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是大自然法則無法更改的警示。本.阿里先生或許不懂這句警言內涵的深刻哲理，或許憑借著自己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柄，蔑視了這個千古不變的警世法理。然而，突尼斯，一個個弱不經(jīng)風的草民們，卻緊緊地挽起了那剛勁的臂膀，形成一股強悍不屈的颶風，掀起了驚濤拍岸般的巨浪，終于讓本.阿里先生親身領教了這個顛撲不破真理不可侵犯的威嚴，落得個逃之夭夭、遺笑天下的結局。
突尼斯的城管們，似乎與全世界的城管們干著同一件愚蠢而下作的勾當。為其主子效犬馬之勞，代其主子行不義之德，然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此次，“逼焚”街頭叫賣的26歲風華絕代青年，引爆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和勢如干柴的民憤，進而演變成大概規(guī)模“逼宮”事件，使得本.阿里先生落荒而逃，就是這些突尼斯城管們彪炳千秋的杰作。對于突尼斯事件，有人稱之為“街頭暴亂”，有人稱之為“街頭革命”。這或許不足為奇，因為，每個人、每個集團，乃至每個國家都會相對于自己的邏輯與立場而發(fā)聲。比如，阿拉伯聯(lián)盟說：“呼吁突尼斯各政治派別、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尊重突尼斯人民的選擇”；埃及說：“密切關注突尼斯局勢的最新進展，尊重突尼斯人民的選擇”；而一向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中國說：“十分關注突尼斯局勢發(fā)展，衷心希望突早日恢復社會穩(wěn)定”。
從城管“逼焚”到草民“逼宮”，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戲劇性的。這起“街頭暴力”也好，“街頭革命”也罷，源于突尼斯積重難返的體制僵化、改革滯后、選舉舞弊、物價上漲、分配不公、貧富分化等問題。與此同時，在經(jīng)濟上，主要依靠出口、吸引國外投資來拉動經(jīng)濟發(fā)展，制造業(yè)和加工業(yè)仍以廉價勞動力為競爭優(yōu)勢，缺乏獨立的經(jīng)濟體系，完全依賴于旅游產(chǎn)業(yè)，無法緩解各方面人才就業(yè)問題。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旅游業(yè)深受其害，直接動搖了經(jīng)濟基礎，就業(yè)形勢急劇惡化，加之政治上的專制與腐敗，社會矛盾全面凸顯。恰恰此時，城管們一手制造的“逼焚”事件，成為燎原之星火，迅速點燃民憤，上演了不可遏制的“逼宮”“暴力”事件抑或“革命”事件。
對于突尼斯，本民知之甚少。每每提及，腦海里就會出現(xiàn)那廣袤沙漠、浪漫海灘和一群樹葉遮體、載歌載舞，裸露著古銅色肢體的部落民族，在他們身上仿佛激蕩著一股原始的野性、豁達與沖動，彰顯著一種強烈的反叛精神和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突尼斯人的這種個性，與那個推崇孔孟之道2000多年的民族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在對待自己同胞之情的態(tài)度上更是表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風格。同樣是“逼焚”，一種是唏噓漠然，敢怒不敢言，一種是群情激奮，同仇敵愾；同樣是失業(yè)，一種是忍辱負重，甘當職奴，一種是不堪忍受，奮力抗爭；同樣是腐敗，一種是卑躬屈膝，搖尾乞憐；一種是游行示威，群起攻之。如此看來，特色精英們實乃治國有道，特色國民們遍地“君君臣臣”、“三從四德”的孝子賢孫。難怪孔夫子敢于藐視一伙不知天高地厚人群的質疑與謾罵，和顏悅色、落落大方的聳立于廣場一角。對此，逃亡沙特的本.阿里先生，不知是否通曉中國歷史、文化與國學？是否會因為當初沒能恭請孔學為鎮(zhèn)國之寶而懊悔呢？
本.阿里先生走了。未來的他，是期待著新的政治契機，卷土重來，還是茍且偷安，紫醉金迷于余生歲月？這也許需要時間的解答。然而，不管怎么說，拋去人生政治危機不談，本.阿里先生絕對可以算得上一個人生的成功者。因為，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他堪稱王者。他可以告慰自己了，他可以死而無憾了。那么，作為突尼斯的國民來說，不管未來等待他們的是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安居樂業(yè)，還是一次新的專制與腐敗，都不重要。因為，他們，勇敢的突尼斯人，用自己正義的行為，向世界再次宣告了一個真理：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是天理之道，永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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