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司法界出現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亂象：從藥家鑫案，到由此牽出的李昌奎案，賽銳殺人案——。這些亂象給人們的一個共同感覺是：看不懂！，因為所謂“專業人士”和“法律專家”們的意見和解釋，不僅挑戰了公眾的常識，侮辱了公眾的智商，而且還挑戰了公眾最起碼的價值底線。
那么隱藏在這些亂象背后的“本質”是什么？這些亂象到底說明了什么？
我認為它說明了一個可怕的事實：我國的國家政權的性質正在改變，正在從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蛻變成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權貴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這一系列司法亂象，正是我們國家政權由人民民主專政，滑向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拐點”！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國家不過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而法律不過是這一暴力工具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是“工具”，必然有屬于它的“主人”，即階級。也就是說，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它永遠不可能是“超階級的”、“普世的”、“全民的”，要么是為這個階級服務的，要么是為那個階級服務的。而國家的這種階級屬性，就是國家的性質，也就是國家政權的性質（也叫“國體”）。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學說。
我國《憲法》對我們國家的性質是這樣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我國國家政權的性質：是屬于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的。也就是說，這種暴力工具的“主人”是工人、農民和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不言而喻，專政的對象就是那些官僚（權貴）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營企業主）及其附庸。
改革開放以后，官方對國內階級形勢的判斷是：剝削階級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已經被消滅。這里面隱藏的潛臺詞就是：階級斗爭理論已經過時，階級分析方法已經失靈，無產階級專政已無必要。假如這個結論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同理可證：當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又卷土重來、各種剝削階級又重新產生之時，階級斗爭理論、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又變得重新有效和十分必要。
然而，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所謂“專業人士”、“法律專家”們在對上述案件的判決或判決意向中，我們看不出一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屬性、立場和“味道”來。在藥家鑫案中，當事的雙方一方是城市資產階級，一方是半農民半工人階級（農民工）；在賽銳案中，一方是官僚資產階級（警二代），一方是普通農民。有人拿李昌奎案說事兒，說李昌奎案的當事雙方都是勞動者怎么解釋？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第一，云南高法對李昌奎的“手下留情”，不過是為要為賽銳殺人案樹立一個“標桿”和“判例”，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為了便于在賽銳的案子上“比照執行”。在這件事情上，李昌奎案的階級性質完全從屬于賽銳案的階級性質。
第二，所謂“專業人士”、“法律專家”們對這些殺人惡魔傾向于不判死刑的法理根據是：西方文明國家都廢除了死刑，廢除死刑是世界司法的趨勢。如果我沒說錯的話，他們所說的所謂“西方文明國家”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所謂的“世界司法的趨勢”也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
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正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滲挑戰和危險：一是國內經濟成分分化、社會階級分化、當權階級叛變人民立場的挑戰和危險；二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滲透透、演變的挑戰和危險：
正如著名老一代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曾尖銳指出的：在的大學里，《西方經濟學》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政治學》取代了《科學社會主義》；同樣，在今天的大學里面，西方《法學》也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法學》——，西方敵對勢力早已同國內資產階級一拍即合，開始從我們的孩子、大學生、下一代下手，從意識形態（政治法律思想）上、法理上、靈魂上顛覆我們的國家性質。最為典型的就是他們灌輸的什么所謂“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是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體現。承認有普世價值，就必然承認有“普世的” 法律。這就抹殺了法律、國家的階級性，為他們改變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實現全面的資產階級專政尋求法理依據，鋪平道路。這就是在上述一系列案件中，為什么所謂的“專業人士”和“法律專家”與廣大民眾的立場、觀點表現如此對立的原因！因為他們在大學里就已經被灌進了資產階級的“迷魂湯”。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敵對勢力已經通過兩種渠道部分地改變了我們的國家政權的性質，正如在云南等省發生的那樣。云南省“高法”已經墮落、蛻變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與人民為敵的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資本主義復辟正在云南省成為現實。我國的國家政權性質正在發生由人民民主專政，到資產階級專政的“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我正告那些當權者：“人在做，天在看”，人民群眾也在看，不要等“奴隸們起來”，把“舊世界砸個落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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