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社會管理創新，糾正冤假錯案

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必須糾正云南揭批查制造的冤假錯案，給受害者以生活出路。

——致十一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第四次會議的

公  開  信

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于2月19日開班，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研討班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

“社會管理及創新的目的，“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維護人民群眾的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良好秩序，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

胡錦濤總書記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講得多么好啊！他說：“要堅持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人民群眾，把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以人民利益為重，以人民期盼為念，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我們急切希望能在云南落實。”

根據胡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我們向“兩會”呼吁：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必須糾正云南揭批查運動派性和權力相結合制造的冤假錯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全面貫徹落實中發（1982）9號文件，給揭批查受害者以生活出路，解決社保、醫保等生存權利。我們對社會管理最最不滿意的是：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規定的，對揭批查申訴案件“不受理、不復查、不糾正，錯了也不糾正的‘三不政案’。

為了進一步使“兩會”代表、委員了解云南揭批查制造冤假錯案的情況，我們第13年向“兩會”再報告如下：

原云南省委副書記李啟明同志，1984年在《紅旗》雜志第22期發表了《要敢于解決領導班子中的派性問題》文章指出：“有少數同志，包括高級領導干部，至今沒有擺脫派性的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帶著派性觀點看人處事；有的仍然熱衷于搞派性，甚至陷了進去，不能自拔。

派性和權力相結合，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危害了黨的團結統一，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得到貫徹。”李啟明副書記是在揭批查運動期間，從外省調來的，目睹云南揭批查派性和權力結合的危害，發表了此文。

一

云南省委派性和權力相結合，把“文革”中的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幫派體系”，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中共云南省委機關報《云南日報》1979年2月23日社論稱：“云南清查、粉碎了‘以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為頭目，以把持軍政大權的那么幾個人為后臺的幫派體系’”，《社論》明白無誤地宣布了，云南不是清查有牽連的人和事，而是站在派性立場上，把“文革”中一派群眾組織打成了有后臺、有頭目的“幫派體系”，以派劃線，借揭批查運動之機，打擊迫害從中央委員到基層工人、農民。用極其殘酷的專政手段，實行派性報復、鎮壓。

云南揭批查不是清查有牽連的人，而是“一樁樁一件件地清查‘文革事件’”，據云南官方出版的《云南五十年大事記》第293頁記載，云南“調了2萬多名干部，用了八年多時間，清查了‘文革中發生的重大事件1816起’”。強加給一派，成為“幫派體系”的罪名。全省各地將150多萬人弄進“學習班” 審查 ，交代‘罪行’，受到批判、斗爭；使15萬多人受到黨紀、政紀，開除公職處理；5萬多人被判刑，其中判死刑2人；審查中被打死、逼死、逼瘋達1000多人。

例如：

二《云南日報》主編批判派性，被撤職。

《云南日報》主編夏雨同志，根據鄧小平“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文革’中的兩派群眾組織都是錯誤的”的講話精神，在《云南日報》上發表了幾篇《‘文革’中兩派都是錯誤的》的評論文章。“文革”中省級機關的一個派頭頭，已成了中共云南省委組織部長兼宣傳部長的王興田，看了火冒三丈說：“什么兩派都是錯誤的，不是思想糊涂，就是別有用心。”王興田拿了評論文章，找到省委副書記普朝柱，大發雷霆說：“要查一查，這些文章是誰寫的，這個觀點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一定要嚴肅處理……”

省委副書記普朝柱到《云南日報》社，得知是主編夏雨寫的，省委立即撤了他的職。夏雨同志把情況反映到新華社，新華社報告了中央，中央領導批示：“此人太出格了，不宜擔任省委兩部長職務。”本來是“三種人”，理應清除出領導班子，但派性和權力相結合的云南省委，把王興田調到昆明市委當了市委書記。

云南省委始終堅持一派是正確，是清查運動的領導者，另一派是 “幫派體系”、 清查對象，這樣的組織路線、思想路線的人把持了執政地位，勢必變本加厲利地鎮壓不同觀點、意見的干部、群眾，鞏固其竊取的權力，這也是云南社會矛盾長期以來，不能化解的源頭性、根本性問題。

三．強迫群眾簽名，“要求槍斃楊秀杰、羅慶明”。

云南玉溪揭批查運動中派性和權力相結合，殘酷鎮壓群眾的手段，是舉世罕見的。

楊秀杰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玉溪地區江川縣民政科干部，羅青明是中學體育教師，都是轉業軍人，都建立過軍功。因為觀點不同，揭批查被關押審查、刑訊逼供、嚴刑拷打，遍體鱗傷，批斗大會上都無法站立了。為了“粉碎”他們，派性和權力結合的縣委出一“妙招”，“發動群眾簽名，《強烈要求槍斃現行反革命、幫派骨干楊秀杰、羅慶明》。

他們動用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三級權力規定：“凡在《強烈要求槍斃現行反革命、幫派骨干楊秀杰、羅慶明》的“萬民折”上簽名的，生產隊分配及各戶口糧照發，凡不簽名的，就是支持現行反革命，不給口糧。”

對政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干部、群眾，在工廠勞動的工人規定：“凡不在‘萬民折’上簽名的，不發工資，停止工作，徹底交代、審查與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關系”。在此脅迫下，誰敢不簽名啊！？江川縣《強烈要求槍斃楊秀杰、羅慶明》的“萬民折”，就成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依據”，楊、羅就死于派性和權力結合的“萬民折”。

沒有判決書，沒有上訴期、沒有核準等等法律程序，在槍斃楊秀杰的前一天夜里，縣里派人到楊家，要求其妻子曾瓊仙簽字與楊秀杰離婚，曾瓊仙不同意，縣里的人威脅說：“不離婚，就要斬草除根，簽不簽？”，并規定說：“明天就要槍斃楊秀杰了，你們不準出門，也不準去收尸……”曾瓊仙為保護其幾個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僅13歲），只得忍辱、忍悲、忍氣簽下名。楊秀杰、羅慶明被槍斃后，至今家人都不知其尸骨何在。這是驚天的謀殺大案，死于派性和權力結合的法西斯專政。

四．從兩份“判決書”，看云南執政、執法

            中共東川市委文件

                 刑字（1979）185號

       關于楊松年傷害案的處刑決定：

經中共東川市委常委會議1979年12月1日研究認為：楊松年在“劃線站隊”期間，毆打27人，其中3人致殘，并利用權力，貪污公款960元，與傷害罪合并論處，據此，決定對楊松年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中共東川市委員會（公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

對反革命犯羅廷祖的決定

經縣委常委會1978年4月21日會議研究決定：對現行反革命犯羅廷祖依法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中國共產黨普洱縣委員會（公章）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這兩份判決書的共同特點，所判楊松年、羅廷祖刑的，都不是《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而是當事人所在地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黨委。黨委發“判決書”判刑，是違憲、違法、依黨代法的違法行為。

撇開楊松年否定其犯罪的申訴，從中共東川市委刑字（1979）185號刑事“判決書”看，如此“判決書”，不是僅此一份的偶然，此“判決書”之前，已有184份，此判決書后又有多少？云南揭批查判刑的過程，是以單位成立的派性“專案組”搜查、拼湊、編造“材料”，黨委判刑，法院蓋章。

1979年12月，是《刑法》、《刑事訴訟法》在1980年實施的前夜，為了突擊搶判，連法院蓋章都來不及，由中共東川市委直接下判決書就更“便捷”了，大概就是這個“理由”吧？其執政低能、執法無知，鎮壓人民兇殘。

從中共普洱縣委的“判決書”看，“判決書”內容共計42個字，不要任何犯罪事實，普洱縣委常委“任命”羅廷祖為反革命，馬上判處六年有期徒刑。這就是普洱縣委派性加權力相結合的“依法判處”。

五．派性和權力相結合，推翻黨中央的決定

云南揭批查問題嚴重，群眾反映很大，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中組部長宋任窮，把云南省委安平生書記、李啟明副書記找到北京，對云南問題胡耀邦批評說：“云南的揭批查與黨中央的做法不一致，中央已經在批判“兩個凡是”了，云南還在搞揭批查；中央已經開展“真理標準”討論了，云南還在搞揭批判，中央已經開展整黨了，云南還在搞揭批查。云南搞揭批查，尤其是把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幫派體系，是非常錯誤的，中央本來想下個文件，要云南省委糾正揭批查的錯誤，討論考慮再三，還是把你們找來，由你們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比較主動。”

安平生、李啟明回昆后，省委決定在連云賓館召開省委擴大會（地書會）。安平生傳達了黨中央的指示和對云南揭批查的批評，并代表省委作了檢討。通過中央指示的學習，提高了認識，省委秘書長于佐同志發言說：“把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幫派體系’的做法，省委是錯誤的”，他還揭發了一些問題；有的同志也作了檢討；有的人推卸責任；也有人頑固抵制；在快要統一認識，解決問題時，陷入派性不能自拔的人，搞非組織活動，偷偷將會議文件、發言、簡報拿鄧小平堂弟鄧小初家，要鄧小初立即拿著資料進京找鄧小平，向鄧小平講述了會議情況說“云南要翻燒餅了”。鄧小平聽了說：“問題要解決，但不能翻燒餅”。

鄧小初向省委匯報后，派性和權力相結合的省委，只傳達了“不能翻燒餅”的一句話。傳達貫徹中央精神、糾正云南揭批查錯誤而召開了40多天的省委擴大會，在沒有人宣布散會的情況下，一轟而散，不了了之。

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于佐同志，因在會上按中央精神講了真話，揭發了省委的錯誤，立即遭到打擊，撤掉了他的職務，領導找他談話，給他兩個選擇：調到省人大財經委員會工作；或到中央黨校學習，于佐選擇到省人大財經委工作。報到時被拒絕說“我們人大不要‘叛徒’”。于佐同志欲哭無淚。省委又將他派到中央黨校學習，學成回來后，省委一直不安排他的工作，直到離休。

派性和權力相結合的云南省委，貫徹黨中央的決定的會議，競敢半途而廢，不了了之！執行黨中央決定的干部，就要遭打擊迫害，全省那么多的干部群眾受冤……。李啟明副書記看透了云南省委派性和權力相結合危害性、嚴重性，寫了《要敢于解決領導班子的派性問題》文章發表在《紅旗》雜志上，與派性作堅決的斗爭。不久，他也被排擠走了。

最后，我們要求全國人大、政協，敦促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三不政策”，按中央政法委決策部署，“全力推進涉法涉訴信訪積案清理評查工作”，對揭批查申訴案件清理評查，做到全錯全糾，部分錯部分糾，不錯不糾。順利完成信訪結案清理、評查、終結程序。只有公平正義，才能和諧穩定。

我們要求全國人大、政協敦促云南省人民政府，全面貫徹落實中發（1982）9號文件，對揭批查受害的涉訴人員、雙開、清退人員、被判刑、處理的農村干部、群眾，給以生活出路，解決社保、醫保的生存權利，只有解決生存問題，才能促進和諧穩定。

在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還清久拖不決的法律債務，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實際行動，落實胡錦濤總書記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只有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才能和諧穩定。為2012年黨的18大召開，創造良好環境。

最近，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中央綜治辦主任陳冀平同志接受專訪時指出：“  一些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愈演愈烈，打著維權的旗號，借機插手人民內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種事端”，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我們懇切要求全國人大、政協，要切實加強監督各級政府、部門，負責任地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落實好黨的各項政策，做好新形勢、新時期群眾工作，不要讓西方反華勢力有任何插手人民內部矛盾的機會，否則，就會幫助敵人。

致信人：李樹林  安矩祥 黃傳華

包亞芳  馬守良等

201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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