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央視《新聞周刊》“稅費減負”節目中，訪談嘉賓、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說：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國外居民收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而我們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點，并說，近十年來，居民收入一直在下降。而六月份財政部公布的前5個月國家稅收數字似乎也在印證他的這一說法：今年前5個月，國家稅收近四萬七千億，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二。難怪許善達感嘆：政府稅收在國民分配中占的比重太大了。
國家的整個收入就這么多，一方收入“太多”，另外幾方就必然“太少”。這另外“幾方”，當然是指中小企業和我等普羅大眾了。(央企及壟斷企業不在此列，因他們是國家的“親兒子”)
我之所以對這條新聞感興趣，并不是新聞本身(在國家財富分配中，政府拿得太多，企業、個人所占太少，近年議論頗多，已經不是新聞)，而是新聞披露者的身份：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毫無疑問，這是一條真實的“新聞”，遺憾的是，披露這條新聞的是“前官員”，并不是現職官員。這是真正讓人感嘆的地方。
政府部門的“前官員”說實話，許善達并非特例。原國務院研究院社會發展司司長朱幼棣退休后著書披露，在國內一次醫改會議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應該為公眾提供一部分“免費藥”。理由是，與中國接壤的越南、泰國早已推行免費藥。就連同樣人口眾多的印度，也為低收入群眾提供了免費藥。而這些國家中，有些經濟發展還不如中國。但一位社保部的專家當場表示反對，理由是，如果給中國民眾提供免費藥，“邊境上的農民會排隊領取免費藥，然后向國外倒賣”。就這樣一個“理由”，就使政府為民眾提供免費藥的倡議夭折。那么，政府究竟有無能力為民眾提供免費藥呢?陜西省神木縣的實踐就是一個例子。2010年9月19日《都市快報》刊發的題為《突然“退居二線”的神木原縣委書記坦言任何一個縣都可以推廣免費醫療》的新聞報道，神木原縣委書記郭寶成坦言：“過去我當書記時不好說，現在我可以坦白地說，中國任何一個縣域，都可以推廣、借鑒神木模式。保障水平可以因地制宜，窮一點的地方報銷水平可以低一點。”“我算一筆賬，你就明白了。免費醫療其實一年算下來，全縣近40萬人，人均就花400元，總共就花1.5億元?，F在中國哪個縣，哪一年拿不出1.5億元?”
看來，政府為民眾提供免費藥并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
高官們在職時不敢說話，對明顯的政策錯誤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它帶來的惡果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來，中國官場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四十、五十的中年官員人人唯唯若若，不敢說真話，反倒是那些退休官員或即將退休的官員對一些錯誤政策、官場陋習痛加針砭。據深諳官場“潛規則”的朋友說，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年官員正處于“事業”的上升期，處長—局長—廳長—部長，前面的道路還很長，因而不敢說真話，怕影響自己的仕途。而那些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高官，因已無高位可攀，自然可以放膽直言了。
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下，“前官員”敢于說真話，在職官員不敢說真話，應該說，這與個人品質沒有太大的關系。在險惡的環境中，不敢涉險，本能地保護自己，這是多數人的自然反應。關鍵是要創造一個讓人敢于說真話的環境，這，不能不說到毛主席時代讓人民當家做主的無產階級制度的優越性了；這也就會很好的理解中國為什么會出現毛澤東思想回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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