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傳影印資料——“西安市新城看守所釋放證明書”（西公新字【2011】014號）。陜西維權律師趙東民，于元月27日被陜西省西安市政法部門以緩刑的名義低調釋放出獄。這個主動為西安市幾家國有企業下崗失業職工依法維權的律師，曾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于2009年8月19日刑事拘留。
2010年10月17日，西安市新城區法院一審判決趙東民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行三年。2011年1月27日，終審判決維持原判，但處緩刑。
從2009年8月19日刑事拘留至緩刑釋放，近一年半的時間里，趙東民的家庭發生巨大的災變——妻死，家敗.....
趙東民事件如果從規模上講，遠遠比不上曾經發生過的那些職工維權轟動事件。往遠的說，如，十多年前湖北省襄樊市曾經發生過“襄陽軸承”廠改制事件。那次，數萬職工上街游行、堵路，造成該市一條鐵路，三座公路橋交通中斷，整個城市陷入混亂，社會影響極大；近的說，如前年的吉林通鋼事件，該事件最終造成新入主的強勢老板命喪黃泉，改制被迫叫停；不遠不近的，如六、七年前發生的陜西省西北國棉二廠改制事件，幾千名職工集體坐臥隴海鐵路，造成該鐵路運輸大通道停運一個小時，事件驚動了國務院。當然，背后的結局也是很殘酷的，那就是組織、領導事件的帶頭人，最終都付出了監禁的代價。
從判決書中看，趙東民律師一開始是試圖從法律的途徑去解決職工維權事宜的，但最終他是失敗了。這不奇怪，因為他一開始便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蓋維權的主體他沒有搞清楚。要知道，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企業改制是在政府主導、經營者參與，產權明晰，多元資本介入的國策下進行的。這期間，國有資產的所有權，也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已悄然更換為政府、經營者、資本投入方所有，企業的產權已不是實際意義上的全民所有，甚至連名義上的稱呼也不存在。在這樣一個產權主體與所有制已發生變換的情況下，職工的主體地位早已不復存在，權利的恢復也就自然沒有了方向和著落，起訴的主體對象最終只能是政府，而不是別人，這當然會引火上身。
在無法繞開政府這個環節上，趙東民又犯下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代表工人把地方工會做為維權的著力點，壓迫工會去做工會應該去做的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講，工會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其職責是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它的義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致力于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實條件下，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否則便是違法組織，趙東民便坐上了違法組織這艘船，讓工會的無為與無力暴露在和諧社會的今天。
最后一個不利點，便是他的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負責人身份。要知道，“毛澤東思想是和諧社會最大的敵人”這句出自茅于軾嘴的話，是很有政治高層市場的。盡管大場面上，時不時抬出毛澤東來裝裝門面，但實際上，在社會治理層面，執政者是極力抵制毛澤東思想那種做派的。這也就是趙東民身上的毛澤東情結帶給他的又一個不利益因素。
趙東民同志雖然是個律師，但他卻是個精通法律卻不精通政治的俠義、善良、執著的正義之士。雖然，我們的社會有許許多多如下崗職工、農民工那樣的可憐而弱勢的群體，但我們當前所能做的幫助，只能是更多地報以同情，而不能是組織并加以動員。因為，當前的政治：是穩定壓倒一切；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宣傳；是和諧社會的太平盛世。誰要是在這個政治的列車前示威，那強大的專政車輪必自從他身上碾過，直至粉身碎骨。
所以講，趙東民的悲劇，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弱勢階層的悲劇，更是憲法和法律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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