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新一代互聯網的方向和路線問題
與吳建平先生商榷
一， 概述
2010年6月7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發出了“要積極研發和建設新一代互聯網”，“改變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動員令，這令許多迫切希望我國推動依靠自主創新發展新一代互聯網的研究人員（包括海外學子）受到極大的鼓舞，也紛紛準備為國家獻計獻策，幫助落實胡總書記的指示，為我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一代互聯網貢獻力量。
但是，人們也擔心，中國新一代互聯網的未來發展，有可能被某些偏差的認識和錯誤觀點而被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從而貽誤寶貴的時間，喪失發展的最佳良機。最近，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對清華大學教授吳建平的訪談文章，驗證了人們的這種擔憂。
吳建平的談話，顯然是以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有關。可是，雖然記者詢問的主題是“新一代互聯網”，但是吳建平回答的重心仍然是“下一代互聯網 ”。他完全混淆了“新一代互聯網”和“下一代互聯網”這兩種不同代的技術，其結果是使人們誤以為“新一代互聯網”就是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聯網”，從而使得政府不再關注和投入真正的新一代互聯網研發和建設。這是一種戰略性的誤導，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
吳建平先生的談話，既不代表黨的立場，也不代表政府的立場，而是一位學者的觀點。遵照胡錦濤總書記“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學術爭鳴”的指示，本著對國家和民族重大利益負責的精神，在此提出我們對新一代互聯網的看法，表達對吳建平先生談話的不同意見。
二， 如何確定“新一代互聯網”的定義？
要落實胡錦濤總書記關于“積極研發和建設新一代互聯網”的指示，首要工作是給新一代互聯網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也就是解決“什么是新一代互聯網”的問題。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和政策部門認真學習和領會胡總書記講話的精神，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角度來了解對“新一代互聯網”的期待和希望，才能制訂出清晰的目標和正確的方向和路線。只有當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并形成了正確而且統一的認識之后，后續工作才能有一個良好的基礎。
然而，在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后，我們看到的互聯網知名專家吳建平先生的相關言論，卻令人失望。他對“新一代互聯網”的解釋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而且是以假亂真，對于不熟悉互聯網最新趨勢的大眾來說，非常容易導致混淆，也就導致胡錦濤總書記的指示無法落實，實現不了所定下的目標。
吳建平說，“新一代互聯網是一個沒有統一定義的概念，但它肯定是一個與現在互聯網不同的網絡。核心概念是：既能保持現有互聯網優勢，又能解決互聯網面臨的挑戰與問題的新一代互聯網。可以肯定的是，新一代互聯網不是現有互聯網的修修補補，兩者之間應該是個升級換代的關系。”
這段話中，第一句“新一代互聯網是一個沒有統一定義的概念，”這是有問題的。這豈不是說，胡錦濤總書記講話中提到的新一代互聯網涵義不清，沒有統一定義？事實上，新一代互聯網是有明確定義的。
這段話中后面的解釋也是很含糊不清的。比如他用了“現在互聯網”和“現有互聯網”這兩個詞，但并沒有說明其是否包括IPV4還是也包括 IPV6。他說，“新一代互聯網不是現有互聯網的修修補補，兩者之間應該是個升級換代的關系”，這句話也是不通的，因為通過對舊互聯網的修修補補，也可以 “升級換代”。 IPV6就是通過對第一代互聯網的“修修補補”，形成第二代也就是下一代互聯網。如果不是對舊互聯網的“修修補補”，那就不是“升級換代”的關系了，而是全新創造一種新的互聯網。所以，吳建平的這段話怎么看都別扭。這說明，吳建平對新一代互聯網的認識是不夠清晰的。
要定義“新一代互聯網”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通過互聯網研發時間來判斷；第二是；參考國際技術標準研發思路來判斷；第三是根據目的和技術要求來判斷。從這三個方面來看，吳建平對“新一代互聯網”確實是有問題的。
三，從時間背景看“新一代互聯網”的真實含義
當記者問吳建平“新一代互聯網”、“下一代互聯網”和“未來互聯網”的區別時，他竟然說這三者是一個意思。“‘新一代’和‘下一代’其實是一樣的，只是不同的說法。比如我們在‘973’項目里，采用‘新一代’的說法，在有些國家級科研項目中，則使用了‘下一代’，也有人用‘未來互聯網’的說法。這三個詞我認為都是一個意思，如果統一起來會更加明確。”
問題是，這三者能夠統一起來嗎？如果說，新一代和未來互聯網還可以統一的話，那它們和“下一代”之間是完全無法統一的。硬要將它們統一，就會鬧出“關公戰秦瓊”那樣的笑話。如果我們將一些名詞出現的順序排列一下的話，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清楚了。
1995年前后，美國開始研究第二代互聯網，也就是所謂的下一代互聯網IPV6（IPV4為第一代互聯網）。
2003年左右，下一代互聯網IPV6研發完成（以標準正式公布為指標）。從那以后，就進入部署實施階段。
2005年前后，中國開始推進以引進IPV6技術為代表的下一代互聯網建設工作，以CNGI為代號，其中N就是next generation的縮寫，是“下一代”的意思。
2005年以后，美國等相繼開始了第三代（也就是新一代）互聯網的研發工作，（美國GENI，2005；FIND，2006；ISO未來網絡，2007；歐盟FIRE，FIA，2008-2009）。這些項目中都有“未來”的字樣，稱為未來網絡或者未來互聯網。
所以，國際上，未來互聯網是指目前正在研發，尚未形成標準，但希望將來要取代下一代IPV6的新一代也就是第三代互聯網技術。下一代互聯網和未來互聯網（新一代）根本不是一回事。吳建平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再從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看，他提出要積極研發和建設新一代互聯網。這其中的“研發”兩字是令人尋味的。前面已經說到，下一代互聯網IPV6 已經早就研發完成，根本不需要中國領導人在2010年來號召“積極研發”。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在下一代互聯網已經在國外研究成功7年后，還來要求在中國“積極研發”它。需要積極研發的，只能是類似于國際上正在竟相研發的未來互聯網那樣的新一代。因此，吳建平既不了解國際互聯網研發真實情況，也曲解了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精神。
四，從技術路線看“新一代互聯網”的真實含義
吳建平整篇訪談的宗旨是要人們相信，下一代互聯網和新一代互聯網是同一回事。但事實上，這兩種網絡不但在時間上存在不同，在技術路線上也存在重大差別。而吳建平對技術路線的描述也是問題多多的。
當被記者問到新一代互聯網在技術方向上是否有爭議時，吳建平回答說：“技術方向上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一個繼續走現在的IPv4協議老路，通過地址轉換解決地址不足需求；二是繼續采用現在互聯網的地址協議，但是利用新的IPv6版本解決互聯網面臨的挑戰；另外一種是徹底推翻現有互聯網體系，重新建立新的互聯網。”
這里面有三個大問題。
第一，所謂通過地址轉換解決地址不足需求的技術路線，這根本不是新一代互聯網要考慮的問題。那只是挖掘第一代IPV4地址空間，來增加第一代地址供應的一種應急補救措施，根本談不上“升級換代”的問題。所以，這不是新一代互聯網的技術路線之一。
第二，IPV6也不是“新一代互聯網”的技術路線。那是研發已經完成的下一代互聯網。
第三，吳建平承認，存在一種“徹底推翻現有互聯網體系，重新建立新的互聯網”主張為代表的新一代互聯網的技術路線。其實，他沒有明說的是，IPV6和下一代互聯網所代表的是一種舊的技術路線，也就是修補型路線。而全新設計從一開始就是國際上以未來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代（新一代）互聯網研究計劃的新主流路線。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吳建平所謂“下一代，新一代和未來互聯網是同一個意思”說法之荒謬。
吳建平還說，“第三個路線是走極端，這方面很多年來一直沒有一個整體性的方案或者成熟的路線出現。”其言下之意是說，只有IPV6才是唯一正確路線。但問題是，在國際上新一代互聯網目前正處在研發初期過程中，而這才正是中國的一個好機遇，才值得中國花大力氣去研發，以求爭得一席之地。如果人家都研發成功了（就像IPV6那樣），那中國還有什么創新的機會呢？還不是又要淪落到依靠引進，受制于人的境地嗎？
真實情況是，美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研發了下一代互聯網協議IPV6，這是一種不改動基本架構，采用修補的方法，進行升級的第二代技術路線。但是到了21世紀，人們發現這種修補方法作用不大，舊的互聯網體制過于老舊，已經沒有多少改進的空間，只有另起爐灶，打造一個全新框架的新一代互聯網（也就是第三代的未來互聯網）。全新設計，這就是新一代互聯網的主流技術路線。
所以，第一代互聯網是IPV4，第二代是IPV6（下一代），而新一代互聯網則是全新框架的第三代未來互聯網。這樣的劃分，一清二楚。
五，從地址協議看新一代互聯網定義
互聯網的分代，主要依據是其IP協議的版本。如第一代IPV4，第二代IPV6，那么，新一代也就是第三代也必然要有一個新的IP協議版本。而IP協議的最核心內容是地址格式。一種新的地址格式出現，也就意味著互聯網的升級換代。這也是研發新互聯網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吳建平在訪談中也說道，“地址協議是互聯網信息傳輸的規范和標準，是互聯網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是我們數字化生活的基礎。”
但是，當關系到新一代互聯網地址格式時，吳建平又犯了時空錯亂的錯誤。他說，“大多數國家和科學家已達成共識，新一代互聯網將繼續采用IP地址協議，但采用的是‘IPv6’版本的地址協議。這也是IPv6網幾乎成為新一代互聯網代名詞的原因。”
這是毫無根據的言論。我們知道，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IPV6是下一代互聯網的地址協議。而國際上未來互聯網的研究計劃都強調要創造一種新的IP地址協議，但是在國外至今還沒有出現。在國內到是有一種新的地址協議，可是不是吳建平做的。
如果吳建平先生堅持說，他負責的研究就是中國新一代互聯網，而且自主創新，取得了領先國際的成績，那我們到要請教：他所領導的中國新一代互聯網創造了什么樣的地址格式協議？如果沒有新的地址協議，那又怎么稱為新一代？
由于沒有創造新的地址格式，所以訪談就不敢涉及“研發”兩個字，而是直接問“為何會提出建設新一代互聯網的問題”。吳建平則順勢回答說，“在今年全球IP地址徹底枯竭后，各個國家將迅速轉向新一代互聯網。”
前面已經說過，胡錦濤總書記要求的是“研發”和“建設”新一代互聯網。這里面可以理解為先研發，后建設，或者邊研發，邊建設。其中研發是一種前提，只有研發了，才能創新。這也表明，中國的新一代互聯網還需要“積極研發”。而吳建平的談話則告訴我們，新一代互聯網只需要建設就行了。這再度表明，吳建平并沒有理解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精神。
我們認為，中國新一代互聯網必須要開發自己的一套地址協議，沒有這種新協議，也就不可能出現全新框架的新一代互聯網，也就無法實現中國的戰略目標。事實上，中國已經有新的地址協議，而且已經在國際上引起重視，包括被ISO/IEC要求主持未來網絡的新型命名和尋址機制研究。
我們一定要讓真正屬于自主創新，具備新型而且可行的地址協議的技術方案成為我國新一代互聯網的核心技術，絕不能以假亂真，讓IPV6冒名頂替。
六，從性能要求看“新一代互聯網”的真實含義
區別新一代互聯網和下一代互聯網的另一個方法是看其性能要求。
胡錦濤總書記在兩院院士講話中，不但提出“積極研發和建設新一代互聯網，”還提出了一些性能和目標要求，如要能夠“改變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的局面，要“促進信息共享，保障信息安全。”針對信息安全，他還特別提出幾個重要指標，包括要“維護信息和網絡空間安全，維護國家利益，捍衛國家主權，保障社會穩定”等。這些指示，是國家領導人站在國家戰略層面提出的重大戰略需求，也可以用來作為衡量評價新一代互聯網的幾個重要指標。新一代互聯網必須具備實現這些指標的能力。
而在對吳建平的訪談中，他最熱衷談論的是IPV6的地址空間多么大，地址需求多么緊迫。但是，無論地址缺乏問題多么重要，IPV6在這個問題上的成績多么大，其仍然夠不上新一代互聯網的要求。
第一，IPV6在國外研發的主要目的確實是解決第一代互聯網IPV4的地址空間不足的問題，而且IPV6的主要亮點就是地址空間增大，地址數量增多。但是，在其他方面卻沒有帶來多少變化。而且，即使IPV6地址增多，其他地址方面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比如，中國在IPV6地址格式上沒有創新機會，也就得不到制訂地址格式協議所帶來的種種利益。中國所得到的IPV6地址仍然不能同中國的人口數量占世界人口數量的同等比例，也就是說在地址分配上仍然存在對中國的不公平問題。中國所獲得的IPV6地址依然要向國外支付巨額費用，地址也是屬于租用等等。
第二，而對于其他問題如“核心技術是否受制于人”，如何捍衛國家主權，如何保障社會穩定等，他是避而不談，頗有“顧左右而言他”的感覺。不敢談的主要原因，是IPV6在這些方面對中國可謂是毫無益處。
第三，從核心技術看，IPV6的核心技術如底層協議、地址資源、根服務器等都仍然掌握在外國手里。無論IPV6再怎么增加功能，這些核心技術為外國所掌握，已經是既成事實，不可能改變。要改變，就只有采用全新設計的技術路線來研發新一代互聯網。
第四，作為一位工程師，吳先生在他個人的研究工作中可以不去考慮那些“安全”或“主權”等因素，但如果是向國家獻計獻策，或者是拿著國家經費，主持國家級的重大研究課題，那就必須站在國家戰略層面，通觀全局，綜合各方面力量，系統地解決互聯網的所有問題，并且全面地維護國家利益。做不到這一點，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中國新一代互聯網研究的領軍人物。
七，吳建平主持的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的路線和方法問題
在訪談中，吳建平還提到了他主持的科技部973計劃中的“新一代互聯網”研究，并試圖以此來證明新一代互聯網同下一代互聯網“是一個意思 ”。不過，我們認為，科技部973計劃中新一代互聯網（下稱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的初始設想是正確的，那就是超越現有互聯網缺陷，設計出具有更好性能的新型互聯網。然而，由于該項目主持人吳建平先生思想方法存在局限性，導致該研究結果成績非常有限，并沒有真正形成新一代互聯網所希望的重大變化和巨大效益。
首先，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沒有擺脫IPV6的框架，而是明確地說明是以IPV6為基礎的。所以，這也就導致973新一代互聯網同下一代混淆，糾纏不清，也導致吳建平本人對下一代，新一代和未來互聯網之間的混淆。
第二，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者不敢觸動互聯網底層協議如命名和尋址機制等，而是受原有框架的局限和約束，也就無法實現底層結構性的突破，而只能在某些枝葉問題進行修補。也就根本不能像國外第三代的未來互聯網那樣，通過大膽的全新框架設計，通過結構創新，來創造一個全新的新一代互聯網。
第三，這就導致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所產生的成果影響有限，對滿足國家重大戰略利益的幫助也非常有限。
第四，比如，就拿信息安全問題來說，吳建平在訪談中感到得意的是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提出的“源地址追蹤”技術。其實，即使你能追蹤到源地址，但國外的地址信息都掌握在外國注冊公司手里，中國無法得到這些地址使用者的真實情況，更無法采取法律行動。這對信息安全的意義有多大呢？從另一方面看，對信息和網絡空間安全更為重要的許多問題如協議安全問題，根服務器安全問題，網絡法律主權問題，地址的自主分配和管理問題等等在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中都沒有涉及。
總而言之，973新一代互聯網研究項目主持者所持有的是“修補型”的技術路線，所以產生的結果只能是對IPV6下一代網絡的一點點改良，但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舊網絡（包括IPV4和IPV6）的結構性缺陷，所以也就只能是屬于類似國外NGN（也就是基于IPV6協議的下一代網絡），最多只能屬于二代半的網絡，絕不能同那些旨在通過全新框架設計而打造的新一代互聯網（未來互聯網）相提并論，更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將兩者混淆，那就會導致國家做出滿足于IPV6改良，而忽略全新框架未來互聯網的重大戰略機遇。
八，中國新一代互聯網的真正代表
其實，在中國，早就已經開始類似全新框架未來互聯網的研究工作，而且形成了以十進制網絡、可信路由等為代表的真正屬于新一代互聯網的關鍵技術。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十進制網絡都具備第三代也就是新一代互聯網的主要特征。隨著我國對新一代互聯網的需求和戰略目標，技術指標等研究的深入，十進制網絡的重大戰略價值將會逐漸地表現出來。只有依靠這種底層協議的自主創新，實現中國新一代互聯網的戰略目標才有希望。
目前，國際上互聯網已經走向多元化，美國獨霸互聯網的局面已經動搖。2008年數百名歐洲科學家聯名發表布萊德宣言，歐盟議會立法通過撥款 91億歐元開發新一代未來互聯網，而且要爭國際領導地位。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面臨兩條路線，一條是向美國俯首稱臣，繼續維持舊互聯網體系，束手束腳，不敢改變舊互聯網框架，繼續專注于IPV6，坐失良機，將來還不得不引進美國或者是歐盟的新一代互聯網標準；另一條是，按胡主席講話中非常明確的指示，要抓住國際開發新一代互聯網的國際戰略機遇，自主開發新一代互聯網協議，搶占國際互聯網技術和資源的制高點，保護和拓展中國在國際上的網際生存空間，強有力地保障和維護國家信息和網絡安全。
這是國家信息建設和發展路線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具有非常全面而且深入的影響，必須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從國家的根本利益考慮。如果我們這一代技術人員和專家不能夠改變互聯網上國家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因為一己之私而導致國家喪失百年難逢的戰略機遇，不僅辜負了胡主席及黨中央的期望，也愧對全國的百姓和我們的后代，將會成為民族的罪人，成為歷史的罪人。
（作者：北美海濤，201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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