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北大一則將“思想偏激”的學生列入十大“重點學生”之一、對其施予會商的定點治療、將由試驗轉到向全校推廣進而形成制度的消息在網上惹來一片討伐之聲，因為“動不動因為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的校方理由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了其十足的學霸面孔。如果隔三差五的在北大教師的工資中扣個兩三百塊去支持一下災區，不知道北大教師們是不是會三呼萬歲！準此以觀，全國95%的人都必須要北大來會商一下了。房價漲了，百姓在罵；藥價漲了，百姓在罵；學費漲了，百姓在罵；油價漲了，百姓在罵。無一物不在漲價，幾乎無一人不在罵娘。在一個罵罵咧咧的大國，不知道北大的優良教育資源是否可以會商而惠及到每一個罵民。
北大是否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問題：北大學生思想偏激，是否與北大教師思想偏激有關？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有什么樣的教風，才會有什么樣的學風，什么樣的教師才會帶出什么樣的學生。十多年來，北大某些教師，人面獸心，道貌岸然，滿肚子王八烏龜，居心叵測，在神圣的講壇上信口雌黃，口如懸河地散布歪理邪說，不僅誤人子弟，而且禍國殃民。他們雖然只是一小撮，但影響之壞，流毒之廣，為害之烈，百倍千倍于學生也。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季老真正出名的不是靠其“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的學術，倒是憑借滿紙謊言的回憶性散文《牛棚雜憶》，怪也不怪？看兩則季先生的經典語錄吧：“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 “多年來，我曾有過一個‘良好’的愿望：我對每個人都好，也希望每個人都對我好。只望有譽，不能有毀。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誠哉斯言！騙子怎么也不會傻到說自己是騙子啊，不毀別人那只是以前的一個良好愿望罷了。
孫東東，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
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第412期《中國新聞周刊》，一篇名為《孫東東：把精神病人送到醫院是最大的保障》文章中，孫東東公開宣言：“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
為什么需要對“訪民”實施強制性措施？孫東東說：“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他就堅持他的某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癥狀。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癥狀可以拋家舍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
2008年9月12日以衛生部專家組成員、衛生法學專家的身份，接受新浪網的訪談，孫東東就三鹿事件說:“目前我們國家市場銷售的奶粉絕大多數保險，三鹿的這次事件應該是意外事件，偶發的，不屬于群發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過于擔心。”
“從目前來看政府處理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疏漏，發現問題以后及時調查了解，然后確認以后立刻公告，責成企業，企業這次也很主動，他去召回，主動承擔責任。所以從目前政府監控來講，發現這個問題以后，沒有發現有什么嚴重的疏漏。”
“我想大家關注很正常，我們社會需要有責任感的人，但是有時候媒體、網友關注的偏，偏在也走得極端，上來先想怎么索賠。我覺得首先應該先找原因。另外一個沒有必要去給有關部門找麻煩，你現在麻煩找得越多，越去質疑什么的，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決。”
但三鹿事件的發展與孫東東的“導向”卻完全不一樣。
張維迎，2002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助理，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其經典語錄如下：
樊綱，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其經典語錄如下：
“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
“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厲以寧，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留校任教至今。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其著名語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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