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一土一洋兩教授專家在美國哈佛談的題目是《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傳統》，——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根據內容其實應該取《反對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傳統》。
于建嶸、裴宜理：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傳統
2011年06月17日 10:52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于建嶸 裴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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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美國政治學家、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政府系亨利·羅佐夫斯基講座教授）
這是于建嶸教授與裴宜理教授第三個公開發表的對談。對談的主題是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傳統。訪談時間為2011年4月15日。與此次訪談對應的國內背景是，紅色文化重新在很多地區以各種方式復蘇，紅歌嘹亮，紅衣飄飄，一種整齊劃一、社會運動式的文化激情正在點燃，隱隱帶出早已淡出人們腦海的一個詞匯——革命。而裴宜理教授前不久完成了一部新的著作：《安源──挖掘中國的革命傳統》。書中提出的問題是如何解釋早期共產黨的傳統以及它持久的生命力。其中的很多思考，正好與當下中國產生了關聯。
一、利用中國革命的好傳統
安源革命傳統的最重要遺產，就是“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后來安源革命的傳統被各式各樣的人所用。
于建嶸：我想和你談談紅色文化。紅色文化在某些地區復興，已有兩年了，但最近一個階段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流行。現在連監獄里面坐牢的人都要唱革命歌曲。我感到擔憂。你是研究中國革命傳統的，特別是你最新的著作，更集中于這一方面。在你看來，革命傳統應該如何定義和理解？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傳統為何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看看，還是形式上唱唱紅歌（包括春天的故事），來證明執政者們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就引起于建嶸們的“擔憂”。于建嶸們見諸于紅色，就像西班牙斗牛中的斗牛見諸于斗牛士手中的紅布一般，政治敏感性令人驚異啊！
裴宜理：我覺得革命傳統是非常非常復雜的一個概念，它包括各式各樣的彼此有矛盾的想法、因素和行為。美國也有自己的革命傳統。為了表達一些對政府不滿的想法，老百姓也用這個傳統，比方現在有茶黨會（Tea Party），意思是跟隨由波士頓發起的“傾茶運動”的脈絡，代表著美國真正的革命傳統。奧巴馬發言時，也提到美國革命傳統。
官方與民眾都知道有這么一個傳統。但怎么分析它，則需要自己的立場。我研究安源煤礦的歷史，首先要感謝于老師給我介紹這個題目。這個個案非常有意思。那時的革命者，尤其是李立三，很善于利用中國各式各樣的文化資源來動員人民。中國文化資源非常豐富、復雜，但他們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間的文化資源。
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提出的罷工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我覺得這是關鍵問題，強調人的尊嚴。他們能動員這么多工人，就是因為當時共產黨真的尊重人的價值，認為這些人有上學的權利等。他們當然也利用傳統農民起義和傳統的秘密社會等各式各樣的文化資源，當時有個理想目標，希望能夠提高一般老百姓的地位。
所以，我認為安源革命傳統的最重要遺產，就是“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后來安源革命的傳統被各式各樣的人所用，比如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首先是劉少奇使用各種文化形式和手段，來提高他的地位。他支持一些人寫戲、編戲劇。當時江西的宣傳部派了好幾個人去安源調查，專門編一個關于安源大罷工的戲；也有知名油畫家侯一民給他畫“劉少奇與安源工人”的油畫；還有學者在安源和南昌寫了《紅色安源》這本書。這些文化內容，都是要說劉少奇1920年代在安源的貢獻。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政治領袖的地位。
說毛主席搞個人崇拜的人來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挖掘歷史，提高‘政治領袖的地位’的。”
為了區分，我把解放前的這種文化動員，叫做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換）——我自己發明的一個詞——意思是用各式各樣的文化資源來進行社會動員。你不一定有很好的地位，但知道文化的力量，懂得利用文化資源來動員。與此同時，我在書中用了另一個概念，叫“Cultural Patronage”（文化操控），意思是自上而下動員，但是是為了支持國家力量。
這兩種動員不同。我覺得劉少奇開始自上而下利用安源文化之后，安源革命傳統的意義就被改變了。到“文革”時更是如此，后來各種人物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安源歷史，論述毛主席的歷史地位。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和革命遺產是什么？它留下來給中國將來的是什么？很難說，因為所有人都可以利用這個文化資源。每一位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想法。社會上也有不同想法。比如說安源工人和其他人對這個文化遺產，同樣會有不同想法。我們無法用一個定義去確認什么是安源精神，或什么是中國革命傳統。所以，大家應該爭論，應該研究那段歷史，以便用這個歷史的資源來改善當代的情況。人們會慢慢發現這個資源對中國當代的政治改革或文化改革的幫助。
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告訴人家安源革命傳統是怎樣的。這個革命，甚至“文化大革命”，它們已經發生過，都非常重要，喜歡不喜歡是另外的事。學者還是要從客觀的立場來分析，首先到底發生了什么；然后，人家怎么看；再然后，我們如何看，覺得教訓或成就是什么。我是希望大家能爭論一下，對中國革命傳統有什么想法。
我不要給中國革命什么評價，這個評價應該按照后代怎么利用這個資本來判斷——你們利用得好，中國革命就變成很好的一個事，但利用不好，也可能非常可怕。因為，所有革命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理想的一面。
于建嶸：你說得很清楚。這兩個概念很重要，“文化置換”描述的是搞革命時，革命者利用這個文化的目的是動員群眾，因為他們沒有政治權力，所以需要用各種文化動員讓群眾跟隨，需要塑造權威。在這個階段，革命者的核心口號——“從此要做人”，就是把你當成一個平等的人，提出你最基本的需求。但當他們得到認同、建立組織之后，又開始產生一種支配性的力量——這是另一個概念的內容（文化操控）——你必須跟我去打出來這個制度，要搞革命。這時它的支配力量不一樣了。我認為，一種組織建起來后是不一樣的，一旦進入它的組織體系之內你就要服從，那時的文化就不一樣了。
這意思是：革命并不是產生于由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階級分化、階級斗爭的歷史運動；革命并不是群眾經濟解放的需要；革命并不是革命領袖、革命政黨提出的革命政治綱領契合了群眾的需要而發生的，革命是由政治領袖通過“文化注入”從外部強加的，“它迫使進入它組織體系之內的人服從”。于建嶸來推銷他的“英雄史觀”了！
你剛才后面講的一點也非常重要，后來的人怎么去利用革命傳統。比如說，毛澤東的確是到過安源，劉少奇到過安源，這都得到了充分的關注。但李立三，因為解放初的際遇和打擊，他得到的挖掘最少。
裴宜理：但我最佩服他，他一直是為工人說話的。
于建嶸：他一直堅持了他最基本的東西。我注意到一個問題，他最早時講的是江湖義氣這些，一旦形成了組織，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后，文化支配性開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占了支配地位。我認為你這次研究最核心的意義，可能就是當一個革命文化產生后，政治家們的運用和挖掘。你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對中國革命的理解要分階段地研究，特別是對于革命文化的階段性理解，它的目標也是階段性的。這個思考很重要。
第二部分是兩位磚家、教授在那里喋喋不休的講“中國革命善用文化資源”：一會兒說中國革命是受外部影響而發生的（蘇聯影響），是外來的；一會兒又說中國革命善于運用“舊文化”投合老百姓社會心理，總之是把革命的成功歸結為“舊文化”的運用。
二、中國革命善用文化資源
從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國政治家用很長時間來學習怎么以文化來動員人民。
裴宜理：另外，我覺得，在一般民眾的腦子里，革命傳統留下來的印象比較模糊。他們可能忘了革命原來的目標。我想現在大部分中國人都忘記了這個革命是來自蘇聯的一個革命。我上課時，一個中國學生說，中國的民族主義非常重要，因為中國人不會接受外來的政治影響，中國有自己的方式。我說不對。因為從十九世紀到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政治家，都是模仿國外的一些政治模式。
我們現在說這是中國政治，可是從比較政治的視野來看，中國政治系統和蘇聯沒什么兩樣。劉少奇在安源就是要建立一個中國的小莫斯科，他是從蘇聯回來的，建立工人俱樂部時，他也說這個俱樂部很像莫斯科的大戲劇院。所以，他認為是把蘇聯最好的文化拿來在中國進行（建設）一個新的政權。
當然劉少奇和毛澤東非常復雜。他們的革命最成功之處——盡管我未必贊成——我認為就是大部分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的政治和政治文化，是中國式的，或者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政治系統。尤其現在蘇聯、東歐那些共產黨國家沒有了，中國人就更加覺得自己的政治體制是中國的。
于建嶸：是不是在你看來，本來這種體制性的、最核心的東西是對外面的學習和模仿，從列寧主義政黨建立到政治體制的目標追求都是從蘇聯學來的，但很多人越來越認為這就是中國本身產生的東西。這一點，即使是在改革開放30年后，隨著我國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以及政治發展方面的一些進步，使人們越來越多地說起了“中國模式”。
裴宜理：是的。但有一個區別值得注意，我認為蘇聯的革命者沒有中國的革命者那么能夠利用文化資源。
于建嶸：利用傳統文化？
裴宜理：也不只是傳統，中國人也利用從蘇聯吸收和模仿的文化，從各式各樣的來源吸收養分。比方說劉春華后來告訴西方的藝術學家，他創作“毛主席去安源”那個油畫時，受到西方宗教性油畫的影響，他當然是在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文化資源，意大利的、蘇聯的、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化。他們知道這個文化資源的力量。這一點，斯大林和列寧，比不上毛澤東和李立三等人。列寧和斯大林都經常說，俄國老百姓的文化沒什么好東西，一直在否認俄國民間的東西。而且他們的革命很短，沒有那種經驗；中國的革命則持續很長時間，從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國政治家用很長時間來學習怎么以文化來動員人民。我覺得，這也影響了革命者建立國家之后利用文化的方法。中國的領導人也好，一些部門也好，比較知道怎么利用文化資源來動員人家。但是，他們對這個事非常疑惑，有時候非常矛盾，比方說有時毛澤東批評孔子，有時說孔子的好話。但無論如何，他們一直重視文化的動員力。
大家都知道中國革命為打破舊文化：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對人民的腐蝕費了多大勁，但是，現在還殘余著的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還在維持著、產生著專制主義、官僚政治和漢奸——天安門廣場封建農奴時代的魯國警察頭子孔丘的像（封修資一大象征物）都威風凜凜地挎著寶劍登了一次大雅之堂，雖然后來偷偷地溜了——磚家、教授還在說中國革命善用“舊文化”，真是駭人聽聞啊！
磚家、教授講話真是顛三倒四啊！明明是一次革命都掃不清中華舊文化中封建文化沉淀、殖民地文化沉淀，包括“打江山，坐江山”、“搶得天下就是王，搶不得天下就是賊。”的成王敗寇式的封建社會起義農民思想糟粕，磚家、教授偏偏要說中國革命成功的利用了“舊文化”，那意思是說中國革命投合了舊文化中的人的“劣根性”，是中華文化的“劣根性”成全了中國革命。明明是中國革命過程老是被舊文化干擾，使得革命不得不走迂回曲折之路，有時還不得不遷、忍讓舊文化中深入普通人社會心理的“劣根性”（革命時的山頭主義就是一例），卻要說是這種舊文化的“劣根性”成全了革命，真是高明的歪曲啊！
第三部分是講“最重要的是人的尊嚴”。至于是“什么人的尊嚴”，教授們沒告訴我們，因為教授們的“社會學”中只有抽象的人，一涉及具體就粗俗了，高雅如此的教授是只講抽象的人的。于是，抽象的人的人格、抽象的人的尊嚴都來了，于教授說政府的“合法性”是對人的獨立與尊嚴的尊重，“個人依附于體制不能真正獨立，人民就會缺少安全感，從而喪失真正的尊嚴感”。——我坐了時空穿梭機，回到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時代了？！
三、最重要的是人的尊嚴
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界限不清、社會缺少規則、個人依附于體制不能獨立，人民就會缺少安全感，從而喪失真正的尊嚴感。
于建嶸：有人提出，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其在經濟管理上的表現，尤其在西方的經濟危機之后，這一特征更為明顯；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裴宜理：政治合法性這個概念是從韋伯那里來的。韋伯的意思是，如果政府有合法性，即使它經濟表現不好，人家還會支持它。所以韋伯說有三種不同的政治合法性，一種來自于傳統，一種來自于魅力型的領袖，一種來自于理性化的官僚體制。
我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是由于經濟成就很好，這不太合理，不管什么國家或者政治體系，假如它有很高的經濟成就，我們都會贊成它，這跟合法性無關。沒有“經濟合法性”這個詞。但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即使不好，人家還會支持它。
于建嶸：是不是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裴宜理：是政治文化，但最核心是什么，很難定義。我覺得大部分中國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或中國革命是了不起的貢獻。在十九世紀，中國很落后，國際地位非常低，中國革命做出了貢獻，把尊嚴還給中國人民和這個國家，大家非常驕傲，認為革命有合法性，認為革命拯救了中國。
于建嶸：可能很多中國人都這么想。但“尊嚴”這個看似簡單的詞，具有多重內涵。在我看來，它是指人有理由自我尊重并獲得他人尊重，人格不獨立，則談不上什么尊嚴。而人的獨立，首先是經濟獨立、經濟自由。按照馬斯洛的生理、安全、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若一個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證，則不會把獲得尊重作為行為動機，亦很難得到尊重。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生活，已不僅僅是衣食住行，更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要滿足這一點，雖然首先來自個人勞動，但也要取決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體制，離不開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
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改善民生只是獲得尊嚴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人”畢竟是一種靈性的“高級動物”，對精神生活有著自發的強烈要求。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界限不清、社會缺少規則，個人依附于體制不能獨立，人民就會缺少安全感，從而喪失真正的尊嚴感。
裴宜理：假如中國經濟不好，國際地位就下落的話，我想也許大家不會永遠支持。但是，我覺得假如中國能夠繼續搞一些改革，慢慢提高國際地位的話，大部分的人也還會認為這個國家政治制度是有合法性的。
第四部分是洋教授在那里為主角講“對革命傳統的運用要小心翼翼”。
四、對革命傳統的運用要小心翼翼
共產黨革命讓中國獨立了，但同時革命還有一種含義，最初的理想是要給民眾以民主和自由。
于建嶸：我認為你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說早期的理想主義是對個體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
裴宜理：也可以說是對群體的，但不是對國家的。
于建嶸：對，但也有民族主義夾雜其中。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確是強調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到了抗日戰爭后，又把民族主義放到一個很高的位置。所以，有個核心的內容，就是民族主義的理念。我非常同意你剛才的判斷，更多的可能是老百姓的這種想法——他們會比較中國人原來是什么樣，現在什么樣，然后有一種驕傲。
問題在什么地方？重新運用革命傳統時，如何平衡最初的理想主義狀態和后來的民族主義。共產黨革命讓中國獨立了，但同時革命還有一種含義，最初的理想是要給民眾以民主和自由。
所以，講中國革命讓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站起來了，另一方面，別忘了還希望追求民主和自由，包括工人的地位等。假如分開來論證，會帶來問題，帶來困境。
注意這一段話，它說明80年代為什么不能否定毛澤東：
裴宜理：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假如1980年代否認毛主席，那也非常危險。我覺得這是很聰明的方法，如果要保護政治穩定的話。
于建嶸：這就是道統。
接下來是洋教授對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的憂心忡忡：
裴宜理：但是，如果現在提出革命，我覺得對執政者非常危險。同時，民族主義也很危險。
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都是民族主義運動。這些運動，雖說是為了支持國家，但也有另外一些目的。假如國家只說民族主義好，也很危險。因為大家會說政府認為好的內容，比如“一定要解放灣”，“要得到釣魚島”，而政府不服從這些訴求，大家就會批評說政府很軟弱。
洋教授的意思中國要做千年王八、萬年龜，永遠“掏光養悔”迎合美國大爹。“你們的民族主義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意思我聽得懂。
第五部分那是于建嶸淋漓盡致地發揮的地方了，題目叫：革命傳統與規則的形成。
五、革命傳統與規則形成
誰正在重新講述、拼接、再造這個革命傳統，怎么利用傳統？
于建嶸：但現在中國的民主進程也遇到一些問題。民主就是對政治權力的制約，用選票或者其他方式形成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制衡。但這種制衡，可能也會給中國現行的政治運作方式帶來很大挑戰。所以現在我認為中國越來越處于兩難。
而且，如果給革命賦予一種新的理念，比如現在大力鼓吹一種革命文化，這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做法。政治家可能難以駕馭，最終帶來對政治更大的破壞。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可以去反思或追究到底發生了什么。實際上中國的現實主義的選擇，我認為法制，對一種規則、制度的追求，特別重要。但革命總是要找一些借口去打破這種法制和制度的形成。
對鄧小平的理解你就感覺到了，一方面他要保留這種道統——不能批毛澤東了；另外一方面他想通過建立規則和體制，重新規范這個社會。但是現在這兩個東西——革命道統和法制規則——恰恰可能有些矛盾。一方面是要建立一個規則體系，另一方面，革命則要破壞這個規則，雙方的矛盾很大。
所以，我最近在想這個問題，誰正在重新講述、拼接、再造這個革命傳統，怎么利用傳統。
裴宜理：假如執政者現在要利用革命文化的力量來支持自己的地位，大部分中國人能夠接受嗎？
于建嶸：現在我發現恰恰有些人還是能接受。
裴宜理：他們的想法是什么？
于建嶸：對革命傳統的召喚，也透露出民眾對當下生活的不滿。我對安源工人做的訪談，他們大量說不滿，不公平。在他們，特別是一些老人看來，毛澤東時代什么都是公平的。所以，這種社會心理可能是重回革命、重回理想的一個關鍵。當然，中國已經形成的利益結構，使這種革命的東西回來，面臨巨大的障礙，因為革命是打破利益結構的。追求個人平等也好，追求所謂民族主義也好，都要打破規則的。另外一方面，追求民族主義需要壟斷權力，追求平等需要權力的分散，這兩個方面本身也是矛盾。
“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派”“左的改良主義派”聽好了：“中國已經形成的利益結構，使這種革命的東西回來，面臨巨大的障礙，因為革命是打破利益結構的。”你們看，一個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派的于建嶸都很清楚：打破利益結構，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一個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派的于建嶸都很沾沾自喜：中國已經形成的利益結構，要打破面臨巨大的障礙（那言下之意還是跟我搞搞資產階級憲政民主吧！），你們不明白嗎？“追求個人平等也好，追求所謂民族主義（是“所謂”民族主義，教授的意思是：那是你們這些愛國賊臆想的）也好，都要打破規則。” 聽著，包括自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新權威主義者，都聽著，于建嶸們認為這樣的規則已經很牢固了，你們還想和平打破嗎？
我的擔憂也在這里，假如執政者不能意識到這種革命會帶來什么，你去運用它，可能會帶來風險。我擔心整個社會重新回到打破規則，民粹主義抬頭的年代。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這兩個東西是共通的。而實際上，中國目前恰恰要形成規范和規則。“強者”不守規矩，正是社會的問題之一。一方面，社會缺少公平正義的環境，不能讓守規則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規則者得利，民眾對社會的失望，有可能帶來對整個社會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會加劇官民沖突，這在上訪、拆遷和征地中表現尤為突出。讓人擔憂之處也在此。
“打破規則”請問，是什么規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規則嗎?于建嶸們的意思是：這樣的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新規則是應該牢牢維護的；于建嶸們的意思是要在規則框架內按規則辦事，革命要打破這樣的規則是萬萬不能的。下面于建嶸把自己的擔心說了出來：“我擔心整個社會重新回到打破規則，民粹主義抬頭的年代。”——對了，教授就是這個意思，我猜對了！
“民粹主義抬頭” 于建嶸們的“民粹主義”就是現在的大眾民主政治、勞動人民政治，是對過去特權官僚政治、大買辦官僚資產階級政治、文化走狗精英政治的否定，是受過工業文明洗禮的人民的自發民主要求。
“強者不守規矩，正是社會問題之一。” 你看，于建嶸們的眼中現在的中國是個無階級社會，只有強者、弱者。強者需要守規矩，弱者需要于建嶸們的關懷、同情。于是，于建嶸們的任務是教導強者守規矩，教導弱者勿以暴易暴，勿被人教唆了做“革命的走卒”。明白，明白！不過這樣的教導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論應該緩行》中的像狗又像貓、居中公允、不偏不倚、悠悠然自得其所的自由主義叭兒狗。
要是強者不守規矩又怎樣呢？于建嶸說：弱者有可能帶來對整個社會的反抗。
你們看，于建嶸們是把民眾反抗看做是對整個社會的反抗，而不是對壓迫它們，剝削它們的階級的反抗。這就是說，于建嶸們是把引起民眾反抗的壓迫秩序、剝削秩序看做是“整個社會”，反抗壓迫秩序、剝，削秩序——也就是于建嶸們的推崇的決不能被革命顛覆的“規則”——也就是反抗整個社會，是反社會人格。怪不得社會問題中心的主任要他做呢！
政府有責任提供規則并保證其成為社會普遍的行為規范。現代社會要求規則的公平、公正性，這需要有充分的民意表達，需要博弈，但現實中必須承認我們的政府一直對此處于主導的作用。因此，政府必須要制訂合理的規則，并使其獲得嚴格的執行。就當前的中國而言，公平公正規則的主要內容就是限制公權對私權的侵犯，限制強勢集團對社會弱勢民眾的掠奪。要讓他們堅守法律，在法律的范圍內行動，用法律來解決社會糾紛，用法律來制定我們社會未來的藍圖。
“但現在中國的民主進程也遇到一些問題。民主就是對政治權力的制約，用選票或者其他方式形成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制衡。但這種制衡，可能也會給中國現行的政治運作方式帶來很大挑戰。所以現在我認為中國越來越處于兩難。”
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派的于建嶸是聰明的。支持女工參選人大代表，支持工人們通過罷工進行“利益博弈”，只是竭力反對有人利用工人達到政治目的，反對罷工有政治目標的指向，也就是要把工人的覺醒鎖死在尋求資產階級改良的階段，鎖死在工聯主義的階段，多聰明啊！我們的不要“民主”只要“專政”的左派還不好好學學！
所以，在我看來，你這本書說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對革命傳統的重新認識，我們不是定義它，而是要重新尋找這個變化的過程，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對執政者來說，利用這個文化時，則應對將來歷史的責任有更多思考——利用得過了，可能會帶來問題；利用得不對，利用的方向出了錯誤，也可能帶來大的問題。
一土一洋兩教授、專家的唐吉可德精神可佩嗎？可佩！革命風車就是革命魔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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