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溫州民營經濟折翅的深層原因

剖析溫州民營經濟折翅的深層原因 

溫州人歷來有吃苦耐勞、善于經營的傳統，即便是改革開放之前，社會上諸如獎章、標牌、證書之類的“計劃外”產品，大多出自溫州人的家庭小作坊。改革開放為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插上了翅膀，使得日用小商品的生產經營在溫州出現了升騰景象，許多人通過辛勤勞動和合法經營致富，曾被譽為“溫州模式”。那一段時間，全國各地大小城市差不多都能看到溫州人勤勞的身影。他們租住簡陋狹窄的民房，起早貪黑地銷售燈具小電器、紐扣，縫制衣服。其間雖有“溫州鞋”風波，但溫州人自己跌倒還是靠自己爬起來了。

如今的溫州，民營實體經濟日漸蕭條，物價高，市容不整，人心浮躁。半年中，29家企業老板因欠貸逃跑，1人跳樓。鞋業服裝及日用小商品的溫州特色逐漸在市場隱退，溫州人勤勞沉穩的樸實被高利貸、聚賭、比闊的浮躁破壞。

是什么原因造成溫州民營經濟折翅的？媒體及專家們有很多報導和分析。歸納起來主要有：

金融說 金融體制造成民營企業貸款困難，老板靠私人拆借催生了高利貸，而資金鏈的斷裂引發了經濟恐慌，以至造成“跑路”現象不斷發生。今年上半年，浙江省金融機構新增貸款同比少增925.2億元，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首當其沖受到影響。商業銀行對企業貸款利率普遍上浮了20%至30%，高的甚至達到60%。一些在銀行難以貸到款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不得不轉而求助民間借貸。觀點認為，金融政策放開勢在必行，除了要最大限度發揮當前市場上的小額貸款公司和村鎮銀行的作用外，當務之急還是金融體系的創新問題，最好能讓民間資本籌建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的專業性機構；條件成熟的中小企業允許它們向社會發行企業債券。

環境說 世界經濟危機的連續打擊影響營銷環境，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利潤形成擠壓，因為國際環境日趨惡化，中國制造業成本又居高不下，實體經濟的利潤逐漸被侵蝕。國內消費不振和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民營經濟舉步維艱。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明確表示，目前中國經濟的減速意味著部分企業效益和還款能力降低，房地產調控的持續將使部分開發商難以支撐，因此，債務鏈條發生終端斷裂的可能性在增大。也就是說，持續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成為影響溫州經濟的重要原因。

暴富說 溫州堪稱我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溫州模式”曾奇跡般帶著溫州人迅速暴富。暴富使得溫州人不再安于“一分錢一分貨”的小利，將經營項目指向暴利的房地產和高利貸。一位企業主向記者介紹，自己的工廠有1000多名員工，然而一年辛苦下來利潤不足百萬，而老婆在上海投資了10套房產，8年間獲利超過3000萬。據統計當前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此前有質疑稱如此龐大的民間借貸規模，一旦資金鏈斷裂后果難以想象，結果這一刻還是到來了。觀點認為，是追求暴利思想毀掉了溫州民營經濟。

這些分析都是從不同角度解讀“溫州現象”，都有道理。我們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會發現溫州民營經濟折翅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還是從現象說起。

溫州人通過銀行貸款到底占用了多少資金？

這個數據借貸雙方是不會公開的。但我們知道溫州人炒房的能量，幾乎可以炒高全國的房價。溫州人真的那么有錢嗎？錢是有的，但絕不會有那么大的能量。他們的能量主要靠銀行按揭催化，在推高房價中生暴利，在暴利中繼續推高房價。也就是說，他們的第一桶金是靠銀行“資助”的。如果說溫州民營經濟發生問題是銀行貸款門檻高恐怕不全面，只是貸款的用途不是做實業而已。

溫州人的高利貸奇觀是因為民營制造業資金短缺造成嗎？

我們知道，除了絕對的壟斷，制造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形成“平均利潤”，其中并無暴利可言。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項目的收益決定資金成本。企業在拆借資金時，第一考量是“有利可圖”。如果利率在24%以上，哪個行業能夠承受得起？有時候個別民企資金一時周轉不開，偶爾借一下高利貸救急幾天的情況是有可能的，但這種情況不至于造就傳銷式的錯綜復雜的高利貸鏈條。可能性只有一個，就是高利貸投資的不是制造業，而是比高利貸更有利可圖的房地產行業，無論是開發還是炒房。隨著貨幣政策收縮和對房地產調控的持續，高利貸鏈條的終端開始崩盤，“跑路”或自殺是老板們無奈的而又是必然的選擇。

應該說，溫州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經濟模式的縮寫，它所反映的我們發展方式的浮躁。

首先，房地產發展偏離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方向。房地產業本身的社會功能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居住需要，這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決定的。當房地產長期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以后，住房由一般性商品變成了資本，成為少數人實現資本增殖的工具，房地產在GDP總規模中的比例越高，社會貧富分化越嚴重。炒房的暴利讓那些先富者失去了昔日的創業精神，有的人開著寶馬到外地包租豪華賓館聚賭，一晚輸贏上百萬不皺眉頭。試問，這些人還能去做一粒扣子賺一分錢的實業嗎？

溫州中小企業聯合會會長周德文說，如今大批企業逐漸放棄實業，轉向投資房地產以及虛擬經濟，從而埋下了危機的伏筆。以打火機企業為例，2001年時溫州擁有近4000余家打火機企業，占據了全球金屬打火機80%的市場份額，而十年后保留下來的企業卻已經不足100家。這期間，當1998年全國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銳的商業嗅覺讓溫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機的機會，于是溫州炒房團名聲鵲起，以至于發展成老公開廠賺錢，老婆全國買房的掘金路徑。

其次，金融資本主義誤導人們棄實從虛。玩兒金融，在美國有其特殊的基礎，因為華爾街幾乎成為世界的“總會計師”，他們有理由操控金融市場。盡管如此，華爾街也差不多炒垮了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并且，美國重金融輕實業的政策使得失業率居高不下，最終釀成“占領華爾街”的群眾浪潮。

中國在學習美國經驗過程中，受到一些紙上談兵的專家左右，不從實際出發，認為中國的發展必須走金融經濟的道路。在這種思潮的誤導下，虛擬經濟在沒有土壤的中國一些地方迅速生長。資料顯示，許多高利貸鏈條的另一端竟然很多是低收入人群，一些退休職工省吃儉用，將養命錢投入到這股濁水之中。

無論古今中外，高利貸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一是伴生性。高利貸本身不可能生產出“價值”來，它的存在基礎是賭博行業的興旺，可以說，它的利息實際上是向賭業“分紅”的。房地產的暴利引發人們“豪賭”欲望，從而有了“市場需求”，造就了高利貸作為“產業”發展起來。二是單純性。放高利貸的機構一般是比較單一的，比如有勢力的富人、錢莊等。包括溫州在內的一些地方打破了這個常規，雖不能說全民放高利貸，參與者之眾、階層之廣，實屬罕見。

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和“金融經濟”的誤導是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走偏方向的根本原因。這其中，地方政府難辭其咎。

引用一點資料來佐證上述結論：

據《21世紀經濟報道》9月28日披露的消息，“溫州高利貸老板舉家潛逃，八成債主為當地公務員”。并有多個案例表明“官銀”在高利貸中分量特重。消息的可靠性如何無法考證，但公務員和官銀的參與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