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默.托平先生的不同看法；關于《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
近日，各大媒體紛紛轉載一篇《瞭望》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文章記述了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90歲的西默.托平及其夫人在重慶的所見所聞，當然也包括文章作者的所見所聞。
文章引用西默.托平先生的話說：“重慶的做法正是中國幾代領導人所堅信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且不說“重慶的做法”是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中國幾代領導人所堅信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便不符合實際。既然說“中國幾代領導人”，那么不能不包括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按照公認的說法，鄧小平屬于第二代領導人）。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何曾說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的話呢？顯然沒有歷史的依據。既然沒有歷史的依據，那么就是西默.托平先生的主觀臆斷。西默.托平先生曾擔任美國《紐約時報》的總編，不能不知道新聞必須真實這樣一個道理。確有其事, 是新聞真實性的起碼要求。馬克思認為，新聞報道要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而不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當然，我們并不苛求西默.托平先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無論是資產階級新聞學還是無產階級新聞學，都主張新聞必須真實。既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沒有說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的話，那么只能認為西默.托平先生是在“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
文章引用西默.托平先生的話說：“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
對于什么是延安精神，毛澤東說：“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周恩來說：“一定要發揚延安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大加快延安建設步伐。”江澤民也曾說：“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沒有過時。”還有人將延安精神概括為：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是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精神，是默默無聞、勇挑重擔的“駱駝精神”。之所以引用這些話，是說延安精神并不僅僅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即便如西默.托平先生所說，在重慶“看到了自己64年前看到的延安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依然令人不解。西默.托平先生是“1946年11月，作為國際新聞社駐京的首席記者，托平在時任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的秘書、新聞處長黃華的安排下，赴延安采訪”，而采訪的對象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當時，已是解放戰爭時期，實行的土地政策不再是減租減息，而是沒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延安，已經消滅了剝削與壓迫。在那樣一個社會氛圍當中，西默.托平先生所看到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延安精神”，自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然而，在如今依然存在私有制的重慶（有私有制就必然存在剝削與壓迫，這是毫無疑問的），無論怎樣“唱紅打黑”，無論怎樣幫助“窮親戚”，無論建多少“公租房”，無論鋪多少路，也無論山有多綠，即使還有“保證130萬留守兒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個雞蛋”這樣的善舉，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窮人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作者在文中說，“過去一年間，重慶成功引進了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等一批國際IT企業，2015年將形成8000萬臺產能、7000億元產值、1000億美元進出口的筆記本電腦產業基地。”眾所周知，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這樣的跨國公司及臺資企業，無不靠殘酷地剝削雇傭工人而起家，其中尤以臭名昭著的富士康為甚。可想而知，未來這些企業成千上萬雇傭工人的命運好不到哪里，不繼續發生富士康的N跳就是萬幸。在存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奢談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異于癡人說夢。
文章還引用西默.托平先生的話說：“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是，結束了中國的內亂，把中國大陸又重新統一起來，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奠定了基礎。”
對于這句話應該如何理解呢？可以肯定，對于改革開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些先富的少數人自然擁護改革的“春天”，而那些待富的絕大多數人卻將改革視為“寒冬”。一褒一貶，渭涇分明。按照這句話的邏輯，既然毛澤東為“改革開放”“ 奠定了基礎”，那些改革的“褒”者應當在感謝鄧小平的同時，更應當感謝毛澤東才對，因為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改革開放。然而，那些改革的“褒”者向來認為，毛澤東時代是“大鍋飯”，是“大家貧窮”。他們怎么會感謝毛澤東呢？他們甚至怨恨毛澤東，因為是毛澤東剝奪了他們先富的權力。那些改革的“貶”者也就是那些待富的人們，恰恰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因為那個時代消滅了剝削與壓迫，沒有兩極分化，并且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恰恰被改革開放抖落個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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