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能否為全國培育“幸福種子”？
唱紅打黑令重慶成為2010年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反過來看，重慶也恰恰可以以此為契機發展成一塊為全國培育“幸福種子”的試驗田，而這需要我們運用基因工程去研究一下重慶“唱紅打黑”的基因結構。
什么是紅？什么又是黑？對此，大部分民眾的主流認識僅僅留停在打擊黑惡勢力高唱紅色歌曲的層次上，作為對重慶唱紅打黑一系列舉措的直觀印象，這樣的認識固然不錯，但遠沒有深入并上升到到整個社會發展的高度上。
六十年的國家獨立并隨伴著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從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敵視排斥到大膽引進和消化吸收，才有了物質文明的巨大成果和各項事業的突飛猛進，但同時，曾經在資本主義社會甚囂塵上的唯利是圖利欲熏心的思想也開始在中國大行其道。
這種利益至上而漠視社會責任的思想意識不但支配了大部分民眾，支配了企業等經濟組織，而且還滲透到黨內，使得相當數量的黨政干部從人民的公仆變成利益的奴才，最終導致了整個中國社會的世風日下、人心思利。
從這樣的高度上俯瞰中國社會，我們可以對紅與黑產生更為深刻的認識——所謂的紅，既是義，是現在都在全球大力倡導的社會責任；而所謂的黑，則是不義，是唯利是圖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識。因此，從本質上說，紅與黑的對立則是義與利的矛盾斗爭。
這個“義”字是馬克思主義的魂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魂魄，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魂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魂魄，如果不是心懷天下大義和民族大義，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根本不可能贏得民心，也根本不可能贏得勝利，更不可能有現在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可以說，中國革命本身正是以義取利的典范，這里的利是勝利之利。
縱觀整個人類歷史，義與利的矛盾長期困擾著廣大民眾和思想界的往圣先賢，孔子那句穿越時空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以及孟子的“舍生取義”盡管勾畫了中國歷代先哲們傲立世俗的偉岸孤影，但在世俗社會中，義的精神卻一直沒有贏得市場，以至于人類不得不聽任唯利是圖的思想意識長期支配起市民社會，而更有甚者，西方經濟學甚至將其更名為“經濟人假設”并將其奉為圭臬。
但如今，時代已經不同。在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經緯交織的時代背景下，義與利的矛盾斗爭又取得了新的形式，那就是二者之間出現了第三者，即名，也就是被企業界和營銷界津津樂道的品牌價值，而名則可以反過來約束利。這樣，在名的幫助下，義終于可以俘虜利了——有義才有好名聲，好名聲才會產生大利益；而不義則會產生壞名聲，壞名聲則會剝奪利，這便是以義取利的內在邏輯。
名之所以能夠產生利，是因為名是一種更大的利，它是由人的思想、智慧、精神和美德所創造的，是腦力勞動和精神生產為自己創造的無形資產，名能生利恰恰是精神變物質的具體形式，其內在的邏輯則是精神先賺來人心，而人心再變成市場，也就是說，只有用精神賺來消費者的腦袋，才能進而賺到消費者的口袋。
這樣，在以義取利的思想引導下，我們可以找到一條唱紅打黑的新思路，那就是將唱紅打黑、揚紅抑黑、獎紅罰黑的思維從行政管理延伸至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運用媒體的傳播力量，讓企業的品牌和人們的心中都洋溢閃耀起絢麗的紅色，那是正義之花和社會責任之花的普遍綻放。要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也都是報道的報。
諸如污染環境、欺騙消費者、漠視社會責任的企業就是唯利是圖的黑企，就讓媒體給他們以惡名，迫使他們改惡從善，心懷起正義和良知去管理經營；那些見義勇為、見善而為、心懷社會責任的人就是有紅心的好公民，媒體就應該給他們好名聲，支持他們以名取利，幫助他們以自主創業的形式發展經濟。
新時代的紅心是以義取利，新時代的黑心是唯利是圖。只有將唱紅打黑的思想變成一種制度化、機制化、法制化的必然安排，將紅色的基因播種在每個人的心田里，讓紅心賺來紅包，將黑心打入地牢，重慶才能為整個中華民族培育出可以推廣普及的“幸福種子”。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1月1日于上海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