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美國”走向何方？
鑒 明
（一）
1960年10月2日，伊拉克《文明報》載文說：“中國在各方面表現了它的偉大，其中最偉大的一點是戳穿了‘紙老虎’的本質和促使‘紙老虎’的失敗。”
對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與作用，這是一個非常確切的鑒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剛熄，災難深重的各國人民還未及喘口氣，美帝國主義就挾其“勝利”之勢，一手拿著原子彈，一手握著美元，打起“自由”“民主”旗號，發動“反共”“冷戰”，挾植法西斯余孽，勾結各國反動派扼殺人民革命斗爭，意欲把全世界變成由它“領導”的“自由世界”。
中國首當其沖。
怎樣認識和應對這種形勢？怎樣認識和對付美帝國主義？——這是擺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首要問題。
歷史早已確鑿證明：是毛主席最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套用恩格斯的話來說，與美帝國主義及各國反動派的“斗爭是他得心應手的事情。而他進行斗爭的熱烈、頑強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見的。”
這一點，無數論著已經細說端詳，毋需贅言，僅舉兩例。
一是，1954年12月11日，他同緬甸總理吳努談話時說道：
“我國是一個大國，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強。吳努總理去看過我們的汽車廠，我們連一輛汽車都出不了，此外連一架飛機都不能造，那末強在哪里呢？但是，即使我們再弱，美國要把它的意志強加在我們身上也是不行的。過去我們在延安，就沒有屈服過。在解放戰爭中，我們也曾把侵入我們地區進行間諜活動的美國人逮捕起來。不論美國多強，能產多少鋼，能出多少輛汽車和多少架飛機，我們也是不會屈服于它的壓迫的。對于友好的國家，我們的態度像兄弟一樣。對于壓迫我們的國家，只要它們一天繼續如此，我們就一天也不屈服。”（《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93頁）
二是，1963年8月9日，他同索馬里總理舍馬克的交談。
舍馬克說：“我們獨立不久，非常珍視我們的獨立，我們自己要負起責任，確立我們自己的人格。過去很長時間內我們是被支配者，現在我們要做歷史的主宰。過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們當做人，只把我們當做東西。”
毛主席隨即回應道：“他們只看到東西，因為東西有用。人能夠為他們生產財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沒有什么用了。現在我們不為西方國家生產財富而而自己生產財富，所以它們就天天罵我們，特別是美國。你們的主要斗爭對象不是美國吧？我們的主要斗爭對象是美國，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國主義在我國周圍建立很多軍事基地來包圍我們，這是你們知道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99頁）
毛主席還說道：“現在美國還在占領我們的臺灣，假如：第一條，美國把臺灣交還給我們；第二條，聯合國讓我們進去，趕走蔣介石；第三條，取消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第四條，兩國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系。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因為這不僅是我們自己一國的問題，我們要團結世界大多數人民，這樣才能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它們最恨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在國內打倒帝國主義，而且要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我們的武器不多，沒有原子彈，經濟也不發達，但是我們贊成全世界人民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只有到那個時候，世界人民才會安寧，我們自己也才會最后得到安寧。你們不信嗎？帝國主義總有一天會被打倒的。”（同上第501頁）
毛主席在世時，新中國就這樣一路走來，促成了“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令人神往的大好局面。
1989年4月，布熱津斯基在其《大失敗》一書中，賭咒共產主義在21世紀滅亡，預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指導思想必將蛻變，中國將演變為“商業共產主義”，而“商業共產主義可能會演變成腐敗的共產主義。”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此前，“共產主義似乎在乘勝前進。”“雖然美國在20世紀已成為最強大的世界大國，美國的生活方式也散發出無與倫比的巨大魅力，但人們卻普遍而不公正地認為，美國在進行一場防御性的阻擊戰，企圖徒勞無益地阻擋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
也正因此，毛主席，毛澤東思想，不僅在中國人民心目中，而且在全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歷久彌新，至今依然。
還記否，號稱“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
（二）
事實反復表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與時俱進”、見風使舵、按需“創新”、心比天高的精英。對他們曾經參與并熱烈贊頌過的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歷史，他們不僅善于健忘，而且是徹底否定的。中央黨校那位沈教授就一語透了底：“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使中國走入了絕境”。雖然迫于形勢，出于“應景”之需，有時他們不得不說些“好話”，那也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義，更主要是為了襯托他們自己的豐功偉績。
這幫子精英信奉的是唯心歷史觀，“是英雄創造歷史”。在他們看來，是他們，只有他們，再加上萬不可少的美國人，才是創造當代世界歷史的動力。正是有賴于“總設計師”的精心設計，他們推行的“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才改變了當代中國和世界的面貌。
現在，我們已經得知，“總設計師”在1978年末寫了一個提綱，其中一句是：“讓一部分人先好起來，搞一段資本主義”（但不知為什么，精英人士欣喜若狂地發現和公布這個提綱時，又獨獨隱去了后一句）；又在1979年初訪美時答問曰：“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強了”。這就是他“設計”的“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藍圖的綱，也就是鄭必堅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新覺醒”，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領導層的新理念”的要旨，貫穿于此后中國一切內外政策和舉措的指導思想。
而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領軍人物之一的鄭必堅，2005年6月奉命去美國游說“和平崛起”時，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對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中央關系的十點看法》（見《鄭必堅論集》下卷），則是堪稱“經典”。他從“理論”高度，概括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領導層的新理念”，強調指出：“如果看不到中國領導層的這些順應世界潮流的重要理念、核心理念，就會對中國在21世紀的根本走向發生嚴重戰略誤判，其結果將會犯歷史性錯誤。”他還第一次公開響亮地宣告：“來自全球化時代兩國利益的深度捆綁和互有所求，中美雙方形成了輕易拆散不開的利益共同體和利害共同體。”
總之，從1979年“跟著美國”開始，到和美國“深度捆綁”；繼“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之后，又提升為美國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再發展到而今的“同舟共濟”“攜手并進”，向著“志同道合”奔去：這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美關系進程的粗線條。
1954年10月9日，毛主席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講到他的一個懷疑道：
“像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為什么要跟著美國走，而印度、印尼、緬甸和北歐的一些國家卻不一定跟著美國走呢？我看這是因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美國火車頭下一個命令，它們不得不服從。印度、印尼、緬甸和北歐的一些國家沒有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或者套得不緊，因此沒有必要跟著美國走。”（《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66——167頁）
可現今，偌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心甘情愿、癡心不移地主動送上門去，與美國“深度捆綁”成“輕易拆散不開的利益共同體和利害共同體”，“同舟共濟”“攜手并進”！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世界上有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這90多年間，在世界史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誰人見過這等今古奇觀？自1976年9月，毛主席辭世后著35年間，經由“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就這樣被徹底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就這樣“創新”“形成”，有良知的中國人，更不用說共產黨人，有誰個能無動于衷，安之若素？
這等空前的歷史大倒退，這等無恥的歷史大背叛，正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它們遭到了日更越盛的質疑、批判和聲討，不是勢所必然、理所當然的嗎？
（三）
毛主席斷定：“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滅亡。”“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心甘情愿和美帝國主義者“深度捆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也是如此嗎？
一位從事美國研究的專家很是坦白：“沒有中國改革開放，就沒有冷戰結束，就沒有美國獨大天下，更沒有我國經濟規模只用三十年就升為世界第二。這個各贏互利的事實，我們今天應該看得清楚。”（5月9日《東方日報》）
海外學者鄭永年同樣認定：“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緊密相連，中國一壞，美國馬上就壞，反之亦然，這就是中國為什么還要買美國國債。美國是老大，老大要防止老二挑戰自己的地位，要遏制可以理解，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老大和老二都是在一個體系之內，老二如果能多承擔國際責任，老大維持的霸權地位就能長久一些，中美共同利益越來越多就是這個道理。”（2011年第15期《南方人物周刊》）
因此，3月21日瞭望周刊發表鄭必堅的大作《“和平崛起”第二個十年》曰：
“胡錦濤主席年初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是下一個十年中美兩國關系的新起點。中美《聯合聲明》的核心概念就是中美‘共同利益’。其中明確提到‘共同利益’和‘雙方根本利益’就有八處，在中美關系史上前所未有。
如果說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依靠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美之間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實基礎；那么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將更加依靠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而成為世界發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美之間也將形成更系統和更可持續發展的共同利益。
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與世界、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發展走向，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果然，在5月9日第三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在華盛頓舉行）上，盡管美國副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希拉里“罕見地”“毫不客氣地就人權問題向中方發難”，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依然誠懇表示：“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未來也終將證明，任何困難都無法阻擋中美合作的潮流。我們對此充滿信心。這種信息來自于中美之間的廣泛的共同利益，來自于兩國人民的共同意愿，來自于歷史和哲學的思考。”（5月10日《人民日報》）
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更是掏心露肝地向美國高官們陳言：“此時此刻站在各位面前的已經是一個70歲的老頭了。按照道理應該回家同兒孫相聚共享天倫之樂，那么為什么還在不停的奔忙于太平洋兩岸，一次一次的同我的美國伙伴們，坦誠的對話虛心交流呢？那就是要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就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使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永遠成為好朋友、好伙伴，使我們各自的子孫后代幸福安寧，難道我們應當讓他們失望嗎？我想是絕對不能的。”
這等肺腑，美國人豈能不動心？
據報道，基辛格近時出書《論中國》。這位自稱“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美國政治家，對記者說道：在中美之間，這么多年間哪怕偶爾會有一些困難，兩國關系的整體走勢是趨向合作的。目前兩國關系非常好、非常牢固，更重要的是，雙方都決心將繼續提升兩國關系。”“我新書的主旨就是中美兩國必須加強合作，共同建立新的世界體系。（6月9日《參考消息》）
那個有中國血統的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8月14日在其官邸首次亮相時，一改往日“強硬“姿態，高調表示：盡管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存在差異，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可以找到共同點。“作為兩個大國，我們有機會為全世界提供領導力。”（8月15日《東方早報》）
8月17日，美國副總統拜登來了。胡錦濤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9年4月，時年37歲的拜登作為一個參議員隨團訪華。今年5月9日，他在第三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致詞說道：“在那次訪問期間，我們會晤了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并目睹當時啟動的種種變化正在開始促發中國引人注目的——絕對是引人注目的轉型。即使在當時也已經很清楚——巨變正在發生。……作為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一位年輕成員，我當時寫下、表述并且相信我現在所依然相信的：一個崛起的中國是一種積極的、積極的進展，不僅對中國而言，而且對美國和全世界也是如此。”現在，他也年屆七旬了，又一次不遠萬里，而且帶著孫女來到“地球村”的東頭，“投資中美關系的未來”（路透社）了。他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表示：“我們決心將兩國關系確定在可以持續幾十年的穩定軌道之上。”“正如奧巴馬總統所言，‘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將塑造21世紀，……’”（8月17日《人民日報》）
呵！盡管多少年來美國始終從方方面面打壓中國，今年以來尤甚，近時的“美債陷阱”更劇。但是，“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不自在”吧，中美兩國還是那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還是那么高瞻遠矚，為“各自的子孫后代”造福！這是多么令人難以想象的美好景象啊！
怪不得，“綱領性文獻”“七一”講話中，在肯定“中華民族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之余，又不知第幾次地喋喋不休地展示了“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良辰美景。而與此相關的種種高談闊論和奇談怪論，源源不斷地充塞于各類媒體，使人眼花繚亂，暈頭轉向。
問題是：所有這些，都經得起實踐檢驗嗎？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嗎？
32年來“跟著美國”，與之“深度捆綁”“同舟共濟”“攜手并進”的中國，于今又將繼續走向何方？
讓我們繼續“冷靜觀察，沉著應付”。
（2011年8月20日，寄托對魏巍老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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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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