海洋局才向外界通報溢油情況。8月17日，北京律師賈方義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狀告國家海洋局行政不作為，法院最終沒有立案。
“希望當地政府積極行動起來，多部門配合，盡早統計出相關確信的數字和報告。”趙京慰說，這樣才能讓漁民在訴訟維權上有據可依，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http://focus.news.163.com/11/1009/08/7FTLQA9C00011SM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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