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子占中國人 的百分之幾?
問:啊哈,瓜田先生,您這題目可夠嚇人的。看樣子,騙子少不了。那么,您認為騙子能占到中國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幾呢?
答:是啊,我主要是為了嚇人。大家都嚇一跳,隨后想一想怎么辦。其實很難統計這個百分比,因為缺乏可操作性。比方說,全國人口普查,我能不能搭個便車,在“入戶調查提綱”上補充一條:你們家有沒有騙子?有幾個?
問:哈哈,那非打起來不可。
答:還有更難的,那就是騙子的定義和標準不好定。
問:這個不難吧?到處招搖撞騙,牟取非法利益的人就是騙子唄。
答:你說的也不算錯,但實際操作起來,并不容易。我舉一個例子。一個政府的官員,在進入公務員序列時,靠的是一個假學歷。隨后一路順風,升到了廳級。這個人算不算騙子?
問:這不能算。他只是偶有一次欺騙行為,這行為也沒有得到具體利益,對別人也沒有明顯的損害。
答:錯。欺騙行為的嚴重性不能光看次數,嚴重的,比方說一次詐騙二百萬,還不是騙子?再說,他靠著假學歷,一路升官,幾乎天天都在享受著假學歷欺騙的好處。對別人也不是沒有損害,跟他一起報考公務員的,被他擠掉了,這是不是損害?
問:這么說,這個官員也是個騙子?
答:當然是騙子,還是個大騙子。
問:若是這樣說,官場的騙子可就太多了。我還是堅持認為,做假煙、假酒、假藥、假奶粉、假食品的,總之所有制假售假的家伙,才是騙子,這都是些沒有爭議的騙子。
答:這些騙子是死老虎,貨真價實,逮著法辦就是了。我們的視線要看到更多的騙子。事實上,騙子已經像瘟疫一樣,彌漫于整個社會。
問:這么嚴重?
答:很嚴重。我們先從現象入手吧。我手頭留有一張制假的名片。上面開列了四類業務,包括制作各種假文憑、技術等級證書、企業法人執照、房產證、戶口本、身份證、結婚證、駕駛證等幾十種證件,還銷售各種發票。
問:這種小廣告全國到處都有。
答:你估計,全國干這個行當的人有多少?
問:在后臺制作假章、假證的和在前臺散發小廣告的,北京少說也有幾千人。推算起來,全國至少也有幾十萬人。
答:刻章、辦證的騙子隊伍之所以能這樣不斷壯大,是因為他們的市場太大,需求量甚巨。我假設全國只有十萬人在實實在在地制作假證。他們每個人每天只制作一個假證、刻一個假章,賣出一張假發票,他們就推出了三倍也就是三十萬個行騙的人。一天三十萬人,一個月搞出來九百萬人!一年呢?
問:照您的算法,光是制作假章、假證和使用這些假貨的人,一年就要覆蓋上億人了。您知道,行騙的事情不能均攤。有的人從來不干,有的人經常干。
答:我們假設不是一億人每個人干一次,而是其中的五分之一的人,每個人干了五次。這樣,參與者還有二千萬人。
問:這個數字我還是難以接受,這就占全國人口的1.6%了。
答:你從印象出發,粗粗地估計一下:從你周圍聽到、看到的情況推斷,就說假發票吧,賣假發票的人和使用假發票的人,能有多少?
問:那就多了去了。在中國的大中城市,你到處都能碰到推銷假發票的人。使用假發票的也很多。經常聽說一些政府機關或者什么公司都需要各種發票來發獎金,以便避稅。有買假發票的,也有從親友處搜集發票換取獎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財會制度有問題,逼人犯錯誤。反正從來沒有人把到處湊發票報銷當成行騙。這樣做的人,5%也打不住。
答:社會上常見的其他騙局還有吧?
問:那花樣就多了。網上詐騙、電話詐騙、手機短信詐騙、“大師行醫”詐騙、街頭賭博戲法詐騙,不勝枚舉!《中國青年報》去年9月7日搞了一個民調,結果顯示99.5%的人曾遇到作假。85.1%遭遇過短信詐騙,83.7%遭遇過假貨,77%遭遇過盜版書,遭遇虛假報道的70.4%,盜版CD70.3%,街頭騙術70.2%,假發票52%,學歷作假42%,學術作假41.8%。
答:我的手機上,推銷假發票和其他詐騙的短信,每天都有十條上下。北京的銀行里有擴音器,每天都有警察提醒客戶不要輕易付款、轉賬的聲音。電視里每天也都能看到破獲詐騙案件的新聞和對觀眾不要受騙的提醒。我手邊每天有十幾份報刊,幾乎每天的報紙也都有作假、詐騙的消息。
問:干部隊伍能不能稍微好一點?
答:干部隊伍是作假的大本營。下級單位匯報的政績有沒有水分,小學生也知道。地方上的GDP等政績數字,上面并不完全相信,因為各個市的數字加起來比全省的要大,各省的數字加在一起比中央的數字也要大。有關方面要動用專家通過對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量的推算,才能搞出一個大致符合實際的數字來。官場作假有悠久的歷史。大躍進時,有人為了制造“畝產萬斤田”,把好多地里的麥子都挖出來,栽到一畝地里。連著名科學家也跑出來論證畝產萬斤的合理性。文革期間,領導下鄉視察,村干部要從全村借來縫紉機、自行車,精心布置被視察的農戶,有時候連家庭成員都是特意找來的能說會道的干部扮演的。直到前幾年,還有為了應付上級的視察,把荒山禿嶺用綠油漆涂起來的。還有的領導,派許多鄉鎮干部披上白布,到山上去充當羊群。近幾年,“70碼”、“躲貓貓”、“沖涼死”、“俯臥撐”之類的丑聞,更是盡人皆知了。
問:一些干部也可憐,有時候搞搞騙局也是出于無奈,上面逼出來的。
答:不管是主動行騙還是被逼作假,惡果沒有什么區別。你認為這種干部能占全體干部的百分之幾?
問:如果把匯報假情況假政績、花錢買學位辦假文憑、拿假發票報銷、明里廉政暗里腐敗種種表現都算上,比例就大了,恐怕10%也打不住。
答:再說知識界。知識界本來應該都是民族的精英,道德的守望者。但大學校長和教授們抄襲論文的丑聞層出不窮。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從網上抄襲論文或者找槍手代寫論文,也已經成了規模不小的產業。偽造學歷、買外國文憑的事情更是屢屢發生。作家中的抄襲丑聞也時有發生。可怕的是,有的抄襲者不但不臭,反而很香。抄襲者的書很好賣,還能進富豪榜。企業界的明星式人物,盡管出了野雞大學學歷的丑聞,但還是若無其事,照樣人五人六地在江湖上混。養生界更是搞笑,從劉太醫到張悟本,再到道士李一,最近又出來一個什么大道堂,走馬燈一般,前仆后繼,只聽倒了牌子,但并沒有嚴厲查處。我想試著做一個游戲:你能不能舉出一個領域,打個包票,從來沒有作假行騙的事情發生?
問:哪里沒有作假行騙的事情?不是有這樣極端的概括嘛:“一切都可能是假的,只有生身母親是真的。”現在出現了“代孕母親”的行當,母親也可能是假的了。我想請教瓜田先生,為什么中國的詐騙勾當這樣猖狂?
答:歷史學者吳思先生有個說法,很有意思。他說,容易產生謊言的體制在中國如此長壽,主要是因為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這個體制要低成本地、有效地行使統治,就必須制造它是多么合乎民心的謊言。他們生產謊言,我們假裝相信。只要這個體制不是老百姓選擇的,謊言就必須永遠地經營下去。一搞“公開化”和“透明化”,立馬就完蛋了。從道德上看,中國歷史上有“以吏為師”的傳統。現在的“吏”究竟有多少人“有資格為師”或者“敢于為師”,都是很值得懷疑的。文化人的道德滑坡也十分嚴重,你還想讓老百姓堅守道德底線,這未免也太高看老百姓了。既然人們對大部分行騙的人都不好意思叫“騙子”,所有的騙子都沒有道德心理上的壓力了。于是我們看到這樣的怪現象:全國到處都是欺騙、詐騙行為,國家受損失,群眾遭禍殃,但我們很少見到騙子。從報刊上我見到一個極鮮明的對比。同樣是假學歷,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一個叫瓊斯的招生辦主任,在制造假學歷的二十八年之后被揭露,從此她就臭了,沒臉見人。西方對這種缺乏誠信的人,是“集體制裁”的,沒人再雇傭他(她)。而在我們這里,買假文憑的唐駿等人,毫發未損,據說最近又高調復出。跟他同病相憐的,還有一個姓禹的,竟然會在電視上說出“欺騙一個人是騙子,欺騙了所有的人就是英雄”這樣令人目瞪口呆的“警句”來!現實情況是,喪失廉恥已經不是個別人的道德缺憾,整個社會都快要“集體無恥化”了。這樣一個污濁的環境,不正是騙子們的大樂園嗎?
問:為什么會搞成這個樣子呢?
答:用老話說,就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烈。中國人造假自古就很有一套。記不記得陳勝吳廣起義?他們把“陳勝王”寫在布上,塞到魚肚子里。還弄幾個人夜里裝狐貍叫“大楚興,陳勝王”。《水滸傳》里面,排座次很傷腦筋。吳用找幾個人,埋下一個石碣。石碣一挖出來,啥困難都沒有了。中國農民糊弄皇上和鬼子,是有極為豐富的欺騙經驗的。對付極左的政治統治,騙術也立下過功勞。所以,人們對敷衍、哄弄上級視察之類的小騙局,都很理解,都是一笑了之,并不責備。不知道你注意過沒有,中國人很謹慎地使用“詐騙”、“欺詐”“騙人”這樣的字眼。一般用的是“說假話”、“作假”等詞語,連“撒謊”都用得很少。其實,說假話,除了一部分是為了敷衍,主要部分還不就是為了騙人嗎?但“騙人”這個概念就有了主觀故意,很難聽,最好不說。有了這樣的文化背景,誠信不香、行騙不臭也就不足為奇了。
問:照您這么一說,欺詐成風的局面也就沒救了?
答:改變起來確實不容樂觀。文化背景是數千年形成的東西,這就是土壤。短時間內誰有本事能把土壤給改良了?體制也存在諸多問題,在許多情況下,不說假話就辦不成事,甚至難以生存。因為說真話被抓起來的案子,時有耳聞。還有國民素質不高,不少上當受騙的案例,都是因為受害人想占點便宜。輿論上對作假、行騙的道德譴責也要加大力度,制度上要增加作假、行騙的成本,法律上也要及時給作假、詐騙的人嚴厲的懲罰。該抓的大騙子,要抓起來。不能抓的小騙子,也要有對策。要把外國的信譽記錄辦法引人中國,凡是把自己的信譽搞砸了的,必須自食其果,寸步難行,貸款啊,求職啊,都沒人理。總之,不管騙子大小,都是騙子。讓每一個作假行騙的人都明白,就算沒有觸犯法律,他仍然是個騙子。現在有一個能讓我們增加點信心的東西,那就是網絡。屢屢作案的大小騙子的黑名單,可以掛在網上,便于監督,便于提防。如果有人真想反腐敗或者反弄虛作假,就把干部的基本狀況包括財產狀況都交給網民,把對干部的要求也交給網民,這樣紀檢部門的工作就輕松了。
問:國人的信任危機實實在在是到了可怕的地步。恕我冒昧,我想問問瓜田先生,您自己呢,說不說假話?騙不騙人?
答:哈,終于搞到我頭上來了。我的原則是,在大事情上,盡可能說真話,說不了真話,就沉默。在小事情上,也未能免俗,說點“善意型”和“禮儀型”的假話。對三歲的外孫,我會告訴他,圣誕老人是坐著雪橇自天而降。見到老年人我會說“您氣色不錯”,見了姑娘會說“您長得很美”,對四十五歲以下的女服務員我一概呼之為“姑娘”、“閨女”,她們全都樂呵呵地為我服務,對我的老眼昏花很是寬容。我絕不會像魯迅文章中那個人那樣,到人家家里給小孩子過生日,急著指出“這孩子要死的”。這太煞風景,也沒有必要。你看我這種情況,目前還戴不上“小騙子”的帽子吧?
(瓜田:雜文作家,《求是》雜志原文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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