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提交的財政預算被人挖出很大的看點，有8所機關幼兒園將獲6863萬元財政資金補貼。對此，我深感廣東省可謂是風清氣正，令人嘆服。8所啊，機關啊，6863萬元啊，真是廉潔搞特權，可信，可親，可敬！
平心而論，財政補貼學前教育，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就好比國電抄表工拿著10萬人民幣的年薪，區區1萬6千美元啊，擱在哪個歐美國家都是平常不過的事情，在天朝竟然成了民憤迭起的焦點。原因無非在于，30年的政策裹腳布，已令國民荷包形如小腳，于是，正常的腳也便成了大腳，分外扎眼了。
“企業辦社會”是政界、學界聯手進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核武器，這種詰難指出了國有企業的最大弊病在于，其生產運營中會產生極大的正外部性，比如說國有企業不僅對員工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一包到底，就連其子孫后代也盡力安排，而企業自辦的醫院、學校、食堂、宿舍產生的成本是巨大的，這樣就在同毫無社會負擔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自然就會被淘汰掉。
用“企業辦社會”來證明計劃經濟的弊端，進而佐證改革開放的合理性——這就是從小學到大學的政治課上都會灌輸的東西，教科書上不寫，但所有教員都會眾口一詞的講解。當然，他們絕不會告訴你，什么是西方發達國家正在推崇的“企業公民”，什么是西方所有經濟管理都不得不面對的“利益相關者”，他們更不會回答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既然“企業辦社會”不合理，那么社會誰來辦？
這個問題不是回答不了，而是不敢回答。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很明確，那就是把所有的包袱全部丟給社會，從而保證經濟在賬面上的高速增長。
但是，既然改革派的官員、學者認定，舊體制的“企業辦社會”如此不合理，取消福利醫療、福利分房、福利教育的優越性又如此顯著，那么，他們憑借自身在政治上和政策上的絕對優勢地位，很顯然，這等好事應該從自己做起。也就是說，他們從80年代起就異口同聲的痛斥“企業辦社會”，恨不得推倒所有計劃經濟體制以絕后患，那么，他們自己從1949年算起，自然更應該痛感“政府辦社會”、“高校辦社會”的弊病，從邏輯上講，改革理應就要從推倒政府、高校自身的福利做起。
而廣東此次暴出的“特權幼兒園”事件，無疑是強調了一個其實見怪不怪乃至麻木的真相：計劃經濟體制在非壟斷國企中全面崩盤，而最為痛恨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派政府官員、高校學者卻心安理得地享受著舊體制帶來的巨大福利。
另一個社會熱點同樣做出了一個生動的注解：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報考人數達到141萬人，如果加上各省市區自行組織的公務員考試、各類事業單位招錄考試、各類國有企業招錄考試，600萬應屆高校畢業生基本上應報盡報。
這真是中國社會的一幅絕妙諷刺畫：維持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小團體動員一切資源把計劃經濟體制描的一團漆黑，把市場經濟吹的神乎其技；而市場經濟體制內，或即將被拋入市場經濟體制內的數百萬大軍卻調動一切社會關系向體制內擠去。
終于，有識之士拍案而起了，某退休高官怒斥：600萬大學生都去考公務員，都吃財政，不創造生產力，這意味著社會的倒退！”
我分明聽到，公交車上有人朝著站臺怒吼：“擠什么擠，公交車有什么好，你們不會伸手打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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