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職工工資翻番真值得慶幸嗎？
中廣網北京4月18日消息（記者車麗），針對“國企負責人薪酬和工資總額如何進一步監管，普通百姓的最低工資標準將會呈現怎樣的年均增長目標”這個熱點問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副部長楊志明承諾道：“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努力實現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逐步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我們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增長15%，這樣仍然可以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
這里所提到的“職工工資增長翻番”，絕不會僅僅指那些企業單位中的一線職工，也還包括那些事業單位中各類非管理領導崗位上的從業人員。從稱謂上看，畢竟這些人的身份也是職工。
“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這個目標初看起來，的確都很誘人。因為它意味著再經過短暫的五年增長，這些工薪階層的收入又可以這種翻番的形式增長到一個新的臺階之上。
貨幣翻番的收入是否能夠連動出水平翻番的生活或物欲翻番的享受呢？這倒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變數。不管怎么說，能否催生出水平翻番的生活，這里的關鍵都還要看我們的經濟體能否把那些專門用于供養人們生活消費的各種物品和服務翻著番地生產、供給出來。如果不能把這些物品和服務翻著番地生產、供給出來，那么這種翻番的收入充其量也就是一種虛無的貨幣幻覺而已。也就是說，在十二五規劃的期初，你用M數量的收入去消費并享受N數量的生活物品；而到了這個五年規劃的期末，你則需用一個翻番的收入，即2M數量的收入去消費并享受與N同等數量的生活物品。不變的是生活，翻番的是收入。這就是虛無的貨幣幻覺或非真實的收入增長。
一些工薪階層常常這樣抱怨道：“現在的工資收入是漲了不少，有些甚至翻了番，生活卻還照舊是那樣緊巴巴的，實際享受到的生活物品也沒有增加多少，吃的肉呀、蛋呀、時鮮水果呀，甚至比以往那些年頭還要少。”
所以，衡量我們的生活水平有沒有實質性的增長，不能光看這種貨幣收入增長的快慢，也還必須主要看供養我們生活消費的那些物品到底有沒有增長或究竟增長了多少。因為只有這些生活物品才是提升我們生活水平和自我幸福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沒有這個物質基礎，沒有這些物品的實質性增長，我們的幸福感最終都會化為海市蜃樓式的泡影。
從這一點上看，十二五期間的工資增長翻番目標，我們只能保持一種謹慎的樂觀。因為從國民財富的物質構成上看，中國18億畝農田的總產出，也即它的各種農產品，其總量大都增長到了自己的極限。即使某種邊際上的增量仍能被這種技術與投入上的挖潛誘致出來，然而卻很快就會被每一年的人口增量所對沖、吞噬掉。換句話說，也就是如果單純地從吃的方面上看，人均所消費的米、面、油、菜、肉、蛋、果等農產品已很難再增加了。特別是肉類產品的生產和增供，它將會直接受阻于18億畝農田的產出極限。從住的方面上看，過高的房價將猶如一道厚厚的鐵墻，而直接阻礙著這些工薪階層把翻番的收入轉化為住房上真實的物質享受。至于香車寶馬、美食別墅、游歷山川，這些東西大都是富人們的專供品，與這些工薪階層的生活享受根本就挨不上邊兒。
這樣看來，就是再過五年，用于這些工薪階層消費的生活物品也幾乎很難有什么實質性的增長；但是，與之進行交換的工資收入卻可以通過這種央行貨幣的量化寬松和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再提升，而翻著番地增長上去。如果按照貨幣數量學派的交易方程式進行推演，那就是五年規劃的期初，工薪階層是用M數量的貨幣交換N數量的物品進行消費；而到了期末，則要用2M數量的貨幣才可能交換到與N同等數量的物品進行消費。可供消費的物品也還是期初的那個量，但在這種交易方程式中被連動起來的只是被翻番的收入和物價。這就是全部問題的實質所在。
比這更糟糕的也還有期初貨幣余額購買力的縮水或財富存量的悄然流失。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十二五規劃的期初持有10萬元的貨幣余額，經過五年后收入和物價的翻番增長，那么這個期初持有的10萬元貨幣余額的購買力也就只能剩下其原來的一半了。所以，這個五年翻番的增長目標看起來是為了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而實則卻暗藏著一種剽竊其現有財富的幽靈在里面，通過這樣的翻番增長，它們期初貨幣余額的真實購買力會被悄無聲息地倍減下來。也就是說，到了五年規劃的期末，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固然是翻番了，然而期初所持有的財富存量卻被悄然流失了一半出去。
由此看來，與其欣喜于工資性收入的翻番，還不如關切其收入差距的真實性變化更劃算些。一個月薪1500元的一線職工，就是經過五年工資的翻番增長而達到了3000元的月收入；然而要與那些月薪25000元的企業高管相比，即使它們的收入五年后沒有翻番，而只是增長到了原來月薪的80%，那么它們的月收入增量就是20000元，這遠比那個一線職工的月收入增量多得多。在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中，我們不僅要看收入增長的比率變化，同時還要看它們之間絕對增量的變化。只有這樣，才可能看清這種收入差距的真實變化。
受制于市場競爭狀況的剛性約束，一個企業通過市場自由交換到的收入也總會有自己的一個量限。這個市場初次分配的量限，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根據每一個企業的自我營銷實力，而粗略厘定出來的。這里作主的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即自由市場的自由交換。企業家只能接受它的初次分配結果。但在這個量限的內部分配上，作為企業的管理層，無論是通過它們的自定薪酬，還是通過它們與工人之間一對多式的集體協商，這些企業的管理層都可以憑借著自己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而把整個企業的利潤或經營成果大份額地據為己有。不論是提升最低工資標準還是推進工資的集體協商，它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種企業內部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解決的根本辦法只能是把企業管理層的薪酬與一線職工的工資，用一個梯級量化的比率直接連動起來。比如管理層的薪酬上限不能超過一線職工年平均工資的5倍，下限不低于其年平均工資的2倍。如果能夠用這種梯級量化的比率把它們之間的薪酬連動起來，這遠比職工工資的翻番增長更能節制住這種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總之，在這種收入分配的新一輪變革中，我們的關切點不能僅僅停留在這種收入的翻番增長上，而應該更多地關切到這種分配的公平性和收入差距的縮小上，也即這種增加的收入有沒有惠及到更多的人。如果收入增加了，而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高，甚至通過通貨膨脹的再分配而把財富集中到更少的人手里，這樣的收入增長模式還值得我們為之慶幸嗎？
2011年4月19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