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蔣高明研究員對生態有機農業的成功實踐，給我們指出了一條發展中國農業，確保糧食安全和種族安全的正確道路。當今世界普遍面臨人口增長和糧食需求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有兩種道路。一種是像蔣高明這樣，走生態有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一種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只能走轉基因的道路。目前，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都看出了轉基因較生態有機道路所具有的潛在危險和不可持續性。他們已經意識到，發展農業的正確道路是生態有機，而不是轉基因。轉基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生物技術公司試圖控制世界各國糧食并從中謀取財富的一個無可持續的陰謀。
目前困擾糧食生產問題主要有化肥、農藥和除草三個方面。轉基因“科霸天”經常拿出來當做理由的主要是化肥和農藥的過度使用，造成環境的污染。問題在于，目前他們搞的轉基因技術一不能減少化肥總量的使用，二不能放棄使用殺蟲劑，更不能持續增產。區別只在于他們將能殺死害蟲的有毒蛋白從過去噴灑在植物表面，變成了轉入植物內里。看上去不用噴灑農藥了，其實農藥進入植物，洗都洗不掉。他們關于這種能殺蟲的有毒蛋白噴在表面對人有害，轉到內里便對人無害的說辭，邏輯上不通，事實上也完全不符，所以沒有人敢相信。
蔣高明先生的生態有機實驗，不用風險重重的轉基因技術，也照樣解決了提高地力和殺蟲問題，并且生態有機的提高地力是可持續發展的，殺蟲的方式更是絕對安全的，兩者都是可以實現養殖與農田增產雙贏的。中國已經有了這樣好的農業增產模式，國家理應大力扶持。不扶持這種環保、安全、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而是投入巨資，搞風險重重的轉基因產業化，這是明顯錯誤的。把轉基因產業化說成中國農業發展的唯一道路，更是犯了轉基因絕對化的嚴重錯誤。正是這個錯誤，才導致了轉基因“科霸天”在中國的出現。這是一股中國農業健康發展的逆流，是對科學發展觀和科學發展的反動，是早晚都必須糾正的。
我們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不是沒有經歷危險。美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金融和經濟領域，都沒少欺騙中國，我們也沒少上美國的當。目前中國的轉基因產業化，明顯是美國極力插手、極力扶持、極力推動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最大危險。陷阱顯然已經挖好了。通向陷阱的是一條朽木橋。我們已經有了一條生態有機的陽光道，為啥不選光明的陽光道，偏要選擇通向陷阱的朽木橋？這幕后究竟隱藏著怎樣令人驚心動魄的罪惡？究竟是因為金錢還是因為智商？或是金錢、智商二者兼而有之？中國人民正在冷靜觀察，正在拭目以待。
方正縣的媚日漢奸碑已經倒掉，這是一個警示。它告訴人們，盡管“愛國賊”被堂而皇之地遭到主流媒體的討伐，但當今中國，“愛國賊”卻是大多數。賣國賊盡管很猖獗，但卻只是極少數。占絕對優勢的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中國人民都是愛國的，這是誰也動搖不了和改變不了的。撼山易，撼共產黨和中國軍隊、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操難。賣國不可以太過分，一旦過分必定引起軒然大波。一旦引起軒然大波，人民群起，遭到懲罰的只能是極少數賣國賊。在群起的人民面前，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去幫助賣國賊。貌視強大的賣國賊其實只有死路一條。今日媚日漢奸碑的倒掉，就是來日美國轉基因陰謀的傾覆。這是必然的，毫無異議的。
要想失人心，主糧轉基因。
要想得人心，嚴控轉基因。
附：
“生態孤島”上的有機試驗
文/金微 （發自平邑）
（文章發于8月5日《國際先驅導報》，有刪節）
提示：農藥和化肥的農業生產方式切斷了生態系統中的元素循環，而蔣高明的有機農場試驗將農田生態系統重新回歸并利用自然循環等方式農田提高產量。
山東平邑縣東南 20公里，便是卞橋鎮蔣家莊，這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村。放眼望去，一排排楊樹，7月末碧綠的玉米田交錯在花生地中。在田間地頭，農民們正在噴農藥、施化肥，沿著悶熱的田間小路走，一股股農藥的味刺鼻撲面而來。
正在玉米地打藥的蔣家莊村民蔣勝利說，這是打第四遍藥了，“種玉米時種子上有農藥包衣、玉米剛出苗時要打地老虎，現在是第二次打二點委葉蛾了。” 蔣勝利解釋說，二點委葉蛾是一種常見的玉米病蟲害，今年在山東大面積發生。二點委葉蛾之后還要防治玉米螟，加上除草劑，他前后至少要打6次藥，“一畝田打藥至少需要花60元。”
不僅蔣勝利，當地農民們都在為打藥忙，誰也不希望蟲子往自家地里跑，打農藥變成了一場競賽。雖是夏天，但在地里卻聽不到任何蟲鳴和蛙叫，看不見小鳥，安靜的夏季田野，多像蕾切爾.卡森筆下的“寂靜的春天”。
生態孤島
弘毅農場就座落在這片方圓1000畝的農田里。從遠處看，這和普通農田沒有任何區別。但是，一走進這個院落，馬上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牛兒不時發出“哞哞”的叫聲、蟲子在田里低聲地鳴唱、知了在樹上叫個不停，一群麻雀嘰嘰喳喳、在玉米地里時起時落，燕子成雙成對在院子里掠地飛翔，人們都說，快要下大雨了。
在這個占地約20畝的綜合性農場里，有牛舍、雞圈、堆肥場，農場正中是一塊試驗田，面積約2畝，種著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玉米已有二尺高，從植株間隙里可以看見麥茬和稀疏的青草，在土壤表層散落著一些陳年的青貯飼料。
這里的土壤呈黃褐色，踩上去感覺松軟。扒開土層，大約３０厘米以下石塊就明顯增多。蔣家莊村支書周京林說，此處原是村里的機動地，因地力差不種糧食，多年來一直用作打麥場，后來還曾做過建筑垃圾堆放場，現在地里的磚塊、石塊就是那時留下的。
在當地村民眼里，弘毅農場種田的方式，叫做“不過日子”，就是不好好種地：不施化肥，也不治蟲子。
自從2007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租下這農場以來，這里就成為村民“窺視”和議論的目標。蔣高明是從蔣家莊走出的僅有的幾個大學生之一，村民不理解他為什么從城里突然回家種田，更不可理解他怎么能在這片瘠薄的土地上種糧“不用化肥，也不用農藥。” “我們擔心他連種子都收不回來。那不是過日子的做法” 。
蔣高明很淡定地說：“除了不用化肥農藥，我們也不用農膜，不用添加劑，不用除草劑，不用轉基因這種現代農業技術。” 蔣高明說，他的試驗是為了驗證生態學在維持農業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探索具有經濟競爭力的生態農業模式。
在四周濃重的化肥農藥包圍圈中，弘毅農場更像是一片生態的孤島。另外還有32畝告別了化肥、農藥、農膜等現代農業投入的土地，分散在蔣家莊村里4個不同地方，同樣像孤島一樣，被化肥農藥的海洋環繞著。
蔣高明正在將這里打造成真正的生態農場。生態農場的核心一環，是牛舍里的100多頭牛。有了牛，院里就有了高高的牛糞堆，這是有機農田的肥料。“沒有有機肥，就沒有有機農場。”蔣高明說，弘毅農場的農業生態循環，依賴于這些牛發揮的關鍵作用。
作為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研究員，蔣高明過去一直從事生態研究工作，把牛引入他的工作和研究，幾乎是出于某種偶然性。
為什么是牛？
2001年，蔣高明開始在內蒙古渾善達克沙地研究和操作生態恢復試驗項目。為了解決牛羊對草原生態的破壞，他的團隊提出了各種辦法，比如草場休耕、培育新草種，他甚至開始在草地種玉米，希望以此解決牲口飼料短缺的問題。但是，這些措施都不太成功。蔣高明說：“每年冬天，內蒙古下大雪，尤其是遇到雪災的時候，牛羊就缺草。2000年暴雪成災，當地政府從山東調運大量“面包草”幫牧民的牲畜度過寒冬。”“面包草”就是用桔桿經特殊加工而成的飼料。
“那時我想，草原上種玉米不好種，那為什么不能把牲畜轉移到農區來呢？我國60億畝草原只能產3億噸草，而18億畝耕地至少產7億噸秸桿，雞對草場的破壞不大，到草原養雞是可以的。”蔣高明由此提出“禽北上，畜南下”設想，并將此計劃付諸實踐。
在蔣高明眼里，7億噸秸稈應該是巨大的“糧食倉”、“肥料廠”和“能源庫”，但可惜的是，這些秸桿大多都被農民就地燒掉了。
蔣高明對自己的想法興奮不已，他做了一番估算：7億噸秸稈可換回1億噸牛肉。1斤肉的熱量相當于5斤糧，扣除養殖過程中喂食的精料，大體上相當于增加3億噸糧。如果按國務院要求，在2015年實現80%的秸稈綜合利用，相當于增加了8000萬噸牛肉，或相當于糧食增產40%。每生產1噸牛肉可產生16.7噸牛糞，我國18億畝農田的秸稈可出產近17億噸有機肥。“除了增產外，這樣做還能杜絕秸稈焚燒，還能夠養地并固碳，保護生態環境。”
2007年，蔣高明將試驗地點選在蔣家莊，他相信，“在家鄉才有群眾基礎。”他以260元每畝的高價，從村里承包了肥力最差的田塊(農民承包僅交110元/畝)：薄薄的土層只有20多厘米，下面全是麻骨石。這片農田和村里其他田地一樣已經連續使用了30年的化肥、農膜與農藥，地力越來越差。
租下這片土地后，蔣高明首先建起了牛舍，他自籌資金養了一百多頭牛，還養了雞。過去研究植物，突然和雞、牛等“畜禽”打起交道，蔣高明遇到了各種不順：死牛死雞讓他有些手足無措。市場上充滿陷阱，一個騙子向他推銷假菌種，虧了幾萬元，這些損失加起來有20多萬元。
為什么養牛而不養豬呢？蔣高明說，牛的飼料中70%是秸桿和草，比較便宜，而豬主要吃糧食，不僅如此，現在喂食了商品飼料的豬糞中，含有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殘留，不利于有機種植。
他在土地上施牛糞，被當地老百姓看作“落后”，習慣了用化肥的農民說，“沒有化肥不會長出糧食”。事實也證明，農場前兩年的收成不好，“2008年小麥和玉米兩季加起來，才收1000來斤；2009年也是這個數。”
不用農藥化肥
除了不施化肥以外，弘毅農場也杜絕了一切農藥和殺蟲劑。對害蟲采用的是物理殺蟲法。在弘毅生態農場不大的試驗田里，掛著兩盞能發出特殊光譜的脈沖誘蟲燈，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脈沖燈會準時亮起，藍白色的燈光，吸引了飛蛾、金龜甲等害蟲撲來，觸到燈管周圍的金屬棒，被電擊后落入燈下的集蟲罩。
“我們控制蟲害的成本遠低于噴灑劇毒農藥。誘蟲燈不能消除全部昆蟲，但每年堅持誘捕，會逐漸達到生態平衡，即這個害蟲物種還存在，也不再對作物造成危害。”蔣高明說，平均每10畝田的只要放置1盞誘蟲燈，就可以達到滿意的效果。
農場的研究助理曾彥說：“在最初用燈誘捕蟲子的時候，有時一天晚上能捕捉到十斤蟲子，但現在蟲子數量少了，有時一天晚上只抓到二三兩。”這些小蟲便成了雞的食物。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僅生產了柴雞雞蛋、雞肉等純天然綠色食品，嚴重危害花生的金龜甲幼蟲也不再猖獗。生態農場的生態循環鏈條就這樣逐漸形成：莊稼-害蟲-誘蟲燈-母雞-柴雞蛋。
“防治害蟲除了誘捕以外，還有一條路是依靠益蟲，大多數益蟲都是白天活動的，誘蟲燈對它們基本上沒有影響。”蔣高明解釋說。
因為沒有了農藥和除草劑，農場上的生物多樣性迅速恢復了：約200只麻雀和6只燕子在這里安了家，刺猬、野雞、蛇都出現了；農場飼養的動物包括狗、貓、雞、鴨、鵝、豬、鴿子。沒有農藥污染，還有大量天然和半天然食物可以吃，生態農場成了鳥的首選之地。嘰嘰喳喳的鳥叫聲對應農場外面的寂靜田野，這里已經是名符其實的鳥的樂園。
蔣高明說，這一列措施，將肥力嚴重下降和被化肥、農藥、除草劑嚴重污染的農田實現了生態修復。“現在的化學農業生產方式，切斷了生態系統中的有機元素循環，我們要做的是讓它重新回歸并利用生態系統的自然循環，不再盲目殺死試驗區內的一種生命，而是靠食物鏈和人工適當干預達到生態平衡。”
2009年冬，蔣高明對土地進行了深翻，隨后農作物產量開始顯著提高。去年秋，有機玉米畝產達５４７．９公斤，今年夏季收獲的小麥，畝產達４８０．５公斤，經過3年時間，生態農場實現了“噸糧田”，而周邊農民用化肥、農藥、除草劑達到的產量，也就是六七百斤。蔣高明說，這就是“生態學的強大威力。” 他說：“利用生態學原理控制病蟲害，利用有機肥肥田，既增加了土壤動物與微生物的多樣性，又可以滿足作物對土壤水肥氣熱的要求，完全可以實現糧食數量、質量雙安全。”
弘毅農場的 “農牧沼氣復合型生態農業”的生產模式，既能生產出純天然的健康食品，又能使土地一年年越種越肥沃，生態環境一年比一年好。
云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中心顧秀林教授在考察農場后認為，“只有農牧結合，才能走出生態之路，蔣高明的弘毅生態農場種植業和養殖業的結合，不是落后的模式，是科學的模式。人們誤以為有機農業低產，會導致餓死人，但是弘毅農場在六不用的下達到了高產。我認為種養業相結合這個邏輯是完全成立的。”
有機農場的前景與現實
事實上，蔣高明所試驗的有機生態農場模式，正在今天的世界各地興起。農藥和化肥大量使用帶來的不僅是高成本，還有農藥高殘留給食品安全帶來的潛藏殺機。
我國耕地總量占世界的9％，但所耗用的化肥和農藥的總量卻分別占世界的35％和20％。全國每年的化肥使用量為4637萬噸，農藥用量達到200萬噸。單位面積化學農藥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高2.5至5倍，每年遭受殘留農藥污染的作物面積達12億畝。
蔣高明說：“在山東種植的六種農作物每年至少要打24遍農藥，以玉米為例，每畝田農藥的花費都在70元左右，但這依舊控制不了蟲害。”這些農藥對農民的身體傷害是顯而易見的，在蔣家莊就有一些癌癥患者。蔣家莊村民慶秀華說：“人打藥都受不了，但蟲子卻殺不死。” 她的直覺是蟲子越來越厲害，而農藥的毒性也在增加。慶秀華說：“每次打完藥之后身上很癢，洗澡都不管用。”
蔣高明擔心，如果中國的農業再不回歸生態之路，日益貧瘠的土地將失去最后的肥力。農膜、化肥、農藥、殺蟲劑，最終會使土壤由“黑”變“白”。
有機農業的模式正在為越來越多的國家肯定。今年3月，聯合國總部發布的公告說：2050年，全球人口可能增至90億；避免糧食供應危機和解決問題的最佳農業發展政策，就是采用生態循環的農業技術。該公告說，全球調查研究說明，若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能采取生態循環農業發展政策，那么，就有望在10年左右時間內使全球糧食產量翻番，同時也能實現保護農田等生態環保的目標。
聯合國糧農組織組織6月發布報告說，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技術能夠遏制有害生物種群的發展和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農藥的需求。這些方法有助于作物適應氣候變化，不僅可以提高糧食產量，而且有助于將作物的需水量降低30%，能源開支減幅可達60%。
蔣高明所試驗的生態循環農業，正是聯合國組織的主張，他希望在家鄉率先推廣自己的有機種植技術，但目前，農民除了對養牛比較熱衷外，對于種有機田還是有些猶豫不決。今年，村支書周京林拿出12畝田進行有機試驗。盡管有蔣高明團隊的指導，但是周京林還是有些擔心。他最擔憂的是除草，因為如果不打除草劑，他可能需要用手工除4遍草。
顧秀林認為，農民不愿意拿起鋤頭去除草，這是事實，但從另一方面看，有機農業免去了打殺蟲劑的用工量，人工除草的勞動量雖然增加了一些，但去除了環境中的毒性因素，而且將減少農民因為打藥受害所產生的醫療支出。“從長遠看，人不再接觸毒物，而且生態會平衡，鳥和益蟲都會回來，促進生態的循環，恢復生物多樣性。”
目前弘毅農場除了人工鋤草；還利用鵝等動物來消滅部分雜草。這樣做既松土，又保濕，還能保持肥力不再流失。
蔣高明的估算是：“50元就能解決一畝地除草的問題。”至于其他成本，根據他的試驗紀錄，有機種植的畝均成本為１０２２元，包括：用工３００元，有機肥２００元，肥料運費５２元，收獲費用８０元，澆水９０元，租地費３００元。這一成本與使用化肥、農藥等種植方式相比大體相當。三年來，蔣高明在這個農場投入資金100萬左右，目前農場已經開始贏利，每年純利潤預計20萬左右。
蔣家莊的周京林還有另一個擔憂，現在農村基本沒有了牲口、豬、雞、鴨等家畜家禽，有機肥數量大大減少，而農民現在養牛也困難。“如果普遍不用化肥，有機肥來源將成為難題。其次，要達到有機標準，現有土地均需要經過一定時間調理恢復，這期間農作物產量會有所下降，影響農戶收入。”
有機肥的來源還是不難解決的，多養動物就解決了。當地村民最擔心的是，有機產品“優質無優價”，“種地辛苦一年，不如打工一月”。
這不僅是農民的擔憂。蔣高明面臨同樣的困境，本報記者在農場采訪時，正好遇到一位牛販子來買牛，他并不在乎蔣高明堅持用生態的辦法喂牛，他想要的是喂食了瘦肉精的牛；“如果喂瘦肉精，價錢可以提高6角錢。”(不喂瘦肉精的牛售價8.2元/斤，如果喂了牛販子提供的瘦肉精，則高達8.8元/斤，這樣下來，每頭牛少收入600元)。
無論如何，蔣高明還是相信，近年來，毒韭菜、毒豇豆、膨大西瓜等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市場對安全的農產品是有需求的，完全杜絕農藥、化肥、添加劑等化學品的有機食品一定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有機種植模式，需要政府的正確引導，如果價格合理，農民嘗到了甜頭，在健康的環境下生產健康的有機糧食的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而我國農村勞動力目前整體仍處于過剩狀態，只要從事農業生產有效益，大多數農民并不愿背井離鄉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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