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趙東民有罪向世人昭示了什么？
楊 福 清
對于趙東民事件，終于以被判緩刑三年而畫上句號。但是我則認為，這一事件不僅遠沒結束，而且是剛剛開始！因為趙東民事件絕不僅僅是趙東民一個人的事件，也不僅僅是西安法院的一個普通案件。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反映了當前社會矛盾焦點的一個清晰的“大特寫”。
這個“特寫”向人們昭示了人民意志與法律意志的強烈沖突，昭示了《憲法》與《條例》之間的矛盾，昭示了腐敗行為得到了保護，昭示了反腐敗和公平正義行為受到了懲罰，昭示了人民的“依法維權”與政府“以權維穩”之間的激烈斗爭。昭示的結果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趙東民因何獲“罪”？是為其個人私利嗎——不是！是趙東民妄自逞能嗎——也不是，而是工人群眾訴求無助被請來參與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東民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借貸關系的“經手人”，不過是一個上訪咨詢的代理人，代表的是工人群眾的意愿，把官方聽不懂的“群眾語言”“翻譯”給官方而已。豈有“當事人”不獲“罪”而“翻譯”獲“罪”的道理！那150人和180人上訪是他組織起來的嗎？他為啥要組織這事？這很明顯——是群眾自動組織起來之后請了他，而并不是他組織和發動了群眾！即便是在哪里哪里開會說了一些什么什么話，那也不過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怎么可以把罪名加在趙東民的頭上呢？說穿了——不就是為了某種需要而“槍打出頭鳥”嗎？于是，見義勇為的趙東民就成了被打的“出頭鳥”！并借此告訴人們以后再也不許群體上訪，再有群體上訪事件，“以權維穩”是絕不客氣的！這次的群體上訪不是有180人嗎？以后再有180人需要群體上訪那就必須每次5人，分60次來吧！而且要在接待室閑時來，忙時別來，不然會影響正常接待秩序的——反正接待室是常設部門，有的是時間！否則，我們就要“一次一個趙東民”直到把群體上訪“消滅”為止！
群眾上訪，是形式重要還是內容重要？法律是只講形式不講內容。當你看到有人正在殺人的時候，你要先拍照后救人——因為先拍照才有法律依據，如果先救人就不能證明他是否是在殺人或殺到什么程度，至于對錯是非嗎，那只是人們的認識問題，而與司法無關——這就是當今的司法邏輯！
從趙東民代理工人群眾訴求內容來看，無非是兩大問題：一是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二是退休“雙軌制”的不公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正是全國人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難道這還不是法律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沖突？難道這還不是法律形式與政治內容的背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憲法》為準，趙東民犯法嗎？是《憲法》大還是《條例》大？現在中國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法律和條文規定，只要你有權，說誰犯法誰就得犯法！過去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現在可以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法”？趙東民就是這樣被判有“罪”的！
法律在任何時候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當這個工具不能有效地為統治者服務的時候，就可以按照統治者的意志加以修改或者束之高閣。《憲法》不是明確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嗎？可是現在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成分還有多少？恐怕是公有制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連三分之一都達不到了，卻依然在叫喊要“國退民進”，這還不是把《憲法》束之高閣？1982年的《憲法》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人民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現在不是被改成兩個“主體”了嗎？然而今天的統治階級是誰呢？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嗎？我看不像！由此我不禁想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常說的兩句話；“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和“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今天想來，真是倍感親切！
現在，趙東民雖然獲釋，卻依然判其有罪。這正如趙東民自己說的“有些勉強”，其實這又豈止是“勉強”！它預示著今后的斗爭更加尖銳、更加困難、更加復雜；然而，勝利總是來自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
201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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