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唱紅

也談唱紅

紅色89后

  自從重慶的“唱紅打黑”以來，有很多朋友對薄熙來的這種“運動式”的政策號召有著不同的看法。自由派的朋友認為這是典型的“文革模式”（又稱政治動員模式），左派的朋友認為這是中共思想戰線上的回歸，也有人認為這是“薄氏新政”的政治作秀罷了。今天心血來潮，或許是因為這兩天靜靜地回到了書本上，讀了幾頁書，因此我也趁此機會談談我的一些想法。

  “唱紅打黑”自推出以來，可以說是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有肯定，贊揚的聲音（主要集中于中央和群眾），也有質疑反對的聲音（主要集中于“南方系”媒體，如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其中，“唱紅”這一形式更是引起了眾多媒體的關注和質疑，很大一部分媒體認為這種近幾年以來逐漸流行的形式只不過是一場“可愛的政治秀”罷了，更有甚者認為這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新一輪洗腦。然而，在我看來，至少從政治角度來說，“唱紅”作為重慶模式的一種文藝形式，其重大意義就在于表明了中共正嘗試重塑其“執政合法性”。這個觀點，不是我的首創，是郭松民先生的原創。但這種說法是我在眾多觀點中較為贊同的一種。執政合法性的重塑，其在思想文化領域所體現的，就是重建中共的文化自信，而重建中共的文化自信，其最好的形式就是“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最近三十年來，尤其是1989年之后，執政黨在思想文化領域上可謂是“一敗涂地”，因此在意識形態上就出現了郭松民所說的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焦慮”。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并不是說你有槍桿子就可以，合法性是必須得到大部分人民群眾的（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公民”）認同，通俗來講，即占一國絕大多數人口的人民認為由你來掌權理所當然，這就是合法性。而目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普遍認為必須要經過選舉才有合法性，不經過選舉那就是沒有合法性。這似乎早已經成為一個“不容質疑”的真理了。因此，在這種很強的話語體勢下，重慶“唱紅”的意義，就在于在現有政治體制的框架內，在不實行“西式民主”的前提下，通過重建文化自信，通過政策、路線的調整，來重塑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合法性焦慮。這是將“唱紅”放在整個重慶模式中從政治角度的解讀。

  而單單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毫無疑問，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重建文化的自信。眾所周知，這些年以來執政黨沒有文化自信，從否定文革開始，然后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最后否定整個中共革命的歷史，這就使得中共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領域內背上了沉重的“原罪”包袱。理不直，氣不壯，因為你整個歷史就是不斷犯錯的歷史嘛。而重慶唱紅，主要唱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初期的一些歌曲，很多人理解不透，其實，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對整個中共革命的歷程做一個系統的梳理，重新進行肯定，從而重拾自己的文化自信。至于很多人擔心的“文革模式”，在我看來就未免過于杞人憂天了。首先，唱紅并不是文革才有，早在革命戰爭時期，建國初期就有了；其次，唱紅并沒有政治命令式地動員，這只是一種執政黨的文化領域的宣傳和倡導；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唱紅的倡導確實得到了群眾的積極回應。這方面很多人可能會認為這只是官方的說法，不足為信。但是這些朋友可以去考察下，無論是在網絡，還是在實地，目前確實有一大部分群體積極響應著這個倡議，這說明目前群眾并沒有對執政黨完全喪失信心，其唱紅歌的積極回應，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普遍懷念那個時代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以及那個年代的社會風氣。

  目前，在房價高、物價高、收入低的嚴峻形勢下，在社會道德敗壞，人格墮落的風氣下，重慶在文化領域內試圖通過唱紅來重塑文化自信，從而一定程度上化解“合法性焦慮”的舉措確實值得關注，甚至我有一種大膽的猜測，那就是中共開始意識到要重新回歸群眾，重新找回自己的政治基礎，而不是走改革開放以來的“精英化”路線。很多自由派的朋友說這是又一次的“洗腦”，我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這就是洗腦。懂一點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執政合法性并不是只靠選票、槍桿子就可以穩定，最根本的是思想上的認同，在這一點上，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照我來說，美國其實是世界上最會洗腦的大師，其宣揚的“普世價值”，早已經“深入人心”。只要對此有質疑的，就是恐怖國家，就是獨裁專制。因此，唱紅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洗腦，洗的就是三十年來“金錢本位、腐敗墮落”的腦。在我看來，這種開明式的倡導（抑或說引導），確實比在高中政治教科書上的教條式說教，水平高出不少，得到的回應也更為積極。畢竟，中共在三十年來特別是89以來，思想文化戰線上早已是屢戰屢敗，因此，確實要開始作出點“理直氣壯”的回應，再不然恐怕連立錐之地都難以尋覓了。

  因此，在我看來，唱紅作為重慶模式的構成部分，是執政黨的一次文化自信的重建，更是一次執政合法性的重塑，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種早已“過氣”的紅歌到現今依然有龐大“市場”回應的現象所透視出的本質，更值得我們去重視。無論如何，重慶模式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和探索，其發展如何，都值得我們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