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漢陽區政府某些敗類
暴力拆遷慘殺人民捏造精神病，非法關押的反人權反人類罪
武漢“黑監獄”受害者回族姑娘馬秀云的控訴書（來源：工農之聲）
作者：馬秀云
同胞們朋友們：
我叫馬秀云，女，1969年10月9日出生，回族，湖北潛江市人，父母早逝，我與弟弟馬永剛兩個相依為命。我的家在武漢市漢陽區梅家巷 49 號3樓 303 室。現控訴武漢市漢陽區政府某些人，暴力拆遷毀了我家住房、慘殺我弟弟馬永剛、捏造我為“精神病”，非法關入“黑監獄”的反人類反人權的滔天罪行！
一、起因——漢陽暴力拆遷
我嫁給丈夫殷慶潤時一貧如洗，連個“家”都沒有，我白天在商場站柜臺，晚上和丈夫在國棉一廠門口擺夜市攤子賣小吃，拼命勞動逐漸有點積蓄，那時房價是800元/平米，就在梅家巷賣了一套四十幾平方米的住房，盡管我們的房屋不大，它凝聚了我們多少年的血汗，我們終于有了一個自己的窩，可以過一點穩定的日子，不用到處漂泊了！
可是，2007年8月瑞安公司“五證不全”拆遷，資金未到位的情況下，漢陽區政府就要瑞安拆遷公司進場了。并拒絕按照《行政許可法》46條依法“聽證”，我們在梅家巷好不容易買的房子，被瑞安拆遷公司的人把我們的房頂打得千瘡百孔。
瑞安拆遷公司進梅家巷拆遷，他們雇請地痞流氓，采用刀、槍、棍、棒、雷管，殺人、放火等手段暴力血腥拆遷，漢陽拆遷就像戰爭，就像一個屠宰場，部分官商就是拿著屠刀的屠夫，被拆的居民就像羔羊，一片白色恐怖，打你不許喊，殺你不許哭。梅家巷居民向漢陽公安分局反映，回復是“經調查不是拆遷公司所為！”
當時我們的孩子小，還要上班掙錢糊口，我們一家人每天在瑞安拆遷公司沒上班之前出門，在拆遷公司下班后才敢回家，總想“我們惹不起躲得起”，可以吧！
可是這些黑惡勢力，是躲不開的。2009年3月初，我弟弟馬永剛是個耳聾殘疾人，從老家來到武漢依靠姐姐找個工作，還沒有找到穩定的工作，暫住在我們家。不料禍從天降，2009年3月18日中午，我回家吃中飯，剛到漢陽大道梅家巷的路口，看到地上一大灘血，四只帶血的乳膠手套丟在地上，血跡一直延伸到我的家里。頓感不對，一定是我弟弟出事了！因為我們這個單元里就住我一家人，其他住戶雖然未簽協議，但都被拆遷公司野蠻暴力行為打、砸、搶、燒、殺、向居民家丟雷管給嚇走了。看到我的家門口放著我家的臉盆，盆里有半盆水、毛巾和一瓶舒蕾洗發水。我第一眼看到這盆子，就感到來者是一名“職業殺手”，目的是作案后，清理其身上的血跡，以便離開現場。房門已是大開著，門上還被人踹了個大洞，屋里被翻得凌亂不堪，但家里比較值錢的東西并未丟，客廳的地下留下了兩個黃鶴樓的煙蒂，煙灰都彈在桌子上。想起前不久這里發生的對被拆遷戶大打出手的血腥場面，這次真的輪到我家了。
事實是中午12時左右，弟弟馬永剛回到我們家，看到一個25、6歲的男子，手端半盆水，里面有毛巾和一瓶舒蕾洗發水，從踢破的大門里鉆出，馬永剛用鑰匙打開大門，上去詢問。就在這時此男子掏出彈簧刀子，朝馬永剛的胸、背、頭連刺十幾刀，馬永剛掙扎著走到漢陽大道梅家巷的路口倒下，這就是我在梅家巷路口看到的血泊！
我急忙打電話向110邊報警邊下樓，走到樓下，來了一個建橋街派出所的警察，那個警察見到我就大聲吼道：“你喊什么喊，不就是盜竊，你那么大的聲音，我們怎么破案，不就是盜竊嗎！”我心里一驚，他們人都未到現場，怎么一下子就認定是“盜竊”呢？看來這個警察在到殺人現場之前就知道“是盜竊”，不荒唐嗎？這時武漢各報社的記者都趕來了，梅家巷的居民紛紛圍住記者，訴說梅家巷暴力拆遷，居民們斷定這起殺人案就是瑞安拆遷公司血腥暴力拆遷所為！
勘察現場取指紋的警察對我說：“你們家除了你們四個人的指紋，還有好多指紋”。就是說和這個男子一起還有“好多”人到過我們家里。
這時一個騎摩托車的男子走過來對我說：“你弟弟在五醫院搶救，病人需要親人的安慰，你趕快去醫院吧！”我含著悲憤來到醫院，護士提著一大袋血衣對她說：“這是你弟弟的血衣，這錢和存折是在他身上搜出來的，你弟弟渾身都被砍傷，肺被捅穿了，回生的希望百分之零點零幾，你要做好思想準備。”我一聽就昏了過去，我醒來求醫生、求護士，“你們一定要救活我的弟弟！”我跪在地上祈求上蒼：“一定要我弟弟活過來”！我發誓：“只要我弟弟活過來，不管多苦多難，都會牽著我弟弟的手走過人生中的每一個春夏秋冬！”
這是馬永剛搶救時，醫生在他身上搜出來的現金和存折
第二天，弟弟剛蘇醒，醫生就要我每隔十五分鐘喚醒他一次，怕他睡成植物人了。這時警察到醫院來做筆錄，我弟弟述說兇手行兇的全過程，這個警察對我弟弟大聲說：“你要說是小偷偷東西的過程。”我弟弟拒絕了，因為兇手沒有偷東西，就是來殺人。“人民警察”為什么要掩蓋事實真相呢？我和弟弟從此就對漢陽公安很反感，我們受害者親歷的情況和他們對案件的妄斷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判斷，就是拆遷公司找的殺手行兇，他們卻極力為拆遷辦開脫，因為瑞安拆遷公司進梅家巷之前，我們居民都過著相安無事、和諧的生活，他們一來就血雨腥風了！
2009年5月，我又到漢陽區建橋街派出所，詢問破案進展情況，負責這個案子的警官還是說：“現在太忙沒時間管這個案子”。我就找到了建橋街派出所所長王懷亮，他不耐煩的對我吼道：“案發當日，媒體都是你請來的，你當時對記者怎么說?”我說：“是拆遷公司雇的人殺了我弟弟。”王懷亮說：“你知道拆遷公司是誰嗎?拆遷公司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拆遷公司。”我說“政府拆遷就可以打、砸、殺人嗎？”
在大白天的正中午，正是人們回家吃飯、休息的時間，小偷會選擇這個時間作案嗎？“小偷”進門，不撬門上的明鎖，卻把門踹了個大洞，讓人能聽見、讓人能看見，這是“偷雞摸狗”的作為嗎？“小偷”是偷東西的，現場卻是翻箱倒柜似乎在尋找什么物件（估計是找房產證和土地證），稍為值錢的東西并未丟。公安人員說：“一個儲蓄罐被摔破，零錢灑落一地”，是捏造事實，我們家從來就沒有過儲蓄罐。小偷如果一無所獲，應該立即離開現場逃走，但他卻在屋子里悠閑地抽了兩根煙，留下了黃鶴樓煙蒂（黃鶴樓煙是高檔煙，小偷一般是抽不起的），是兇手在等候襲擊對象的到來。果然，我弟弟馬永剛回家，兇手不是逃走，而是掏出準備好的彈簧刀殘忍地朝我弟弟胸背頭連刺十幾刀，完成蓄謀的兇殺，達到逼遷的目的！
離奇的是，漢陽區政法委書記公安分局局長的李國漢，也把這個案子斷定為“入室盜竊轉化為搶劫”，為瑞安拆遷公司殺人拆遷充當保護傘。這是一起蓄謀的“逼遷”兇殺案！
為了事實真相，為我可憐的殘疾弟弟洗冤，必須把兇手和幕后指使者繩之以法！為了法律和正義，這就是我一個弱女子為什么堅持“上訪”的根源！
二、上訪——追究殺人兇手，反遭追殺
為了法律和正義，強烈要求依法將兇手緝拿歸案，追究刑事附帶民事責任，為我弟弟討回公道。我層層上訪，給武漢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胡緒昆、武漢市市長、湖北省公安廳廳長、湖北省省委書記李鴻忠、公安部部長、中紀委書記、溫家寶總理和胡錦濤總書記反映，要求追究殺人兇手和幕后指使者的刑事責任！
2009年7月27日，我到北京上訪被漢陽區政府劫訪回武漢，建橋街派出所的警察和建橋街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強行把我從武昌火車站押到建橋派出所。10點左右，李國漢和一行十幾個人坐在會議室里，李國漢拿出2009年3月18日案發當日，漢陽警察拍的照片說：“我把這個案子定為入室盜竊轉化為搶劫案，還在偵破當中，漢陽分局把這個案子作為重點案子，懸賞一萬元在網上通緝。”李國漢說的全是假話，我弟弟被殺后，我經常去漢陽公安分局，一直到2009年5月份，我向漢陽區公安分局信訪接待人員反映我弟弟被殺的事情，他們都說不知道。我把我到北京的上訪材料，“瑞安拆遷公司殺人為重傷的反映情況”，和寄給各中央首長的信封復印件及國家信訪局公安部、建設部的回復，親自送到漢陽區政法委辦公室和每個區長、區委書記的辦公室里，他們都無動于衷。
直到200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去漢陽公安分局，一位接訪人非常激動對我說：“小馬你為什么那么執著，上面回復的信就有那么厚！”他用手比劃著。我說：“我們換位思考，如果你的弟弟被捅得滿身是傷，渾身像扒滿紅蚯蚓，你會怎么樣？”他不做聲了！
就是2009年7月27日這天中午，我從建橋派出所走出來，已是中午12點多，乘坐553公汽，在七里小區站下車，看到跟在公共汽車后邊的一輛白色小轎車，隨即也掉了頭，我感到勢頭不對，不敢回我當時租住的湯家咀24號的家，直奔墨水湖中百倉儲超市，那時天下著瓢潑大雨又是中午，超市幾乎沒什么顧客。那輛小轎車看我進了中百倉儲廣場，也跟著進了中百倉儲廣場，他們停車時，我直奔超市的二樓，中百倉儲的墻上有個攝像頭正對著停車場，中百倉儲二樓電梯口也有個攝像頭，清楚的攝下我和那兩個殺手。我對二樓的工作人員說：“你快給我找個地方躲起來，有人追殺我！”工作人員立即給我找了個小倉庫，我躲在小倉庫給李國漢打了電話（當時我用的電話號是13545297957，李國漢的電話號碼是13707185656，他至今還在用。）我說：“你們也太狠了，我剛從你們那出來，就找人追殺我，你們下手也太快了吧！”李國漢說：“我不知道，我問一下懷亮(建橋街派出所的所長王懷亮)。”超市工作人員走過來對我說：“上來兩個年輕人兇殺惡相的，問我看到一個穿白裙子提黑包包的女人了嗎？我對他們說沒看到，他們還在賣場到處找你。”如果漢陽公安不是同謀作案，身為漢陽區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分局局長的李國漢，接到這樣的報警，一個電話就可以立即調動警察把兇手捉住！可是他沒有管，同胞們為什么，這就是為什么抓不到殺人兇手的根本原因！
我換了發型和衣裳走出小倉庫，看到那兩個兇手，還在到處找我，我看到的只是他們的背影，他們扭頭看到我時“嘿”了一聲。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向一樓走去，由此逃脫了他們對我的追殺！
事后我找了墨水湖中百倉儲的李主管和店長，要他們把這段攝像調給我，李主管看了不敢給我，怕自己惹上麻煩！盡管如此，我還是十分感謝在危難時候搭救了我的商場工作人員！
2009年8月漢陽公安分局刑偵隊，給我打電話說：“漢陽分局從來沒管過這個案子，要馬永剛到分局來，重新做一下筆錄。”我說：“我弟弟不敢去，因為2009年3月19日，在搶救時你們公安人員在病房里對他大吼大叫，非要他說兇手就是小偷，他現在看到公安人員就害怕。”這個電話證明李國漢7月27日說“漢陽分局把這個案子作為重點案子”全是假話。
幾天后，我再次到漢陽區公安分局信訪，李國漢接待的我。我對李國漢說：“你說你把這個案子當成重點在偵破，前幾天分局刑偵隊打電話我，要我弟弟到分局做筆錄，說分局以前從沒管過這個案子。我弟弟被拆遷公司殺成重傷，你們一直不管，我7月27號從建橋派出所出去，就被人追殺。如果你不管，我會去告你的。”李國漢激動地說：“誰會追殺你，你告我，你告的是一個清官，我做事經得起時間和法律的檢驗，你告我！你告的是一個清官，人民需要我，黨需要我，以前在蔡甸別人都說我好。”我說：“王懷亮說拆遷公司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拆遷公司。正因為拆遷公司是政府，這個案子至今你們不敢管。”李國漢說：“不管他是誰，我絕不包庇任何人。”我說：“那你就把兇手揪出來，讓我也說你好。這個案子很明顯就是拆遷公司殺的我弟弟，你不敢管，在拆遷當中發生的打、砸、搶。你們公安回復居民都是：‘經調查不是拆遷公司所為。’是你們在縱容包庇，從小事一直發展到放火、殺人，你們都說不是拆遷公司所為。拆遷公司沒進梅家巷之前，我們梅家巷居民過著平靜安寧的生活。”李國漢看我意志堅定，說話條條是理，才改變了話題。
2009年9月11日，李國漢帶領一群人到我家，給我弟弟送來醫療費1.5萬元。臨走時，對我威脅道：“馬秀云你如果再非法上訪，我們會……（沒說出來），周家東已被拘留了。不管以后做什么事都要和我們協商。我們已經向市、省、中央級領導反映了。”反映了什么？是不是象“河南殺人案，用精神病人當替罪羊。”（以上談話都有錄音）什么叫“非法上訪”？《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都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檢舉控告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怎么是“非法上訪”呢？
2009年9月14號，我和漢陽區幾個上訪的群眾到重慶路過宜昌，漢陽公安分局調動大批的警力派專人專車，在車站、碼頭堵截我，到我家和我娘家做我丈夫和我姐的思想工作，要他們勸我回家。為什么？如果漢陽區政府和公安分局的某些領導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好事，需要那么緊張嗎？建橋派出所的教導員熊宏志帶著兩個年輕警察，在宜昌碼頭出現在我眼前時，穿著便衣，戴著墨鏡，歪著腦袋，對我說：“跑！拿著1萬5就跑！”我說：“1萬5千元能買去一個年輕小伙子的健康權？能撫平一個受害者身體和心靈的傷害？1萬5千元能麻木一個受害者家屬的心？1萬5千元能免去一個殺人犯10至15年的牢獄？1萬5千元能免去幕后指揮者的罪刑嗎？”他們拉我拽我，要我和他們回武漢，我掙脫了，在馬路上不斷地攔計程車、攔摩托車，都被他們手中的“警察證”嚇走了。上訪的人群過來和他們論理，我在這時才得以逃脫。就在這個月里警察頻繁到我租住的“家”里騷擾，房東再不敢租房子給我。我的一個朋友問這個警察，為什么要這樣做？這個警察說：“這是我管轄的地方，因為他（我丈夫）老婆經常上訪，讓他們搬家我就不再來了。”我們又一次被他們攆出了“家”門。我們搬到徐家大灣，房東立即帶著居委會書記晚上到我家，以玩的名義，偷走我的上訪材料。我對他們說：“你們要，我會給你們的，我的上訪材料是公開的，但是你們的行為非常可恥！”從那開始我成了這個社區的監控對象，我們租住在一樓，廁所經常堵塞，糞便四溢，無法租住。跟逃難一樣，我們被迫又一次搬家，住到了昌家灣。
三、設圈套——捏造“精神病”
2009年10月11日，我因為追查殺人兇手，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關押在“法教班”，就是“黑監獄”。在法教班，漢陽公安來了十幾個人，區政府葉主任對我說：“來了個破案專家，她可以幫助你把這個案子搞清楚。”他說的“破案專家”是一位70開外的老太太。我就問：“你能不能給我看看你的工作證？”她一聽，一言不發，揚長而去。葉主任立即對我說：“專家是來幫你破案的啊！”“是公安請來的，你問她那些干什么呢？不要再問了吧？”他又把“破案專家”請回來了，她要我談了案發的情況，她似乎沒多大的興趣，也沒向我提出什么問題來。前后大約十幾分鐘，這一行人離開了“法教班”。
第二天漢陽公安分局信訪辦才給我一份《公安機關處理信訪事項答復意見書》，
《答復意見書》中寫道：“案發后，分局成立由區委常委、局長李國漢親自掛帥，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余秋元包案••••的破案專班”。然而專班辦了什么事呢？“對拆遷工作人員進行了全方位調查，均不能認定該案系拆遷人員報復所為。”這里有兩處不實：一是案發后即成立的局長為首的專班不實。2009年8月，案發五個月后，漢陽分局刑偵隊的給我打電話說：“以前，漢陽分局從來沒管過這案子，趕緊通知馬永剛到分局來做筆錄。”二是“對拆遷工作人員進行了全方位調查，均不能認定系拆遷人員報復所為”，拆遷公司如果作了案，會認定是自己所為么？
他們警告我：“只允許你在武漢市上訪，不許你再到北京上訪，如果對《答復意見書》不服30日內，到漢陽法院起訴！”
10月15日那天，司法局的陪教對我說：“8天了，沒把你關成精神病，把我們快關瘋了！”
三個月后，到了2010年1月15日，他們把我從“黑監獄”法教班放出來，漢陽區信訪局把一份《武漢市精神病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書》交給了我丈夫。
這份鑒定書是非法的，他們沒有鑒定人的資質證明；也沒有鑒定許可證，在我本人和我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漢陽分局單方委托，給我捏造這份精神病鑒定書。
我丈夫一看，勃然大怒，喊道：捏造、捏造全是捏造。我一看鑒定書，都快氣昏了，這就是三個月前“破案專家”給我“破”的案！再讀《鑒定書》的內容，沒有一句是我當天向她陳訴的情況，全是捏造、編造的。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摔破了儲蓄罐”假話外，還編造了我把自己反鎖在天安門旗桿上，愛和人吵架的故事。關于天安門鎖旗桿，那天我在現場，把自己鎖在旗桿上的是李平貞，當時她穿的是胸罩和三角褲，她的胸罩、三角褲上分別寫著“冤”，警察批評了她！此鑒定書極其荒謬，一直以來我都是管理商超的一名業務員，我的辦事能力，受到上級領導的認可，我的為人，受到同事的歡迎，我們情同手足，親如姐妹。整個《鑒定書》中所敘述的“偏執”事例，都是捏造出來的，主要是剝奪我人身自由權利，宣布我為“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把我關進瘋人院，治成精神病，讓我永遠閉口，達到掩蓋梅家巷暴力拆遷殺人罪行的目的。
漢陽公安不抓兇手，專門監控跟蹤抓捕關押受害者，害怕暴露真相，人民有理由質疑漢陽公安的某些人難道不是兇手的幫兇同謀嗎？更惡毒的是通過捏造“精神病”之名，將我送進“精神病院”，讓我永遠閉口，達到保護罪犯保護自己的目的！
這個作惡多端的公安敗類，竟然被《江城警訊》新聞中心表揚，稱“漢陽分局局長李國漢連續四次約訪重點對象馬秀云，通報案件偵破情況，力所能及地為其解決家庭實際困難；并將1.5萬元醫療費送到了馬秀云家中。”我想問，“李國漢給我家解決什么實際困難？”在“拆遷公司”沒進梅家巷之前，漢陽區政府和公安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是美好的，因為我從沒接觸過他們。“拆遷公司”進梅家巷之后，漢陽區政府和公安剝去了他們在人民心中美好的面紗，露出了他們丑陋、兇惡、殘暴的法西斯真面目。他們對待我們人民象狼群、象猛獸，象青面獠牙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
在建橋派出所段雙元說：“你坐下來咱們談談，給你1萬5了，你還告，你就說你家窮，給你兩萬塊錢就是的，你告政府、告公安誰愿意承認。”我說：“如果你愿意，我愿把這1萬5給你，照我弟弟身上的疤，砍你十幾刀行嗎？”段露出猙獰的面孔，拉著我的衣領：“你看到平常我對你笑，你還沒看到我另一面！”我對段說：“你今天敢對我動手，我也會告你的”，這時段才放手。段說：“只要上面發話，我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
四、截訪——被慘無人道的送“精神病院”
2010年3月3日，我在北京上訪，剛到北京火車站，武漢市漢陽區維穩辦的余加銘主任帶領幾個人，在北京火車站“截訪”。在抓我時，他們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周圍群眾看到一個弱女子，被幾個男人“綁架”，遭到見義勇者的指責和毆打，余加銘主任被打。此事與我毫無關系，是他們大白天在街上非法抓人，引起群眾的公憤造成。
3月4日，漢陽公安分局的魏教和建橋派出所的熊教帶領十多人，闖進我在北京的住所進行搜查，搶走了我的電腦和手機，把我帶到東管頭的“黑監獄”。
3月5日，建橋派出所熊宏志教導員，帶著四個警員，來到“黑監獄”東關頭，姓陳的指著關我的房間說:“在那個房里。”四個女警員像流氓一樣對我進行毆打，如果不是親身受害，很難想象這些女警察也如此兇殘，（他們的警號，我還記著）打完后，強行把我押送到回武漢的火車。
3月6日，他們把我押到武漢市漢陽區建橋街派出所，所長王懷亮、街辦主任段雙元、社區書記劉宏斌都在場，要把我送進“精神病院”。我丈夫帶著我8歲的孩子也來了，我丈夫拉著我的手說，“秀云走，我們回家去!”8個彪形大漢，強行分開我夫妻、母子！我沒有流淚，我決不會流淚，眼淚對魔鬼是沒有用的，我的心中只有悲憤只有怒火！我家的房屋被強拆，弟弟被殺，上訪無路，還被漢陽公安機關的某些領導強行送到“精神病院”！
同胞們，漢陽區還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漢陽嗎？他們把我強行關進了漢陽區江堤街衛生院“精神病院”，由建橋街道綜治辦主任段雙元在入院單上簽了字，往桌上給“精神病院”扔了一打錢，足有萬余元。段對我冷酷地一笑：“這里陪你的人可多了！”說罷，揚長而去。
這天上午進入“精神病院”后，我找了醫院閻安偉主任，我告訴他：“我是個自然人，是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我沒有精神病！”以及為何上訪告訴了他，請求他放我出去。就是這個閻安偉冷酷的說：“上訪就是有病，出去！出去！”一位護工找我談話:“我知道你是上訪被關進來的，只要關進來的人沒病也是有病，醫生給你開藥，護士就必須要你吃掉，你不吃護士就會要我們用繩捆你，強行喂你，你再不吃護士就會給你打電針，一針打下去，會讓你半月頭都是難受的，好漢不吃眼前虧。”我聽了護工的話，每天和精神病人一起排隊吃醫生給我開的藥，吃完藥，護士讓我把嘴巴張得大大的檢查，看我是否把藥吞了，我把藥壓在舌頭底下，進了病房趁沒人時都吐了。
3月9日，建橋街段雙元主任來醫院同閻安偉主任說：“她好大的能耐，把記者都請來了，昨天一個記者還會見了阮成發市長，我們做的這些事情，她是怎樣發布出去的?”醫院主任閻安偉聽了，對我咆哮說:“搜！把她身上重新搜一遍！”護工搜了我的身，一無所獲，閻安偉命令：“搜！搜她的床鋪！”床鋪上也沒搜出什么來。他簡直要發瘋了，指著我的肚子說：“還有她的肚子，她肚子里有什么?做個B超看一看……”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就反詰他：“你的醫德哪去了?你知道你的行為在犯法嗎？”他的瘋狂才有點收斂！醫生治病救人，過去被人們稱為天使，為什么今天他們竟變成如此冷酷沒有人性的惡魔！一天上午，我的親戚朋友來看我，他們不允許探視，朋友們在外面一遍又一遍呼喚著我的名字，我隱約聽到“馬秀云！馬秀云！”他們不準我回答！我的心在流血，我感謝與我生死與共的朋友！他們警告閻安偉：“馬秀云現在是個很正常人，如果你敢對她下毒手，把他整成‘精神病’，我們會把你告上法庭！”
在精神病院，我雖然每次都把藥吐了，可明箭好擋，暗箭難防，他們卻在我盛面條的碗里下了藥，弄的我頭昏腦脹，全身肌肉疼痛，生不如死！可是我不能死，我要活，我弟弟的冤仇還沒有洗雪！我決不能死！由于我是這個醫院的“特殊”病人，我被關在精神病院時，不許站在窗子邊，不許站在鐵門邊，因為窗子和鐵門可以看到外面，不可以和外面說話。不許到探望室，因為探望病人的家屬都是正常人，怕他們走漏了“風聲”，更不允許我的親朋好友探望我。一個正直的中國人在共和國的土地上，遭受如此非人的迫害，這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3月12日，我的親人和朋友十多人，再次來到這個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的周圍一遍遍大聲呼喚著我的名字，“馬秀云！馬秀云！……”要求醫院放人，醫院把我鎖在一個小房間里，捆綁在一個長條椅子上！同胞們，這同國民黨反動派迫害反抗剝削壓迫的革命人民的渣滓洞有什么區別？這是真實的發生在人民共和國 “武漢漢陽”的土地上！當時我有一句刻骨銘心話：“這些共產黨的叛徒，人民政府的敗類，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惡事，沒有他們做不到惡事！”他們把我關進精神病院，封鎖消息，使親人朋友不知道我在哪家醫院？他們認為做得天衣無縫，可以永久的把我封鎖在精神病院，可是他們的陰謀破產了！
2010年3月16日，我的親朋好友得知我所在的精神病院，在他們的強烈抗議下，精神病院只好放我。但是我走出大門，迎接我的竟是一輛警車，他們把我又關押到漢陽陶家嶺拘留所，進了所謂的“法教班”，其實就是“黑監獄”！到了“法教班”，我對建橋派出所的教導員熊宏志說，“你們把我轉到法教班，就說明我沒有精神病！”熊教說，“你沒有這個病，也有別的病！”
同胞們，公民們！一些暴力拆遷違法犯罪、惡貫滿盈的某些當政者，竟然信口雌黃任意迫害，給遵紀守法反抗剝削壓迫的人民辦“法教班”，難道不是一個黑白顛倒，人民受難豺狼當道的漢陽嗎？
在我的親人朋友一再抗議下，4月9日，我得以釋放！
那些把我從精神病院營救出來的朋友們同志們，我馬秀云永世不忘！
中國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們，人民政府的公仆們，全國的同胞們！他們毀了我的房子，殺害我的弟弟，還要追殺我，把我關到“黑監獄”，關到精神病院，至今有家不能歸！他們還有一點人性嗎？我要控告這些共產黨的叛徒，人民政府的敗類，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能允許這些禍國殃民的毒蛇猛獸橫行霸道嗎？
控告人：武漢市漢陽區梅家巷49號3樓303室 馬秀云
電話：15308648501
201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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