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必須承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責
辛子陵公開地違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公開場合號召實行資本主義,從共產黨內部顛覆共產黨,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質,打著改革的旗號,企圖取消黨的理論基礎,圖謀篡奪黨的領導權力,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他所提倡的這樣的改革絕對不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因此,他的行為已經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其罪行與劉曉波沒有原則性的區別,雖然他是退休老干部,老黨員,但本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更加應當追究其法律責任,以儆效尤,否則不足以平民憤,并會助長反動勢力在國內挑起事端。下面我們來分析和對照辛子陵所觸犯的法律條款,更希望法律專家們能夠更加確切地列出其罪行。
1:根據刑法第一百零五條【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他借突尼斯事件進行威脅:“像突尼斯總統本-阿里,群眾一起來,什么改革條件都答應了,但群眾不干了,這時候的條件是叫你走人”。要挾我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顯然,他的威脅當然是不可能得逞的,因此,其實質已經構成積極參加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按照突尼斯模式顛覆國家政權,應追究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2:根據第一百零六條【與境外勾結的處罰規定】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從事處罰。
其在香港出版大量污蔑社會主義,污蔑中國共產黨的書籍,文章,與國際反動派結成聯盟,在輿論上圍堵中國,在香港煽動境外民運分子參與顛覆國家政權。因此,應追究其與境外勾結的罪行。
其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利用其非法出版物為幌子,獲得大量活動經費,進一步在大陸進行顛覆國家政權、推翻共產黨領導的輿論準備,因此,亦應根據本條追究其接受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3:根據第二百四十三條【誣告陷害罪】捏造實施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辛子陵造謠說:“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個億萬富翁,平均每人財產6.7億元人民幣,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政權的性質。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買了一幢豪宅,花了2.5億人民幣,轟動世界。一般來說,300 萬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萬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算是高檔豪宅;2000萬以上的應該是豪華莊園了,自家配有養馬場、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長島蝗蟲谷豪宅,據行家估算現在應該價值10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7000萬元。曾偉的豪宅價值是蔣宋美齡紐約別墅價值的3.5倍。我黨曾經義憤填膺地號召和領導人民打倒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如今我黨領導人的家族,在經濟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奪的財富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們,還硬說是人民在當家作主,這樣的瞞和騙能夠長久嗎?”
這些也許是辛子陵的道聽途說,也許就是辛子陵故意捏造的事實或者大部分是捏造的事實。在胡潤的富豪排行榜中,并沒有如辛子陵所述的狀況。為了能澄清這些事實,辛子陵必須指出這2932個億萬富翁的具體資料,是否確有其事,是否都是事實,并分清這些資產的屬性,以及到底是屬于公有的或者是屬于他們的私有資產。如果列舉不出來,或者這些基本上是屬于公有資產而非私有資產,辛子陵就要承擔誣告陷害的罪責,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駁斥辛子陵關于我國鋼產量所散布的謬論
一.辛子陵關于鋼產量的彌天大謊
辛子陵在2011年2月10日說:“1958 年大躍進時我們想鋼都想瘋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放出豪言兩年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英國1957年鋼產量是2000萬噸,中國是535萬噸。1958年他下命令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而真正在鋼鐵產量上實現超英趕美,是在改革開放后的 2006年”。
根據世界鋼產量的統計年鑒,1978年,蘇聯15100萬噸,美國12389萬噸,日本10211萬噸,西德4126萬噸,中國3178萬噸,法國2284萬噸,英國2030萬噸,印度995萬噸(我們這里只比較粗鋼產量,因為它并不包括回爐廢鋼的數量,同時,也是國防工業用得最多的鑄鋼的基礎)。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時,中國的鋼產量已經遠遠超過英國的2030萬噸,達到3178萬噸,是英國產量的1.56倍,是法國的1.39倍,是印度的3倍。中國除了有了兩彈一星,在最重要的工業產品的產量即鋼產量上,已經凌駕于英法之上。這是中國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憑借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取得的偉大成果。而辛子陵卻說是2006年,這是在故意歪曲歷史。不惜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而捏造的數據。
應當說,正是有了抗美援朝戰爭,使我黨從上到下認識到雖然我們用“氣多鋼少”的軍隊戰勝了“鋼多氣少”的美軍,但也認識到發展鋼鐵以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重要性,為了減少犧牲,我們也要鋼多。由于有了這樣的認識,也就為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打下了思想基礎,成為全民共識。
我國在解放前的49年,鋼產量是15.8萬噸,中國從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實行憲政制度的年代起到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最高的鋼產量大約是95萬噸,也就是說,到1978年為止,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鋼產量達到了實行憲政的中華民國時期的最高年產量的大約33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1949年的201倍。
從1978年起,我國用后30年時間,在2009年達到50049萬噸,大約是1978年的不到16倍,可見,我國鋼鐵產量發展速度最快的是改革開放前30年,那時中國還沒有辛子陵所說的“資本主義道路”。顯而易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沒有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這樣的發展速度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二.我國鋼鐵產量能夠搶占世界制高點的原因
辛子陵含沙射影地說:“他們說,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了,是黨的英明領導的結果。我說,不對,這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了修正主義道路,或者干脆說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黨的英明領導,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而是放棄了社會主義,放棄了人民公社制度,放棄了計劃經濟,放棄了一大二公,放棄了消滅私有制的國策”。
原因真如辛子陵所述嗎?恰好相反,正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了,是黨的英明領導的結果”。
我國的鋼產量的飛速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鋼鐵工業又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期,全國鋼鐵產量幾乎每年都以5000萬噸的遞增速度在上升。2008年,我國鋼產量已經突破了5億噸,達到50049萬噸,而這樣的發展,原因很多,可以列出如下幾點:
1:已經具有一定的鋼鐵工業基礎。
從改革開放的初期起,我國已經具有年產3000萬噸以上鋼的產能,超過英法等國,為參與國際競爭打下了良好基礎。
2:抓住世界產業轉移的機遇期。
正值發達國家為了減少能源消耗,降低人員工資,減少對環境的污染,追求最大利潤,急需將高耗能的產業向外轉移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的方針指導下,中國大力吸引外資,將鋼鐵產業轉移到中國。通過持續不斷的技術設備引進和自主創新的雙管齊下,我國鋼鐵工業的技術裝備日趨大型化、高效化、自動化、連續化、緊湊化、長壽化,為鋼產量突破5000億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廉價的勞動成本。
由于中國有巨大的人口優勢,早已在農村實行的9年義務教育制度和極低的文盲率,以及產業工人特別是鋼鐵工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在主人翁精神的思想教育而不是單純物質刺激的環境下,使我國擁有了世界無可匹敵的勞動力優勢,這樣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是任何一個西方發達國家都不可能與其競爭的,因此,中國的鋼產品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了無可比擬的價格優勢。印度雖然也具有低廉的勞動力,但由于其執行的是所謂西方的民主制度,政府為富人所壟斷,對教育沒有很好投入,文盲過多,同時,其軍事裝備都是靠向外購買,沒有發展鋼鐵的動力,因此,其鋼產量也就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
4:參與全球的市場競爭。
在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的方針指導下,中國攜其巨大的價格優勢,參與國際市場的鋼鐵競爭。經過多年的競爭結果,已經打敗了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除了有巨大的勞動力資源以外,還有完整的鋼鐵產業鏈,這包括:發達的焦炭制造業、充足的火電和水電的電力供應、巨大的港口吞吐量、四通八達的低廉的鐵路運輸、世界稀缺的稀土供應,等等,使中國的價格優勢無人可望其項背,在全球的競爭中,打敗了西方發達國家,成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鋼鐵生產國。
5:巨大的市場優勢。
中國本身就擁有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與美英法日相比,西方各國因其國內人口過少,且其殖民地國家過于貧困,無法成為其推銷市場,其過剩鋼鐵產量無法找到需求市場,也就無法持久維持其壟斷地位。西方各國正是看到中國巨大的市場,才相繼將其產能向中國轉移,以獲得最大的利潤。前30年,中國集中精力搞國防工業,在房屋建設、高速公路建設、家用汽車、家用電器等大量消耗鋼鐵的行業,還沒有提到日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了提過全體勞動人民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在此期間,由于發達國家覬覦中國的巨大市場,各國為追求高額利潤而將這些產業相繼轉移到中國,使中國成為這些產業的加工基地,也就相應需要大量的鋼制品作為原料。這就使中國又成為了一個全球巨大的鋼鐵市場,以消耗巨大的鋼產量。如果沒有這個市場的支撐,中國巨大的鋼產量也是不可能長久維持的。
6:依靠科技進步,不斷提高集約經營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
新中國60年來,我國鋼鐵工業發展與科技進步是息息相關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煉鋼設備主要是平爐,鋼鐵科技工作者就創造了“高溫、薄渣、活躍沸騰”的快速煉鋼法,改單槽出鋼為雙槽出鋼、三槽出鋼,采用鋁鎂爐頂磚來強化冶煉,還開展了符合我國資源特點的合金鋼,低合金鋼的研究,為鋼鐵工業增加產量、擴大品種作出了重要貢獻。到了60年代,為了趕上世界鋼鐵新技術的發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爐噴煤裝置、第一座30噸氧氣頂吹轉爐煉鋼廠、第一座弧型連續鑄鋼機、第一座小型連續軋鋼廠。在20世紀70年代前后,我國鋼鐵工業又創造性地開展了攀鋼釩鈦磁鐵的冶煉、包鋼含稀土、鈮共生鐵礦的冶煉、酒鋼含氧化鋇高硫鏡鐵礦冶煉的技術攻關,并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改革開放后,我國鋼鐵工業通過連鑄、連軋機、高爐、轉爐的國產化以及連鑄技術、高爐噴煤技術、綜合節能技術等6大關鍵共性技術的自主研發,擴大了品種,提高了質量,節約了資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競爭力。新中國60年發展歷程證明,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已成為我國鋼鐵工業由小變大、由弱轉強的根本途徑,成為鋼鐵企業由粗放型經營轉向集約型經營、不斷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自身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的根本途徑。
總之,我國的鋼產量能夠奪取全球的最高點,絕不是辛子陵所刻意歪曲的“干脆說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恰好相反,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前30年所奠定的基礎、對鋼產量的執著追求和全民共識、9年義務教育的普及、低廉的勞動成本、及時地抓住世界產業轉移的機遇、堅持不懈的科技引進和創新、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提高全體勞動人民(而不是只為少數人)的生活水平的理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的理念,才有了中國的鋼產量的巨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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