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方正立碑事件”，看黨的干部政策

從“方正立碑事件”，看黨的干部政策

            老 驥

黑龍江方正縣為當年日本開拓團侵略者亡靈立碑，引起全國廣大網友的極大憤概，在口誅筆伐的同時，五位義士親赴現場砸碑，數百革命元勛、抗日先烈后代簽名對立碑事件嚴厲譴責，迫于全國人民的巨大壓力，方正縣政府于8月5日凌晨將碑撤除。但事情還沒有完，廣大網友繼續要求有關部門徹查事件的來龍去脈，嚴懲漢奸辱國的罪行。

日本開拓團是一個配合日本關東軍向中國武裝移民的準軍事組織，當年它屠殺中國人民，霸占中國土地，圍剿中國軍隊，罪行累累、血跡斑斑，干的壞事并不比正規日軍遜色多少。就是這樣一個反動組織在中國死去的成員，竟然在今天的中國享受到了相當于日本靖國神社般的待遇，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正如《老兵上書》中寫道：“危險，危險??！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我們全體老兵向你們泣血上書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們是真糊涂還是反應遲鈍？為鬼子立碑之事，你們要是默許了，以后還有誰個為這個國家打仗？為黨效忠？多少家庭生靈涂炭，多少親人白骨累累，與鬼子的血海深仇尚未了結，你們怎么就忘了？民意不可違啊！全國各地還有那么多烈士葬身之地等待你們去立碑造墓，還有那么多傷殘軍人等待國家的撫恤和安排，你們咋就花錢為鬼子立碑啊？民怨沸騰，族群撕裂，思想扭曲，傷害的是黨的威信，傷害的是國家的榮譽！為鬼子立碑，為自己掘墓！”

是什么原因造成這樣的“碑劇”呢？筆者認為：有政治的，如無原則的中日友好及無原則的方正日本僑鄉的定位；有經濟的，如為了從日本招商引資；有思想的，如滅國去史，漢奸文化泛濫；還有一條，即組織的，如黨的干部政策的一些錯誤，這一條少為人提及，而我認為它就是碑劇發生的主要根源。如，滿學會會長閻崇年的祖父閻黎也是偽滿洲國的軍政大員、大漢奸，閻崇年利用學術在“百家講壇”大放厥詞，公然為異族侵掠，大肆屠殺漢人詭辯，被讀者忿而掌摑。又如，內蒙古抗戰期間著名漢奸奇鳳鳴、奇天祥父子賣國有功，兒子被日本天皇授予最高功勞勛章，他們的子孫奇英成又因父輩當漢奸的政治特色，被內蒙古1997年指定為民革旗幟性人物，擔任民革四屆委員會主委、內蒙古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把自己管轄的領域搞得一塌糊涂。還如，圍剿抗日自衛軍的奉軍大叛徒趙秋航的孫子趙白鴿現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等。

除了漢奸的后代紛紛進入共產黨干部隊伍外，更有地富反壞的子女和右派分子大量涌進。筆者在《改革之初二三事》曾有所揭露，80年代在平反冤假錯案的浪潮中，許多右派分子被平反安排進各級領導班子，為此許多右傾嫌帽子太輕而冒充右派，以求提拔重用。地富子弟也成了香餑餑，被各級黨委重點培養成接班人。我所在的縣，有富農子弟兄弟倆先后從教師提拔為副縣長，又先后貪污落馬。我工作過得一個鎮黨委書記是地主成分，我們閑聊時，我說，要是毛岸英不死，今天中國就不會這么腐敗。他立即反駁道，那不行，他若不死，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搞不成了。就是這么個黨委書記后來參與分贓救災款，不過也沒啥事。還有的地方為了推動改革開放，大量啟用所謂的能人和信得過的人，這些人中混雜著許多社會渣滓，于是社會上盛傳一句順口溜：“地痞流氓勞改犯，摘帽平反寶貝蛋。”

最著名的典型當屬全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某大右派他導致了國企大批倒閉，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國企職工5000萬人下崗失業，他主導加入WTO的副作用日益顯現，當前威脅我國的美元陷阱與美債危機，其始作俑者正是此人。據說在啟用他時曾有國家元老諫道，此人骨子里是反社會主義的。

由此看來，黨的干部政策的確發生了大問題，我們在干一件極其危險和極其愚蠢的事：把革命的政權拱手交給革命的對象。

有人說，不能唯成分論。不錯，黨曾制定政策“要有成分，但不要唯成分，重在表現?！边@句話有兩個界定，一是首先要講成分的，其次才是不要光講成分不講表現。二是在實踐中對出生不好表現好的人可以使用，但主要是在上學、參加工作方面不要有歧視，并不是在入黨和參軍等敏感問題上搞一視同仁，更不是培養他們當革命的接班人。那么，是不是地富反壞右漢奸的子孫就永無當官之望了呢？也不是，俗話說：“五世而斬”（漢奸的子孫除外），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自然解決，這是新生政權預防復辟的基本國策，也是古今中外的慣例。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將六國貴族統統集中在咸陽居住，以便監管，隋文帝干脆把亡周舊大臣統統殺掉，以防作亂。毛澤東時代黨對五類分子的政策是合理而人道的，給地富反壞分子生活出路，讓右派分子繼續工作且照發工資，實際上已先后多批為他們摘帽，正在逐步消化這個社會遺留問題。這些舉措既有時間概念又有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的客觀評估，政策穩健而科學。但改革開放之后，有人急于搞資本主義，于是就不顧一切地將地富反壞子弟和右派分子納入自己的麾下，充當其社會基礎。

有人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這話也不假，但愿道其祥。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指在體制內的變化，而非體制外的變化。譬如，漢呂后因戚夫人而妒恨劉邦，她大開殺戒，誅殺劉氏諸王，但她啟用的是娘家人的諸呂，而不是亡秦的遺老遺少。李世民與兄弟爭帝位，玄武門事變后誅殺逾萬人，但唐太宗啟用的是自己的部下和對方的賢臣良將，不是亡隋的權貴子弟。在國外同樣如此，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政府的領導權牢牢控制在北方集團手中，南方的舊奴隸主毋庸置喙。像今天這樣把革命的政權拱手交給革命的對象，這樣的蠢事，唯有中國有，天下絕無雙。

還有人說，階級斗爭不提了，要搞和諧。這是真的嗎？非也，就拿文革后清算左派來講，當局整整搞了十年的揭批查“三種人”運動，把文革中入黨的造反派統統開除黨籍，把文革前入黨的造反派統統給予紀律處分，把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或撤職或調離原崗位，然后宣布對“三種人”永不重用。實踐證明，30年來，別看政令早已不出中南海，但各級黨委“對三種人永不重用”仍奉作金科玉律，未嘗有絲毫的松動。對他們的家庭也有牽連，至今誰看到有左派的子女進了中央的？所以說，階級斗爭并不是不提了，而是出現了新動向——搞到左派頭上了，和諧了么？！

以上就是悲劇的根源，也是中國當前一切亂象的主要根源之一。干部政策存在的這些問題，長期以來成了懸在共產黨政權頭上的堰塞湖，今后只要風吹草動隨時都有垮壩的危險。

八十多年前，毛澤東曾有一段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的把握，不可不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敵人。”我真切的希望我們的領導同志盡快從迷失中走出來，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率領全國廣大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人民，堅決搬掉那座堰塞湖！

201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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