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員工資改革思路不應該是“小熊分餅”

復旦教授韋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美國靠剝削全球活得不錯，在紐約、波士頓和其它城市，吃穿用都比上海便宜；尖刻一點說，這是美國剝削全世界的結果。我們生產了價廉物美的產品，出口到美國，他們印了鈔票來買我們的東西，而鈔票到了我們手上，還貶值。我們覺得持有他們的鈔票不安全、不劃算，怕損失，又再回去買他們的國債。這樣美國人來回賺了幾個來回？賺多少？

為什么會這樣啊？原因復雜得很！其中就有我們自己的管理水平問題。韋森舉例說：“前些日子，據說商務部提出要降奢侈品關稅，財政部馬上就否定了。這背后就牽涉到一個利益之爭。因為，一降關稅，財政收入就減少了。這實際上是財政部的部門利益綁架了國家利益和全局的國民利益，竟然荒唐到了這個程度！”我對這個具體問題無觀點，只是同意“利益”一說。

獎勤罰懶、賞功責過是管理學最基本的原則之一。當我們的經濟被“有關部門”運作成這個樣子時，沒有聽到“上責”或自責的聲音，相反，“有關部門”在這個極為敏感的時期提出給公務員“改革”工資的消息則不絕于耳！

“改革”工資與“漲”工資相比，其相同與區別在于，“漲”是相同的，“改”是漲多漲少有所區別。漲是絕對的，多少是相對的。這次改革與獎勤罰懶、賞功責過毫無關系，據說，“旨在消除地區差距、消除基層與省市級之間差距”，因為低收入地區公務員“應對通貨膨脹”的呼聲很高。

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通過改革不平衡以達到相對平衡。這個理論并不高深，“技巧”在于平衡的方法。這個技巧怎么看都是“小熊分餅”，只不過反其意而用之，輪番上漲而已。

公務員該不該漲工資？這要看公務員實際收入水平在國民總水平中的地位。在這個大前提下，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還要考慮兩個因素：

一是通脹因素。通貨膨脹的簡單理解是“鈔票多了”，但這些多余的鈔票并不是相對平均地分給了老百姓，一方面是社會通脹，另一方面則是老百姓錢包“緊縮”。除了一部分人以外，大多數人對飛漲的物價徒呼奈何。因生活所迫，人們的情緒并非是另一部分人想象的那么簡單，“犯罪率”正在上升，觸動社會敏感神經對于公務員并非福音。

二是貧富差距因素。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與資本主義國家有不同的原因，并不都是因為“素質”原因造成的。（馬克思不是這樣理解，這里先不討論。）目前，最底層的人正是那些年齡偏大的下崗職工，他們有的無企業可依，無分文收入；有的因企業改制“內退”，月300～400元“生活費”，不夠支付水電煤氣費用。中國經濟起步就是靠他們，可他們的生活狀況現在都比不上有地的農民，成了城市的赤貧階層。同樣，中國的不少豪富（包括“官富”）也并不是“素質”的公平競爭換來的。實現公平公正正是我們“有關部門”的主要責任。暫且不言“為人民服務”，起碼，“感恩”、“飲水思源”是一種慈善吧？這種問題被長期擱置，時時刻刻想到公務員該漲工資了，是不是也算“道德”失血？

在貧富差距懸殊、物價高企時期，一部分不是最急需漲工資的人漲了工資是什么后果呢？稀飯加水，膨脹加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當然，這僅僅是就經濟說經濟。

有資料顯示，截至2001年10月1日，第七次公務員工資調整后，中國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人均工資在15個大行業排名中，公務員居第5位，如果再加上其醫療、社保、“小金庫”等方面的福利，實際處于更高水平。（不要將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列在其中，它與合法收入無關。）

上半年，曾就發改委提出的“每年遞增15%的大范圍漲社會工資方案”，我撰文分析說，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由發改委“說了算”的漲工資的對象“范圍”，只可能是公務員和一部分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現存的國營企業高層管理人員。

時隔幾個月，人保部再次明確公務員工資“改革”，根據“有關部門”的決心看來，不漲是不行的了！

在公務員工資問題上，我倒是支持與西方接軌，將公務員的工資問題交由議會（中國人大）去決定。“公務員”的概念本來就是接軌得來的，為什么待遇不接軌呢？“官員”的概念是來自于封建制度，然而，封建社會的俸祿也是“皇家”制定的。我們不能留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空子，讓“有關部門”戳著玩兒。相比“公務員”、“官員”，我更懷念“干部”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