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富士康發生了一系列員工跳樓事件，很多人只知道富士康在2010年上半年有12個工人墜樓身亡，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后深圳富士康又有很多工人由于承受不住壓力而選擇跳樓自殺。善于做“公關工作”的富士康當然不愿意繼續遭受媒體的譴責，所以，他們用盡一切手段壓制住了這些信息；與此同時，為了推卸責任，富士康還高調邀請了一些心理學家到富士康做調研，而這些心理學家也確實沒有辜負富士康的盛情邀請，做出的結論把富士康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其中包括：1、富士康的自殺率低于全國平均自殺率；2、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過于脆弱承受不起挫折；3、新生代農民工不肯吃苦；4、媒體的報道誘導了富士康員工自殺……
這些心理學家的報告公布之后，我們北京幾所高校社會學方面的幾位教師聯名致信富士康，希望富士康再允許我們這些社會學方面的專家再去做一次調研，因為社會學家更多的會從體制而不是心理方面去分析問題。富士康沒有對我們的信件做出任何回復。但我們也沒有停止調查的步伐：我們在六月份的時候招了來自二十個高校的數十名大學生志愿者，這些志愿者有大陸的，也有臺灣和香港的。我們的一部分志愿者以調查員的身份進入廠區進行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還有14名學生應聘進入富士康，親身體驗富士康的工作環境。通過三個月的調查，我們得到了2000多份有效問卷和300多份深入訪談記錄以及14份工作日記，這些資料共同組成了我們的富士康調研報告。我們的調查完全可以回應當下的一些問題：1、是什么制度導致了這么多工人自殺？2、心理學家的那些理論是否站得住腳？3、郭臺銘對臺灣民眾說的一些話（諸如大陸媒體刻意丑化富士康、工人想用自殺換得富士康的高額賠償金等等）是不是實話？
一、富士康違法使用“學生工”
富士康的用工制度非常特殊：他們的工人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滿18歲！為什么他們的工人年齡為什么會這么小呢？這是因為富士康每到一個地方投資都會邀請當地政府做到兩個保證：一是保證富士康刻意拿到廉價的土地，二是保證富士康可以招到足夠的工人。為了保證富士康拿到低價的土地，地方政府會瘋狂地圈占大片農田并且對民房進行強拆；為了保證富士康招到足夠的工人，地方政府會迫使當地的學校以“實習”為名讓學生進入富士康工廠打工。富士康很多低年齡的工人其實就是這種以“實習”名義進去的“學生工”。
這些學生去了真的是在實習嗎？不是這樣的。首先，很多學生在富士康從事的工作和他們的專業根本不沾邊：去富士康“實習”的學生什么專業的都有，甚至連美術、音樂專業的和師范類學生都被派去“實習”，而他們去了之后從事的都是一線工作，是任何一個人在兩天之內都能掌握的“技術”，這樣的“實習”對學生的專業有什么幫助呢？學生又能從里面學到多少知識呢？
其次，大陸的實習生條例規定實習生只允許在白天上班，而富士康的“學生工”是三到四星期倒一輪班，也就是說上白班的人三到四個星期后就開始上一輪晚班，上一輪晚班之后又開始上一輪白班，這樣不停地倒，這明顯違背了實習生條例里不準實習生上夜班的規定。
再次，實習生實習是允許請假的，而富士康根本不準實習生請假。這些“學生工”正值青春期，女生每個月都會來月經，但即便是經期富士康并不給這些女生安排哪怕每個月一天的經期假。富士康一線的很多工種都要求工人站著工作，而且每天上班時間高達11個小時，很多在經期的女孩站著站著就暈倒了，這樣的女孩不在少數。
最令人憤慨的是，學生如果不想在富士康繼續干下去，富士康就會聯合學校對學生進行威脅：如果不干滿半年就拿不到畢業證。富士康經常有工人由于實在受不了而在工作三個月之后辭職，但學生為了順利畢業只得忍氣吞聲干滿半年。而且，“學生工”在富士康干的活和普通工人一樣，拿的工資卻比普通工人低。
二、富士康管理體制非人性化
富士康有十一個集團，每個集團為不同的廠家生產產品，但是在管理上是由中央統籌的。每個學校的學生進去之后都會被分到不同的集團；在分配住房的時候再打散一次，堅決不讓同一學校的學生住到同一間宿舍。富士康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一個學校的學生團結起來罷工。員工在宿舍里也是被嚴格管制的，富士康的宿舍八個人一間，工人不得調換宿舍，甚至連同宿舍的人互相換床位都不行。
富士康為了保證自己的競爭力，平時逼著工人高強度工作，而管理層管理工人的方式就是不停地罵工人。工人每天站著工作十一個小時勞動強度已經很大了，平時動輒會遭受辱罵，長期下去誰受得了？所以很多工人三四個月就離開富士康了。
在生活上，郭臺銘對外宣稱他給員工的福利相當優厚，因為員工連衣服都不用自己洗，工廠會統一為大家洗衣服。但是，很多女生并不喜歡這種統一洗衣服的制度，因為很多衣服放在一起洗很容易把衣服洗得很舊，而且有的女生本身就不希望把自己的衣服和別人的衣服混起來洗。但是富士康規定員工絕對不準自己洗衣服，一旦發現員工“私自”洗衣就沒收所洗的衣物。女生只得像做賊一樣等著天黑之后洗衣服然后掛起來，一旦到了天亮不管衣服有沒有晾干都只得收起來以免被查到。這種集體洗衣服的制度讓很多女工很不滿。
三、自殺者的壓抑
我們在深圳富士康調查的過程中恰好遇到一名叫田玉的女工跳樓，萬幸的是，她沒有死。我們找到了這名女工。事先我們以為她性格很孤僻，但見面之后我們發現這名女工性格非常開朗。她跳樓的原因是發工資那天她發現她沒有工資卡，所以就去問他們廠區的負責人，負責人告訴她由于剛進場的時候她不是這個廠區的，所以她需要去她剛進來的那個廠區補辦工資卡。田玉聽了負責人的建議之后就跑到那個廠區辦卡。但是富士康的每個廠區都很大，她到了那個廠區之后根本找不到辦卡的地方在哪里，詢問了很多人但每個人都說不知道。找了一個下午只得空著手回來，等回到宿舍又發現她的手機在路上丟了。她很生氣，又沒有傾訴的對象，就選擇了跳樓。
也許有人會說，這名女工心理太脆弱了，太傻了。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她的生活狀況，考慮到她平時受到的各種各樣的壓抑，我們就會知道出現這樣的結果并不奇怪。而使田玉如此壓抑的正是富士康。
出了這件事后，富士康堅決不肯做出賠償，事實上，在五連跳之后他們就不給跳樓的工人哪怕一分錢了，理由就是為了防止工人為了騙富士康的一條人命十萬元的“賠償金”而跳樓。這一次，他們不給錢的理由就是他們已經付過醫藥費了，而且田玉的殘疾不屬于工傷。而我們堅持認為是富士康惡劣的環境間接造成了這場悲劇，所以富士康必須做出賠償。我們當時要求富士康賠償田玉五十萬，這五十萬一部分是后續醫藥費，一部分是她后半生的生活費，畢竟她已經癱瘓了，以后很難再找到別的什么工作。但是富士康拒絕和我們做任何溝通，而是偷偷地和田玉的父親簽署了一個保密協議：一次性賠償田玉十八萬人民幣，富士康不再承擔后續治療費，田玉和他父親也不再向外界透露此事。后來，在我們的勸說之下，田玉和她父親終于同意對媒體公布事件的前因后果。我們以為這件事被媒體公布之后會引起富士康的回應，但事實上富士康至今仍然不愿意承拒絕發表任何觀點，這件事似乎也只有不了了之了。
四、工會——美麗的謊言
在我們幫助田玉維權的過程中，深圳市勞動監察部門一直沒有露面，富士康的工會也沒有露面。郭臺銘對外宣稱富士康是有工會的，而且在20101年十二名工人跳樓之后他還讓工會搞了很多活動安撫工人的情緒。但是，據我們調查，所有的工人都不知道誰是工會會員，很多工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工會”。我們曾經就工會會員的產生這一問題問過富士康管理層，富士康管理層竟然告訴我們“所有的工人在參加工作那一天就自動成為工會會員了。”那么，誰來負責組織工會的日常活動呢？全部是富士康的管理人員。這樣的工會，有和沒有豈不是一個樣！
二代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立足，但是他們也不愿意回到農村。當然，在事實上，富士康在的地方農民也沒辦法回到農村了，因為富士康已經侵占了他們的土地。
今天，我們經常可以在媒體上看到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的風采。媒體在不斷的宣傳一個高度城市化的世界的美好，這些宣傳對我們的農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們的農民拋棄了過去的鄉村社會網絡進入到了一個對他們來說完全陌生的社區，但是，在這個社區里，他們看不到未來，他們只能不斷地掙扎。
五、結語
我們經常有這樣一個想法：出了問題是因為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是因為企業的管理制度還不夠現代化。但是富士康的管理模式在事實上是非常先進的：它有完善的升職制度，中高層還能得到股份。這套制度在國際上都是很先進的。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出問題的原因是“制度不夠健全”。
怎樣避免類似的悲劇再出現呢？
工人在富士康這種工廠里拼命工作，但是他們看不到出路。富士康提供的待遇難以讓他們在城市立足，但是離開富士康其他企業提供的待遇可能更差。如果要解決類似的問題，就要讓農民工看到他們在城市立足的希望，至少要讓他們有在城市生存下去的權力。所以，政府應該建立一些廉租房租給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居住。
其次，學生沒有義務去補貼富士康的工源。當然，相關專業的學生是可以去實習的，但是一定不能讓他們上夜班，也一定要提高他們的待遇。
再次，提高普通工人的待遇。在富士康工作，一天十一個小時，一周只休息一天，而且有的工種干時間長了對身體損傷是相當嚴重的，富士康的勞動強度如此之大，所以你的月工資只比其他的工廠高兩三百顯然是不行的。郭臺銘說他已經把月工資提升到2000元一個月了。但據我們調查，只有工作慢半年才能拿到郭臺銘所說的兩千元月薪，但很多工人干三四個月就走了，所以他的這個兩千元并不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兩千元在深圳根本無法生存的，至少要提到三千，這樣他們才能在養活自己的同時省下一些錢養活家人。
最后，必須組建真正的工會，而且要按生產車間組建工會，這樣便于工會會員平時聯絡。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需要告訴蘋果公司，讓蘋果公司督促富士康提高工人待遇。富士康的工人待遇不好，蘋果公司也是有很重要的責任的，因為他們拿走了最大一部分的利潤。你既然拿走了這么多利潤你就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要想辦法保障工人的利益。當然，指望蘋果公司做這些事情可能也只是我們的一廂情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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