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街頭革命說明了什么?
2011年的8月真是多事之秋。先是美國國會兩黨為債務上限上調吵得不可開交,雖然最后免強達成協議,通過決議,避免了美國政府破產,但是,卻導致國際信用等級評審機構下調美國信用等級的情況發生。緊隨其后,便是遍布全球的一系列金融動蕩。特別是8月8日,中國股市劇烈下跌,對美國的國債市場做出了劇烈反映。緊接著,發生在以色列約有80萬人參加的大游行,與英國倫敦因和平抗議而升級的騷亂,為美國的債務上限上調所造成的影響勾畫出了一幅壯麗的畫卷。
發生于英國倫敦持續3天的騷亂震動了世界。對于這場騷亂,左派稱之為“起義”,連參加活動的英國人自已都稱之為“起義”,右派稱之為騷亂。我們取其中性詞,稱之為“街頭革命”,因為英美等國在策動北非中東地區以及前蘇聯地區的動亂時都稱之為“街頭革命”。這次發生于倫敦的街頭革命,之所以震動世界,是因為它發生于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資產階級民主的發源地。革命給其他人,特別是第三世界渴望“民主”的國家與人民上了一堂很好的“民主課”,特別是給那些刻意教導中國人民走民主道路的“精英”老師們上了一堂很好的民主課。對于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現在各方還在觀察中,我想發表一下我自已的一些觀點。
倫敦街頭革命扇了中國“精英”民主“老師”一個響亮的耳光
英國可以說是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大本營,發源地。從13世紀開始的《大憲章》運動就給英國民主歷史蒙上了一場神秘的色彩。1620年前往北美殖民地的“五月花”號帶去的就是《大憲章》運動所帶來的民主成果,1640年揭開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從倫敦開始的。注意,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時是在血雨腥風中進行的,而不是“和平投票”,在那場暴力革命中,英國國王為此丟了性命,被送上了斷頭臺。這被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稱之為民主對獨裁的勝利。其后,隨著英國“光榮革命”的發生,以君主立憲為特色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在英國確立并逐漸成熟完善起來。隨后,美國民主進程比英國走得更遠,以英美民主為版本的民主政體開始在全世界推行開來,成為社會現代化的必然標志。中國先前時間資產階級精英學者一再叫囂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以英國與美國民主為模式設計的。
毫無疑問,與封建專制政體相比,英國的民主政體的確解放了生產力,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比以往任何世代更是爆發出驚人的活力,給全世界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資本主義手工工場突破了以往封建手工作坊的生產規模,帶來了分工協作的勞動新模式,啟動了規模生產、工廠管理與工具改進的進程。科學技術的運用,機器的發明,工廠制的誕生,引爆了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改變了世界的面目。特別是股份公司企業體制的創建,證券市場的形成與國債信用制度的建立,為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使資本主義發展找到了獲得了大規模融資,集中資金辦大事的渠道。正是由于這些變化,所以英國的商人們才能迅速籌集資金,揚帆遠航世界各地,工業家們才能方便地籌集到必要的資金,使新機器的研發得以進行,道路建設者們才能獲得巨額的資金進行鐵路建設。因此,使得英國在19世紀就成為世界上唯一的“日不落帝國”。
由于英國率先將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與科學創新體制有機地結合起來,由于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工業革命的成就以及日不落帝國的形成,使得英國這個新興的暴發戶比以往世界上任何一個暴發戶更具有非凡的素質、體制與能量呈現在世人面前,樹立了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形象。既使它在世界上既充當霸主,奴隸主的同時,還充當老師、啟蒙者的角色,無論是后來的美國,德國,還是現在的中國都相繼迷信于英國的建設成就。將發源于英國的許多民主思想與做法慣例稱之為“普世價值”,用以“教訓”國人。
不可否認,英國的民主制度也在不斷改進,并具有一定的糾錯能力,使得這一制度從13世紀開始一直沿續到今天,仍有一定的活力。在世界上沿續了七十年的蘇聯社會主義,雖然有社會主義這一新興先進的經濟制度,但是,由于民主體制不健全,不能充分履行人民當家作主的職責,導致管理人員權貴化,形成特權階層,并產生嚴重的腐敗現象。在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七十年后轟然倒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在建立60年后也面臨著“改革”。在一系列的對抗中,發源于英國的民主這一政治制度表現出“驚人”的戰斗力,好象就要成為最后的戰勝者。就是這個時候,被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家喻之為民主常青樹的英國國內卻發生了嚴重的騷亂事件,或者說街頭革命,這不蒂扇了那些主張資產階級性質政治體制改革的鼓吹者們一個響亮的耳光。
他們一再鼓吹,英國美國民主如何如何好,一人一票的民主如何能夠伸張民意,為民造福,但是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模范國家”里,為什么最能充分表達民意的英國,一人一票不能夠解決人民自已的問題,非要上街游行,并通過打砸搶這種極端的方式來伸張自已的民意呢?還有,經過上百年的發展,資本主義確實積累了大量財富,一些精英一再誘導國人,說,你看資本主義多好,有那么多物質財富,那里的人民都過著“天堂”般的生活,我們大家都想過上好日子,就拋棄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共同奔向天堂般的資本主義社會吧。但是,從英國倫敦街頭革命暴露出來的問題看,那里的人民也并沒有過上“天堂”般的生活,如果他們都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為什么還冒著被警察射殺的極大風險上街游行,并發泄自已的極度不滿嗎?
英國倫敦的街頭革命,首先送給國人一個信號,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體制不能解決普通百姓的生活貧困問題,國內一些“普世價值論”鼓吹者所編造的“民主萬能論”,“市場經濟致富論”等美麗慌言隨著倫敦示威者的一把大火燒了個盡光。
倫敦街頭革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到現在還在閃閃發光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發展生產力,過去兩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發展,證明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制度與自由的經濟制度可以帶來生產力。這一點也是三十年前窮怕了的中國人之所以要急于改革,并看中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點。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三十年來,中國一再以英美為師,以“效率”為先導,以“做大蛋糕”為宗旨,通過“改革開放”的手段,不斷改革掉自已原先的制度安排,以求建立“市場經濟”體系。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已經指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克服的,這種矛盾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式暴露出來。特別是1929----1933年發生的資本主義大危機更讓人談虎色變。同時也讓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顯示出了自已制度上的優越性,與英國19世紀中顯示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一樣,建立了一個新興制度的樣板。
這種矛盾如果用到現實社會中去分析,就是資本主義巨大的生產力所生產出來的巨量商品如何銷售的問題。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使得這個社會所有的商品的歸屬權清清楚楚,也是市場能夠交換的基礎。但是資本主義又是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商品經濟具有等價交換與周期循環運轉的特點。商品等價交換要求商品供求雙方必須是等價交換,生產方生產多少商品,需求方就必須全額購買多少。如果有一方不等價,如購買方全額接受不了銷售方提供的商品,那么就會發生交換剩余。這種剩余就會影響下一次交易,即勞資交易,如供貨方不能全額支付其員工工資報酬。將商品市場不等價交易產生的剩余性損失轉稼到員工頭上。而員工本身又是消費者,轉身在消費品市場上第二次購買生產方提供的商品時,由于其工資收入減少,更不能全額接受供貨方提供的商品,交易可能會產生比前一次更多的交換剩余。隨著市場交換周期的頻繁,供貨方積累的交換性剩余會越來越大,而消費購買方所能提供的購買力會越來越低,到一定時候,就會發生經濟危機。
由于資本家的聰明才智,不斷創新經濟理念,各種投資理念,經營管理理論都被創立起來。如投資拉動購買力,出口拉動購買力,國家公共建設拉動購買力,虛擬經濟等等都逐漸發展起來。使得商品的交易越來越復雜,交易品種也越來越多。比如說羅斯福執政期美國實行的新政,就將國家公共建設與開支作為購買力來解決由于單純的私人占有制企業市場交易產生的交換性剩余問題。凱恩斯理論也是資產階級學者為醫治“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這對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危機而開出的一劑藥方。國家計劃以某種形式介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中去。國營事業,公共開支,國家規劃 、虛擬經濟等等形式都為延緩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是,這種舉動也影響了資本家的創收,因此,資本家必定想盡辦法除之而后快。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英國統治階級就迫不急待地取消了凱恩斯理論的經濟政策,改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手讓資本家賺錢,讓資本的作用發揚光大。這次英國倫敦暴發街頭革命,便是英國長期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手讓資本家掠奪社會財富,嚴重損害下層人民的利益,積累了嚴重的社會矛盾的結果。
這場斗爭是必然要來的。之所以選擇在2011年8月以后,還在于資產階級信用制度的破產。英國是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發源地,創建國債制度便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杰出。原先,英國的國債主要用于投資領域,比如說鐵路建設,新船研制,或軍費支出等。在日不落帝國時期,由于英國的強大,經濟創利能力強盛,所有的投資很快都能得到回報。所以英國國債的投資人很快就能收回本錢,并有巨額收益。當社會發展到21世紀時,由于經濟理論的創新,國債被世界各國用于多方面用途,特別是用于增加公共投資、支付社會福利費用等拉動購買力的消費領域,增加社會購買力總量,以便與越來越龐大的生產總量相適應。由于國債用途發生變化,不再單純用于經濟投資領域,因此就無法再產生增值,而且連本錢也在充當龐大的社會購買力總量時所抵消,因此,自然會發生支付危機,這種危機是以信用危機的方式出現的。美國現在所積累的這些債務,以及由此產生的支付危機,便是國債這種債券用途發生變化的明證。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叫借債消費。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智力的發達,他們發展了虛擬經濟,研究創新了各種金融制度,以推出各種理財產品為形式,以掙錢的名義推銷給各類購買者,因此,也就將借錢消費的危機與風險轉稼到各個投資者身上。這樣,這次美債危機所造成的危機是遍布全球各地的,包括英國在內。
由于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即使債權人再借錢給債務人消費,以刺激經濟增長,這種由于債權債務關系轉移的資產所有權仍然屬于債權人,債務人(政府)即使再為了公共事業,拉動經濟增長是功德無量的大事,所欠的債務也必須還上,這是啟碼的信用問題。在英美等國,能夠購買債券而借錢生錢的人大都是資力雄厚的資本家,普通百姓是沒有力量進行這種投資的。而從美國國債不斷積累的趨勢看,國家所借的那些錢明擺著是還不成投資人的,這在投資人看來不是白忙乎了嗎?不是白白養活了那些“懶漢”了嗎?所以自然想要回自已的那一份債權。美國信用等級的下調,就在于告訴國會,我的那一份債權,權利是我的,你得還我,不能不當一回事。
但是美國的債務危機還表明,即使美國國家所發行的債券所形成的購買力,以及形成的利益,最后又被資本家從市場上收回了大部分,真正落到老百姓手中的無幾。這樣便產生一個問題,即政府既要安扶日益貧困的老百姓,繼續刺激經濟增長,還得繼續從資本家手中借錢,而以前從資本家手中借來的錢政府又沒法再償還給資本家。因此,在國債的功能發揮與信用償還上發生了矛盾。
英國信用制度與美國差別不大,國債所發揮的作用與美國相似。所不同的是美國是主,英國是仆,英國國債不但要擔負起英國國家應承擔的義務,而且還要承擔美國國債在英國發行所造成的后果責任。自然,當美國的債務危機發功時,英國所受的損失更大,其所積累的矛盾就象火山巖漿一樣噴發出來。
英國倫敦街頭革命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中的一環,還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會暴露出來。由于債務危機已成死結,資本主義經濟將遇到難以逾越的坎。
英國倫敦街頭革命將揭開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美國信用等級下調,是資本市場對美國國債上限上調的反映,也是資本家對美國政府能否最終償還累計債務的擔憂,而倫敦街頭革命則是社會下層人民對美國國債上限上調的反映,提醒資產階級政府,由于社會的貧困化,其所積累的社會矛盾還在繼續,并將最終發出自已的聲音。英國警察可能會鎮壓示威人群,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所帶來的問題,也許某個時候,英國警察也會因工資下調,支付困難、利益受損而上街游行,并重復8.7事件的過程。英國首相也許會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為了債務上限而發愁,奔走于國會兩黨或府院之間。
無論如何,債務纏身的問題必須解決。要么削減開支,包括公共開支與福利支出,引發更大的社會憤怒與危機,或者干脆賴帳,廢掉以前所欠債務,輕裝上陣。總之得尋找出路。
以前,中國有人曾推崇北歐模式,認為北歐的高福利與對富人的高稅率政策對緩解當前的貧富兩極分化有好處。但是問題是,對富人的高稅率政策,行得通嗎?富人愿意被征稅,并心甘情愿地繼續積極工作,組織企業創造收入等待你前來征稅嗎?這同樣涉及到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涉及到人們的價值觀得以改變的問題。
在這次街頭革命中,一位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28歲青年菲利普說:“這是工人階級的起義,我們要重新分配財富。” 這是英國苦難民眾的吶喊,也是時代變革前夜的暴風雨聲。說明他們在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已經復蘇了原來的社會主義意識,帶來了改變社會價值觀的思考。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倫敦街頭革命也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方向性指導意義。它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也許還可茍延殘喘幾十年,但是它的發展方式必須改變。倫敦街頭革命對于世界各地的革命同樣具有榜樣的作用。以色列舉行了80萬人的游行便是對這次街頭革命的呼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加劇,各國各地人民貧困化加劇,將會有更多的人象英國人一樣起來,伸張他們的民意,發出他們的呼聲,掀起一場世界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高潮。
倫敦街頭革命同樣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國資產階級壓迫了英國工人,所以英國工人就是起來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在新一輪革命斗爭中,覺醒的人民將會牢記人民領袖這一敦敦教導。
發生于歐美各國心臟的這一革命,對于中國當前的改革也有極大的參考意義。在此之前,中國一直有“分蛋糕”與“做蛋糕”的爭論,也就是“公平”與“效率”的爭論。廣東是中國“世界工廠”的“心臟”,也是中國外向型產業發展的中心地區,廣東是“做蛋糕”論的發起地區,廣東地區的效率優先也是拜歐美國家為師。這次發生于英國倫敦的街頭革命,對于他們一定會有教育意義。更為主要的是,由于歐美債務危機的嚴重,海外訂單的銳減,對于該地區的外向型產業一定是個沉重打擊,不知會有多少家工廠關門,多少工人失業,政府財政收入損失幾何,會帶來多大的社會振蕩。因此說,對于英國街頭革命來說,廣東地區的媒體主要關注的不應當是倫敦街頭革命到底是“暴徒騷亂”還是“工人起義”的問題,而是應當關注他們的“做蛋糕”論究竟能走多遠,會不會重蹈英國倫敦資產階級政府的復輒,引發當地革命的問題。同樣也應當考慮是不是改弦更張,重走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道路問題。
這是倫敦街頭革命對我們的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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