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
——收入分配改革在“十二五”破題
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收入分配改革毫無懸念地成為輿情民意關注的焦點,在此前針對2011年兩會熱點的網絡調查中,超過百萬人次的投票結果顯示,收入分配僅次于住房問題,成為受調查者第二關注的問題。
事實上,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被提上官方議事日程,時過數年,如何合理分配財富奶酪,讓公眾分享到改革帶來的紅利,這樣的命題幾乎貫穿了近年來的“兩會”,并于去年“兩會”明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而今年的“兩會”,圍繞著“提高低收入者工資水平”、“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調節收入過高行業”等議題的討論,更是空前熱烈。
在經歷了30余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成就令世界為之矚目,尤其是中國經濟多年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然而中國當前居民消費在GDP增長中的占比只有30%-40%,甚至遠低于日本推出“收入倍增計劃”的1960年。在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期望還富于民的心情溢于言表,如何將日漸鼓脹的財政“錢袋子”轉化為日漸豐厚的民生“紅包”,提高居民實質的購買力,讓“民富”與“國強”同行,中國亦需要一個“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
“圍觀”中的收入和消費
盤點最流行用語, “圍觀”這個詞充斥各處,帶著高深莫測的神情,國人喜歡“圍觀”,中國從來不缺乏看客,以前是,現在更是。
深圳某國企管理中心爆出工資明細單,人均年薪30萬,最高的是68萬,最低的也有25萬;南京某機關食堂在內部網上掛出菜譜,2元錢的自助餐,幾毛錢的魚翅羹,還免費贈送水果;杭州某位“富二代”,在情人節向戀人求婚,斥資百萬打造999朵純金玫瑰,制造浪漫奢華氛圍……這些消息無不引發一浪高過一浪的圍觀群眾,甚至由于各種工資單的爆出,更是因此誕生出專門曬工資的網站。
為什么網絡輿論會熱衷于圍觀單位的天價工資單、食堂的菜譜、富人的高消費?有人以叢林心態評論,認為這是普通網民心理失衡,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但跳出狹隘的心理猜忌就不難發現,這實際上指向了收入分配亂象背后那些鮮明的體制不公。
從“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軍”,從“糖高宗”、“油你漲”到“蘋什么”接力不斷,在國人層出不窮的“造詞”智慧,正刷新著國人對食品價格的敏感度。步入新十年的起點,驀然發現,收入未必是牛車,但物價絕對是高鐵,一路絕塵而去,不給半點追趕的機會……在一波接一波的漲價潮中,國人已經由敏感的叫喊,變成了圍觀的“沉默的大多數”。
無論工資是否跑贏了CPI,中國人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消費越來越貴,已是事實。收入與消費的不均衡,在影響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衍生出焦慮、不安全感和無力感,進而令人感覺挫敗。
危險的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盡管中國官方一直沒有關于這一數字的統計,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基尼系數一直處于高位運行,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已超過了0.4,目前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
連年上升的基尼系數,無非反映了這樣一個危險的事實: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已經成為當今中國亟需改革的問題。
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是矛盾滋生的原因之一。如今收入高低的依據,不是看你的勞動付出、而是看你所處的行業,選對了行業就是選對了一切,此怪異現象被某位人大代表戲稱為“屁股”決定“腦袋”。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勞動成果初次分配失衡,加速了不平等現象。在發達國家, 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50% 左右, 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 在中國則不到40%。這被專家稱為是“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現象。同時,近十年來,國家財政收入每年的增長速度都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居民個人收入增長速度一直低于GDP 增長速度,國家財政收入占的比例過高。
農村居民收入過低,是貧富懸殊最顯著的表現。這種差距在逐年擴大: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86倍,到2010年已達到3.47倍。
而實際上,中國收入差距要遠大于統計顯示的水平,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調查結果表明,灰色收入導致部分居民收入非正常增長,如果將灰色收入統計在內,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
分“蛋糕”比做“蛋糕”難
中國經濟經過數十年的高速發展,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在不斷的做大。就“做蛋糕”而言, 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83080億元,GDP高達37萬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國力可謂空前強盛。然而,與此對應,在“分蛋糕”的表現上,收入分配和耀眼的經濟成就具有明顯的差距。
所以,經濟學家陳志武的命題引人深思:“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這也許才是富士康連環跳問題的根源。為什么千千萬萬人做著GDP機器的螺絲釘,一天工作12小時收入卻少得可憐? 所有的癥結,統統指向了收入分配制度,“蛋糕”不能被合理、公平的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收入改革,換句話說是總收入來源的改革。我們知道,能夠分到多少蛋糕,重要的因素在于蛋糕有多大。所以,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首先要把可供分配的總收入提高,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二是分配改革,可以理解為分配比例的改革。如前所述,能夠分到多少蛋糕,除了取決于蛋糕有多大之外,占多少比例也是關鍵的因素。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我們還要調整不合理的分配比例。
溫家寶總理就如何把“蛋糕”分好,提出了三項工作:一是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對城鄉低收入困難群眾給予更多關愛,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益。
構建橄欖型格局是目標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何均衡整體的收入格局,則在于最終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即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對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橄欖型”分配格局的構建,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它與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經濟社會體制的深化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的調整緊密相關,可以說是一個涉及整個社會的變革過程。因此,要統籌設計、周密規劃,標本兼治,抓住重點,分步改革,漸次推進。
一是以深化改革為根本推力,只有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才能消除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各種制約和阻力,才能推動“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形成。
二是“提低、轉中、擴中”,即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使其中相當部分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以此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樣做既快捷,又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直接措施。
三是通過調整產業。行業、職業結構,使能夠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行業、職業數量逐步增加,來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通過繼續提高其素質,使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逐漸發育成為中等收入階層。
四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政府作用為補充,同時發揮好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調節作用,共同促進“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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