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強國之路 中國之戰略抉擇
與胡啟恒院士商榷
一 前言
近日，看到一篇報道，題為“互聯網‘強’國 我們還有多遠（中國互聯網創新觀察①）——專訪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胡啟恒”，（王舒懷，徐丹，尹曉宇， 2010年12月07日 ，以下簡稱強國文）。從題目看，這篇報道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如何才能成為一個互聯網強國？這是一個非常具有長遠戰略意義和迫切現實意義的課題。我們非常歡迎這個開頭，也鼓勵就這個問題深入探討下去。
這篇報道也引起我們的擔心。那就是作為探索中國互聯網強國之路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并沒有描繪出清晰而正確的使中國成為“互聯網強國”之路，其中的基本觀點反而會起到誤導作用，妨礙中國找到一條成為“互聯網強國”的正確途徑。我們擔心，按照該文中所描繪的路線走下去，將會是“南轅北轍”，使中國喪失寶貴的戰略機遇，離“互聯網強國”愈來愈遠。
出于對國家和民族前途負責任的態度，在胡錦濤總書記在2010年兩院院士大會講話中提出的“積極營造誠信、寬松、和諧的學術環境，鼓勵自主探索，保護知識產權，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學術爭鳴，使一切創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創新舉措得到支持、一切創新才能得到發揮、一切創新成果得到肯定”的精神鼓勵下，我們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供所有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進行更為全面的思考。我們的討論完全是就事論事。
我們認為，強國一文需要值得關注、引起討論的有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互聯網強國”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應該有什么目標？
第二，僅僅搞一些“應用性創新”就能夠成為“互聯網強國”嗎？
第三，為什么中國工程技術人員不敢提互聯網結構體系創新？互聯網漸進改良能夠給中國帶來戰略機遇嗎？
第四，僅僅靠民營資本就能打造互聯網強國嗎？為什么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用所謂的“互聯網草根性”理由，防止中國政府參與或主導互聯網技術革新？
第五，中國互聯網的技術路線之爭說明了什么？
我們的主張是：
1，“互聯網強國”雖然并沒有固定的標準，但是應該有明確的目標。沒有標準我們可以自己定。不能無的放矢。
2，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從國家戰略需求出發對互聯網強國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指標。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人員需要研究如何實現這些戰略目標，而不是推三阻四，置之不理。
3，僅僅關注“應用性創新”并不能夠導致“互聯網強國”。從目前情況和長遠需求看，中國目標迫切需要的是新型互聯網結構體系創新。唯有體系創新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互聯網目前依附別人，受制于人的困難局面。
4，所謂的“互聯網漸變”理論是錯誤的，既不符合歷史實情，也不符合技術現況，更不利于中國成為“互聯網強國”。
5，所謂的“互聯網資本推動論”也是具有誤導和欺騙性的觀點，既不符合歷史實情，也違反了互聯網發展的基本規律，更會導致中國政府喪失寶貴的戰略機遇。
6，中國要成為“互聯網強國”必須要改變工程技術人員的思維方法和習慣，使他們不但要有科學和技術思維，更要有戰略思維，包括戰略前瞻意識和科學預見能力。
二，互聯網強國策必須制訂清晰的戰略目標
眾所周知，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在引進互聯網技術體系和社會應用方面有顯著的成績。最為人們引為自豪的是，中國互聯網使用人數已經達到全球第一。中國已經成為了“互聯網大國”。然而，在看到成績的同時，頭腦清醒而且具有前瞻意識的觀察家們也清楚地看到不足。從“強國”一文題目所表現的涵義來看，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雖然是“互聯網大國”，但還不是“互聯網強國”。中國要實現從互聯網的“大國”到“強國”的轉變還有一段路要走，只是這段路有多長，該怎么走，還沒有明確的結論。
我們擔心地看到，中國互聯網工程技術人員中有一種錯誤的傾向，認為“互聯網強國”不存在一個標準，也就是說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而只能通過一點點的摸索，類似于“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是一步的方法前進。強國一文中就有這樣的觀點：“從互聯網大國到互聯網強國，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不存在某一條標準，過了某條線就成為“強”國了。這個過程是通過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繁榮，是通過一點點的技術進步實現的。應當說，我們正在一步步踏踏實實地往前走，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往上走。”（為了便于敘述，下面把這種不設目標，隨意摸索的方法簡稱為摸石頭理論）。
這種“摸石頭”理論并不是不可行，但是從效益上看，并不是最佳的選擇。中國互聯網強國之路，不應該再選擇這樣的崎嶇不平而且充滿陷阱的鄉間小路。
我們認為，要成為“互聯網強國”，中國首先要做的是明確“互聯網強國”的定義，也就是為“互聯網強國”找到一個標準，或者說是設立一個明確的目標和一些比較清楚的指標。按照智慧學原理，當目標和指標明確了之后，才可以為大家指明方向。有了明確的方向后，大家才可能形成共識，才能夠形成合力，共同向一個方向努力。有了明確的方向，才可以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保證大家的努力不會走彎路，不會白費力氣。有了明確的方向，才制定規劃和計劃，組織實施和運作等才能夠開展。
而比較起來，“摸石頭”方法有很多缺陷，包括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無法告訴大家“互聯網強國”是什么樣子，會帶來什么好處，也就無法調動大家投入“互聯網強國”建設的積極性；“摸石頭”沒有具體的時間表，無法告訴大家什么時候可以實現“互聯網強國”；“摸石頭”還會導致一盤散沙，浪費資源，風險大，會出現無數人“落水”的危險；“摸石頭”還很有可能導致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全軍覆沒，徹底失敗的巨大危險；如果沒有競爭，而且有完全充裕的時間和資源來進行“摸石頭游戲”，那倒還可以忍受，因為還畢竟存在經過無數次失敗后找到一條“突圍”之路的可能性。但是在面臨國際競爭激烈，資源和時間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最快地找到一條“強國”之路，這就是中國目前面臨的真實環境。
中國過去始終處在互聯網技術落后的境地，通過多年的追趕，現在已經縮小了差距，正處在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時刻，必須爭分奪秒，不允許浪費時間和資源，也就絕不能采用“摸石頭過河”、“無的放矢”等耗時長、效益差的路線，而應該謀定而后動，用戰略家思維，高瞻遠矚，瞄準國家戰略需求，提出明確的目標、方向、路線和策略。
所以，目前中國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不但要樹立從“互聯網大國”向“互聯網強國”跨越的意識、勇氣和信心，更要首先確定“互聯網強國”的標準。沒有現成的標準，中國可以自己定。這可以進行兩個方面的思考，一個是互聯網的客觀情況，各國的互聯網發展水平和目前國際互聯網的發展主流趨勢，另一個方面中國自己對互聯網的國家戰略需求。結合這兩個方面的考慮，就可以制定出成為“互聯網強國”的具體指標。
三，互聯網強國策必須實現從應用創新到體系創新的跨越
如何實現從“互聯網大國”向“互聯網強國”的跨越？“強國”一文對此雖然也有一些正確主張，如認可了技術創新對互聯網強國的重要性，但在創新突破的焦點和目標上并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本質，有舍本逐末的問題。
目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成為互聯網強國的一個關鍵指標，這一點似乎頗有共識。創新和強國的關系可以從中國工業來參照。過去三十年，中國外貿快速發展，帶來了中國加工工業的快速發展，中國成了制造大國。但為了長遠可持續發展，中國提出了一個新的工業強國策，即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形成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因此，中國要成為“互聯網強國”就必須形成從技術引進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互聯網應用大國到互聯網創新強國的轉變。
然而，互聯網的創新應該集中在哪些方面、哪些領域呢？“強國”一文對于互聯網創新概念的討論始終局限在“應用”的范疇，給人的感覺是，中國只能在互聯網應用層進行創新，而在這個領域內的創新多了就成為“互聯網強國”了。
比如，“強國”一文對中國互聯網過去創新成就時提出，“經歷這么多年的發展，中國的互聯網創新能力和發展水平都取得了巨大進步，涌現出一大批值得驕傲的企業，比如百度、騰訊、阿里巴巴，以及相關設備制造企業華為、中興等等。”但據我們分析，實事求是地說，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都是屬于互聯網內容服務商，華為和中興是設備制造商，依據中國龐大的互聯網用戶，進行業務和市場的快速發展是很自然的現象。但在互聯網技術創新方面還沒有起到多少影響力。
“強國”一文也坦承了中國互聯網在基礎技術創新能力方面的不足。文中提到，“在基礎技術方面我們也有很大提升。截至今年，在負責制訂互聯網標準的國際互聯網工程任務組（IETF）中，以我國工程師為主制定的互聯網標準已有17個。”
然而，目前IETF所制訂的互聯網標準已經有5000多個，中國的17個在其中只占了0.0034%。這樣的比例實在難以值得炫耀。在舊互聯網體制下，主導權，主動權都不在中國手上，框架規則和協議規范都已經被人家完全掌握控制，中國的利益主張和創新空間都很有限，也就必然會出現這種17：5000的不對稱比例現象。而按照那種“摸石頭過河”的老牛拉破車的慢吞吞的發展和創新模式，中國不可能改變這種絕對的弱勢地位，互聯網強國希望也就無從實現。
更大的問題在于，在認識到基礎技術創新差距之后，是積極努力地去改變呢，還是自甘墮落，主動放棄，不敢尋求基礎技術創新方面的競爭和突破，而只在邊緣和下游領域撈一點殘羹剩飯呢？另我們擔心的是，中國工程技術人員沒有膽量去挑戰和改變現有規則，而是逃跑躲避，甘心接受別人的安排。
從“強國”一文中我們看到：“當然，必須承認，中國互聯網行業的整體創新能力還不夠，在對互聯網的理解、利用程度和深度上仍與國際同行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我們繼續努力和積極推動。。。互聯網創新是應用性創新和技術性創新的統一。然而，那些原創性的互聯網應用模式和技術，發源于中國的，還一個都沒有。比如萬維網，P2P（“點對點”技術），博客，SNS（社會性網絡服務），微博……這些應用模式和技術的原型都來自國外。”
這段文字很值得商榷。中國互聯網創新能力的差距只是在“對互聯網的理解、利用程度和深度上”嗎？只需要在理解和利用方面努力和推動嗎？難道只是“應用技術”來自國外嗎？最重要的是，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充分利用了，應用技術發展了），中國就成為互聯網強國了嗎？互聯網基礎技術難道不是來自國外嗎？中國不應該推動互聯網核心基礎的創新嗎？
了解互聯網技術體系的人都應該知道，網絡可以被分為四層或者七層，應用是屬于最后面的一層。最為重要的創新技術是在物理層，其中的新地址格式將導致網絡體系結構的改變，也就會對中下游技術層面的創新帶來巨大的影響，如帶來應用領域內的創新機會。而互聯網的應用技術是依賴底層技術生存和發展的。所以，對互聯網發展至關重要的，成為互聯網強國的最關鍵因素是在互聯網基礎技術領域內進行創新。比如，在互聯網底層技術新一代命名和尋址機制上進行創新，提出新型地址結構，就可以創造出一套新的網絡地址空間，產生新的網絡資源，這對于后續的新型網絡技術如路由器技術，傳輸協議，網絡結構，新型應用等都會創造新的創新空間。
我們必須指出，舊互聯網體系創新空間有限。中國要成為互聯網強國，必須推動互聯網體系創新。只有體系創新，才能夠帶動新型互聯網底層和核心技術領域內的創新機會，才有可能使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發揮創新能力，才能使中國從互聯網使用大國轉變為互聯網創新大國。所以，不將創新重點放在基礎核心技術上，而強調應用創新，這就是舍本逐末的錯誤戰略，會導致中國犯下戰略方向性錯誤。
四，互聯網強國策需要抓住全新框架新一代互聯網戰略機遇
實現互聯網體系創新首先要樹立正確認識，要打破國外壟斷勢力設下的理論禁區和誤導性觀念，其代表之一就是所謂的互聯網“漸進論”。這一論點在“強國”一文中有所體現。該文說：“互聯網創新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它從來不是顛覆性的，而是一種漸進的創新。不是把原來的東西推倒重來，而是在原有基礎上創造新東西，豐富和多樣化互聯網服務。”
這段話的實質意圖是否定那種日益升高的中國應該搞互聯網自主體系創新的呼聲。所謂體系創新，就是指不受舊互聯網體系規則的約束，采用全新框架的設計，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互聯網規則（也就是“推倒重來”）。產生這一主張的依據是，已經或者將會產生一種顛覆性技術，也就是將會打破現有規則的新技術，從而導致網絡架構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形成新一代全新框架的互聯網。這也才是實現體系創新和跨越性發展的戰略機遇。
而“強國”一文中的“漸進論”試圖否定這種出現“顛覆性”技術的可能。從而也就打消人們對于體系創新的“幻想”，將中國互聯網創新的努力局限在一個不觸動舊互聯網根本框架，只限于應用和服務創新的“鳥籠”內。這種觀點即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
首先，所謂互聯網的“漸進性特點”是一個老黃歷。過去十多年來，互聯網確實是采取了漸進改良的路線，其主要代表作就是第二代互聯網IPV6（也就是下一代）。IPV6并沒有觸動互聯網基本框架體系，而只是進行局部改良的技術路線。但是，近年來，IPV6的局限性已經十分明顯，漸進改良路線已經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中國工程技術人員不應該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舊互聯網的成績和缺陷，還應該認清形勢，掌握國際趨勢，并且采用前瞻性思維，勇于開拓進取，不能固步自封。
關于顛覆性技術的問題，也不能抱著老黃歷不放，而需要一分為二，需要前瞻性思維。在過去，互聯網確實是走的維護升級這樣的漸進改良路線，但這種路線已經證明是行不通的。國際主流共識是，產生顛覆性技術是必然會發生的。與其消極等待，不如積極尋找。過去，顛覆性技術的出現改變電子和通信技術體系的情況有很多。比如，視窗操作系統就是對DOS的顛覆，VCD/DVD就是對VHS的顛覆。以路由器和TCP/IP協議等為代表的計算機數字化通信對于傳統的電路交換機和模擬信號為基礎的電信網絡是一種顛覆性技術革命。光纖網絡對于銅線網絡也是一種顛覆。關于顛覆性技術和新一代未來互聯網的關系，國際上已經有很多論文，上網查一查就可以了解。
必須要說明，顛覆性技術并不意味著將過去的東西全部消滅掉，而是說將會開拓全新的技術理念和思路，將建議新的管理規則，將開辟新的領域和空間，將建立新的結構體系，將形成一套全新的應用系統等。這并不會讓現有的體系消失，而是開辟另一套體系，然后在現有體系和新體系之間建立互聯互通機制。這樣就既創造了功能強大的新的互聯網體系，又可以維持舊的互聯網體系。另外，全新設計的新一代互聯網研發工作也不會阻止那種對舊互聯網技術進行漸進改良的工作。全新設計和漸進改良可以同時進行，互為補充。
現在世界主要大國和標準組織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全新框架的新一代（第三代）未來互聯網體系研究已經拋棄“漸進路線”，而改采全新框架設計的革命性路線，從而從根本上改變舊互聯網的結構性缺陷。美國在2005-2006年間就設立了GENI和FIND計劃，在今年FIND計劃更進入了第二階段，開始進行全新框架互聯網的結構體系設計工作。在歐洲和國際標準組織，第三代的未來互聯網技術開發也已經全面展開。在中國，也有著以十進制網絡為代表的全新框架新一代互聯網核心技術。這表明，互聯網顛覆性技術已經不再是假設，而是已經存在而且即將大量出現的現象。對這些現象，中國專家們不能視若無睹。
國際上這種進行全新框架設計互聯網的主流趨勢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寶貴的戰略機遇。這是因為只有在全新框架設計原則下，中國才能有充分的機會來研發符合自己利益主張的新型互聯網體系創新，才有可能占據新一代互聯網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才能用體系創新帶動科技創新和應用創新，才能徹底改變網絡技術落后于人，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
但是，體系創新又不符合IETF的利益，因為其需要保持對互聯網技術的壟斷地位，不希望見到新的計算機聯網技術在其他地方發展起來。所以，IETF以維護現有互聯網結構完整為理由，散布所謂的互聯網只能漸進改良的觀點。這種觀點在美國和歐洲都發揮不了作用，那里的新一代互聯網設計工作照樣進行。可是，這種漸進觀點在中國國內卻大有市場，對中國的國家戰略決策產生明顯的誤導和阻礙作用。
對國家信息產業發展戰略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工程技術人員應該站在國家戰略層面思考問題，應該多考慮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和國家需求，而不應該站到國外壟斷勢力的立場，使中國喪失寶貴的戰略機遇。當歐盟將科技經費的40%投入到信息科技，又將信息科技的40%投入到全新框架的新一代互聯網研究，并力爭要在新一代未來互聯網研發上獲取領導地位的時候，中國權威網絡專家們卻在致力于維護舊互聯網的體系結構完整性，滿足于一點點的改良。這種差距是令人十分擔憂的。
五，互聯網強國必須要滿足國家戰略需求
發展顛覆性技術，進行互聯網體系創新，不僅僅是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更是國家的重大戰略需要，也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明確指示。
胡錦濤總書記在2010年兩院院士大會的講話中，不但提出“積極研發和建設新一代互聯網，”還提出了一些性能和目標要求，如要能夠“改變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要“促進信息共享，保障信息安全。”針對信息安全，他還特別提出幾個重要指標，包括要“維護信息和網絡空間安全，維護國家利益，捍衛國家主權，保障社會穩定”等。這些指示，是國家領導人站在國家戰略層面提出的重大戰略需求，也可以用來作為衡量評價未來中國互聯網創新程度的幾個重要指標。新一代互聯網必須具備實現這些指標的能力。
中國互聯網創新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改變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所謂的核心技術是指那種結構性的，對整個互聯網體系具有重大影響的，底層的關鍵技術。這些技術應該有利于中國實現讓中國互聯網安全平穩地運行，帶動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等國家目標。對于信息網絡設施和運行具有掌握權和獨立自主的管理權是一個核心指標。要實現這些目標，不進行體系結構創新是不可能的。僅僅進行應用層面的創新也是不可能的。
中國互聯網創新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安全性。舊互聯網由于框架結構老舊，無法提高安全性能是導致全新框架設計新一代互聯網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強國一文，我們看到的是，大談所謂的應用創新和增加服務，卻完全回避互聯網安全問題。其實，如果安全問題不解決，互聯網應用的越多越廣泛，帶來的安全威脅就越大。國家廣電總局科技司副司長王聯最近指出，“國家信息化的建設，越來越依賴信息網絡，但如果安全問題不能保證，意味著未來信息網絡會是一個無序的網絡，你對他依賴越多，實際上對社會的危害越大，所以這里特別提出要保證網絡安全。”（中國廣播網：業內人士：三網融合推進過程中需強化網絡信息安全， 2010-08-24 ）
解決互聯網安全問題的關鍵在于體系創新。一方面，通過體系創新，可以避免舊互聯網體系的結構性安全缺陷，另一方面，體系創新可以建立并增強互聯網的管理控制能力，從而通過確保互聯網的安全平穩運行，維護國家信息網絡安全和國家的綜合安全。在第六屆數字新媒體高峰論壇上，北京大學信息學院教授、國務院三網融合專家組成員、下一代廣播電視網專家委員會委員李紅濱表示，網絡安全不僅僅是一根紅線，更是制約三網融合發展的關鍵和底線。李紅濱坦言，網絡安全這條紅線解決不了，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三網融合。李紅濱認為，當廣播電視業務慢慢融入到互聯網當中時，可能會使得原有的互聯網安全問題進一步泛濫，廣電網也將因此面臨網絡安全的挑戰。三網融合給產業鏈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同時也刺激了網絡進一步向寬帶和泛在方向發展，這極大的增加了監管監控的難度。針對如何解決廣電網絡融合后的網絡安全監管問題李紅濱也給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表示解決這一問題主要還是要通過研究新的網絡體系結構，開發支持三網融合的網絡安全體系，以此來提升網絡安全。（流媒體網：第六屆數字新媒體高峰論壇， 8月25日 ）
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互聯網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在思考中國互聯網未來發展戰略時不考慮信息和網絡安全問題呢？可能的原因是，一些工程技術人員局限于自己的技術思維，認為安全是“政治”，不屬于其思考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工程技術人員是站在對國家發展決策有關鍵影響力的地位上，就不能僅僅從狹隘的技術思維考慮問題，而應該具有戰略思維，從國家全局的高度來看問題。
六，互聯網強國需要國家戰略意志和規劃
互聯網體系創新是一個非常艱巨而且耗資巨大的工作，僅僅依靠任何一個民營企業都是無法完成的，即使是IETF這樣的團體也無法直接承擔原始初創全新框架互聯網的工作。只能由政府依靠強大的財力和政策保障才能實現。這一點在美國和歐洲都得到證明。在美國，新一代的未來互聯網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推動的。在歐洲，歐盟的第七框架計劃已經投入或者承諾數十億歐元的資金來支持新一代未來互聯網，而且組織了十多次的新一代互聯網論壇會議。
但非常奇怪的是，中國網絡研究學術和工程人員中，卻一直存在著一個非常離譜的荒唐論調，即所謂互聯網是“草根性”的，是靠“民間自發”進行創新的。在強國一文中，這種觀點更發揮成“民營資本推動論”：“我們發現，互聯網始終是一個由民營資本主力推動的行業，例如兩家知名的中國互聯網企業阿里巴巴和騰訊，一個起家于杭州，一個是起家于深圳，都是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直到今天，主要的明星企業也依然是民營企業。這在中國各行各業中是非常獨特的現象。這就是互聯網行業的特殊性。它需要政府繼續創造健康、公平、寬松的環境，激發企業家們揮灑創意和激情，實現夢想。像李彥宏、馬化騰、馬云等都是有夢想、有抱負的人。他們都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傳記式人物。”
互聯網的“草根性”理論、“自發性理論”和“民營資本推動”理論，本質都是一個，即告訴中國政府，互聯網創新不是政府涉及的范圍，政府不應該主導互聯網創新，而應該放手不管，讓草根們去折騰，讓民營資本去冒險。也就是采取放羊政策，形成所謂的“寬松環境”。這種理論也是具有嚴重的錯誤，是片面的，誤導性的。
首先，所謂“互聯網始終是一個由民營資本主力推動的行業”是根本違背歷史事實的。互聯網的最早創立是美國軍方研制的，是為美國軍事通訊而開發的，因此是由政府力量來推動的。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互聯網擴展到美國大學領域，這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導推動的。所謂的民營資本介入互聯網發展是在1993年之后才發生。就拿中國來說，第一代互聯網IPV4和第二代互聯網IPV6在中國的實驗和部署哪一個不是靠政府推動的？
其次，所謂的中國民營資本在互聯網的作用上，只是在別人栽下的大樹上結了幾朵漂亮的鮮花而已，還遠遠沒有達到自己開發土地、自己撒下種子、自己將小苗培養成大樹，然后為民族企業創造無限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樣的體系創新設計的程度。沒有具有長遠戰略價值的底層核心技術，那些應用型的服務就如水面上的浮萍，缺少根基，大浪一來，就會被沖得七零八落。當年的VCD風行一時，但沒有專利意識，也缺少長遠技術創新規劃，只滿足于眼前的市場利益，但遇到人家具有顛覆性技術創新的DVD出現后，就很快地煙消云散。
第三，舊互聯網的原始技術體系是由政府（包括軍方）研發的，全新框架設計的新一代互聯網也只能由政府來主導推動，這是因為新一代互聯網更復雜，牽涉面更廣（不僅包括技術研究，還要處理法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還要涉及管轄權，國際競爭，國際規范，行政立法，政策協調，而龐大的原始性研發投入和高風險性更是任何一個民營企業無法承擔。
第四，由于新一代互聯網的政府主導性，這讓中國研發新一代互聯網工作具有了更大的優勢，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全依賴民營資本來推動經濟發展，而是政府具有良好的經濟調控能力，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研發新一代互聯網就是一個影響深遠，價值巨大的大事，是值得國家和政府盡全力推動的大事。
第五，互聯網創新民營資本推動論是一個不利于國家形成正確戰略決策的有害觀點。它錯誤地用民營企業在互聯網應用創新方面的成就來掩蓋互聯網體系結構創新必須依靠政府推動這一客觀要求，會使得政府錯誤地以為不需要出面來推動互聯網自主創新，會導致中國沒有一支力量來推動全新框架的互聯網體系結構創新（民營資本沒有實力和興趣來推動結構創新，政府又置身事外），會使得中國坐失良機，會讓中國在新一代互聯網研發國際競爭中成為局外人。最后，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會繼續以撿拾別人剩下的面包渣為生。
總而言之，為了真正促進中國互聯網自主創新，中國就必須要抓住新一代互聯網全新框架設計這一戰略機遇，排除干擾，樹立堅強的國家意志，制訂出戰略決策，徹底改變中國網絡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國家安全無法保障的困難局面。
結論：互聯網強國需要培養戰略性人才
我們的觀點同“強國”一文有明顯的分歧，導致這種分歧的原因在于，我們是從國家宏觀戰略的角度來看待互聯網技術問題，而且對來自國外的技術輿論保持了一種清醒的分析批判態度。我們所觀察的是古今中外和社會全方位的思考。作為國家戰略重大戰略性決策，工程技術人員絕不能就技術論技術，也不能回避推諉，而應該真正做到“急國家之所急，想國家之所想”，對于國家交給的任務，必須要發揮聰明才智，努力去完成。如果自己做不到，就請能者為之。（文：高相， 2010年1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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