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劉曉波先生及其主張自行消亡

這幾天，國際社會圍繞一位中國公民劉曉波，亂成一團：有人在贊美劉曉波，有人在批評劉曉波；政治家在談論，觀察家在關注，知識分子在思考，普通民眾也在談論。圍繞這位　劉　先生，各派力量、各種勢力和利益團體，開足了馬力，為各自而利益而“戰”。不可否認，無論從“和平締造者”還是“麻煩制造者”的角度看，　劉　先生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大紅人”。那么，怎樣看待　劉　先生的主張和在國際上的“銷售”業績呢？筆者認為，這位　劉　先生不沒有什么高明之處，他的“產品”、“銷售”策略和實際效果也沒有什么過人之處，國際社會最應該做的是讓　劉曉波　先生及其主張自行消亡，不要在他身上再浪費更多的時間和經歷。　　

　關于劉　先生本人及其主張，絕大部分讀者都很清楚，在此不在贅述。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便能一目了然。

一、民主、自由和人權是否能醫治百病？　　

不可否認，民主、自由和人權主張和實踐，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重要標志，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具有歷史局限性和相對性，民主、自由和人權也不例外。　　

一方面，這些主張只是人類精神領域的一部分內容，而非全部。實踐這些主張，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生存和發展問題都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國家和民族，民主、自由和人權是一種奢望。　　

另一方面，民主、自由和人權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有所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定就天然地高。相反，沒有按照西方的標準實行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定就低。西方的海地，東方的菲律賓，非洲部分國家，都是按照西方的標準在舉行所謂民主選舉，但政局動蕩，經濟社會發展緩慢，是不爭的事實。號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連基本的人與人，姓與姓之間相互平等的基本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完全徹底的解決，哪里能看到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優越性。“亞洲四小龍”之一的中國臺灣省，其經濟社會騰飛也是在民主化之前的威權統治時期的。　　

更為重要和關鍵的是，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發源地，其社會問題也非常多，也沒有絕對的無條件的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也說明，民主、自由和人權絕對不是人類社會包治百病的良藥。　　

二、中國是否有民主、自由和人權？　　

在西方部分對中國有偏見的政客、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新聞媒體和普通民眾眼中，中國根本沒有或者很少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也是冷戰思維在作祟，二是沒有足夠的機會對了解中國及5000年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三是有一部分中華民族的敗類在不擇手段地摸黑中國及中華文化。中國是否有民主、自由和人權呢？答案是不僅有，而且一點不比西方的差，中國擁有的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基礎之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沒有完全按照西方標準建立的他們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中國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因為從古代先賢所提出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思想，到唐太宗提出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主張，到辛亥革命以后出現的共和制，再到當代中國的實踐，都極其重視民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任何政策的制訂，實際上都要與民眾協商，遵循民眾的意志，實現他們的利益。否則，執政者就面臨被民眾拋棄的局面。以中國制定法律和出臺其他政策的程序為例，一般是中共提出政策建議，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協商，聽出他們及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再通過立法機構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后呈國家主席簽署，正式發布和生效。很多不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現有運行機制的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制，是在搞獨裁，中國的立法機構是“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這是一種莫大的誤解，也是對中國人智慧的一種嘲笑、蔑視和侮辱。中國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充分發揚民主、行使民主權利的。　　

中華文化里面的“和合”思想，影響到社會生活和個人行為等方方面面，也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向西方國家、泰國、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省那樣，一定要公開樹立反對黨，在國會里面就任何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甚至為了私立拳腳相加，大打出手，絲毫沒有體現“君子和而不同”和“溫良恭儉讓”等中華傳統文化美德。中國現在所實行的民主協商和民主集中制度，就是中國最大的最好的民族，做到了民主與效率之間的最佳結合，克服了為了民主而民主的弊端。　　

再說自由。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自由的國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代中國人就已經知道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讓民眾表達意見，提出批評，是古往今來每一位當政者的基本功。中國從來就沒有禁止公民批評政府。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批評政府和政府官員的言論，比比皆是。沒有人會來干涉，比如地方官員的腐敗，官商勾結的黑暗等，政府對此歡迎還來不及，何談壓制這些言論？這些言論就像啄木鳥，幫助政府和官員清除自身的“蟲子”，是一件好事情。再極端一點，即使是誰在公眾場合大聲說某位官員是和傻蛋，智商有問題，也不會招致什么麻煩。因為中國的事情實在太多，大家都很忙碌，沒有人關注這些，就當是當事者個人的情緒發泄。關于宗教信仰自由，這也是讓西方國家很費解的一件事。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自由的國家。哪一個中國人沒有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中國國內的寺廟、道觀、清真寺、基督教堂，幾乎已經遍布全國城鄉。去這些地方從事宗教活動，沒有人會干涉，政府甚至還出資建立和修繕這些設施。而且中國人實實在在地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這種宗教或那種宗教的自由。這一點，就是在以宗教信仰自由著稱的西方發達國家，也難以做到。在西方生活、學習或工作過的人，大多會有被各種宗教團體和派別邀請加入的經歷。這些派別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只許信仰他們的宗教，無法接受其他派別的主張。這與中國各種宗教不分高低、和諧共處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更說明了中國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或許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政府為什么不允許地下教會的存在，不接受梵蒂崗的領導？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宗教問題了，而是這里面的大多數參與者及其主張，是政治問題了，即他們以宗教為幌子，從事與宗教本身不相干的活動，配合西方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遏止中國崛起。　　

關于人權。人權的確是一個好東西，但內容包括很多方面。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其公民對人權的理解和要是差異很大。在西方發達國家，他們靠著自身的創新和努力，靠著大肆開拓殖民地干盡燒殺搶掠所積累的財富，靠著兩次世界大戰倒賣軍火所鉆取的利潤，早已經過上了衣食不愁的生活，也有一定的資本來談論來改善人權了。而在發展中國家，當其國庫沒有多少積累，民眾連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時，他們唯一的甚至是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吃飽飯，穿暖和一點，手里有點余糧余錢，讓子女有個好的發展前途。至于如何去治理國家，如何參與政治生活，的確不是他們說考慮的問題。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權。更何況，中國有14億人口，是幾個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還多。地理條件、自然資源、地區發展、城鄉發展極不平衡。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治理中國的難度，一個總國領導人相當于6個美國總統，20個英國首相，10個左右俄羅斯總統。法國總統、德國總理，在中國僅僅是一個中等規模省份的省長。以英國為例，英國全國地勢比較平坦，即使是在蘇格蘭高地，海拔也就幾百米。而中國的云貴高原和西藏，到處都是高山，但中國能在這里修建鐵路，高速公路，實現工業化，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中國在短短30年間，使3000萬人擺脫貧困，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成就和最偉大的奇跡，也是中國對人類人權事業最大的貢獻。　　

沒有人會認為中國人權狀況是完美的，也沒有人認為中國人權不會隨著經濟基礎的增強而改善，能把占世界22%的人口治理好，就是中國在人權方面給世界最大的貢獻。　　

三、給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的實質？　　

首先，應當從諾貝爾本人與和平兩個角度來理解 “諾貝爾和平獎”。一直以來，世人尤其是中國人對諾貝爾的各項獎項很感興趣，也高度重視，有一種很深厚的“諾貝爾情結”，好像覺得不得諾貝爾獎就無法達到最高水平一樣。實際上，這是很大的誤解。諾貝爾是何許人也？炸藥的發明者，雙手沾滿了千百萬士兵和平民的鮮血。沒有炸藥的發明，在冷兵器時代，人類比的是力量，即使是戰爭，雙方的傷亡都會比較小。而有了炸藥，戰爭就更加殘酷了，更加不尊重人權和人性了。諾貝爾本人從軍火生意中牟利不少。對于人類，他是有罪的，而也是嚴重的罪行。設立諾貝爾獎，也或許是他受宗教的影響而采取的慚悔行動之一吧。　　

和平，本意是對人類或某一族群有重大的貢獻的行為，例如結束了戰爭，推遲了戰爭，阻止了戰爭，或者是通過發展消除了戰爭爆發的因素等。和平獎應當授予那些真正為和平作出顯著貢獻的團體和/或個人。比如　鄧小平　先生，連新加坡內閣資政國際著名政治　家李光耀　先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等都認為，他的政策解決了幾千萬人的貧困問題，是對和平最大的貢獻，更有資格獲得和平獎。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在總統位置上還沒有做熱之時，就“飛來橫獎”，連他本人都不感相信，都覺得配上。他并沒有為人類和平做出什么實質性的貢獻，而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僅僅根據其做出了消除核武器的承諾，就“爽快”地把獎頒給他，以表示對他可能做出的行動、可能實現的目標所做的貢獻。這簡直是顛倒是非黑白。好在后面的事實，證明了奧巴馬的假和平和諾委會的荒唐。因為正是因為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朝鮮半島在風云突變，戰爭的威脅陡然增加。奧巴馬根本不是和平的締造者和維護者，而是事端的挑起者，戰爭的推動者，和平的背叛者。　　

第二，諾委會給奧巴馬頒獎，給劉曉波頒獎，但就是不給鄧小平頒獎，這說明了什么？這說明這個獎項缺乏公正性和客觀性。對真正為和平作出貢獻的行為熟視無睹，對那些看似空中樓閣虛無縹緲的和平的可能性缺無限地擴大，加以表彰，其虛偽性就躍然紙上了。其實，諾委會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給劉曉波頒獎，不是因為劉曉波本人作出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也不是因為他真的為和平作出了貢獻，而是處于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的考量，配合美國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從戰略上遏止中國的崛起。不給劉曉波頒獎，他們也會給張曉波、李曉波或者王曉波頒獎。而且，這個獎，也不僅僅是反共的問題，更是反華的問題，即使是其他黨在執政，他們防止中國做大做強以挑戰美國霸權的做法仍然不會改變。這是稍微有國際關系理論和知識背景的人，都看到很清楚的。　　

四、劉曉波本人的損失？　　

表面上看，這一陣子，劉曉波本人的確是“風光無限”，各界都在評論，國際社會的確有支持的贊美的聲音存在。他又是領高額獎金，又是拿將牌，還抓住一切機會，接受海外資助，接受海外媒體采訪，儼然一副中國未來發展的推動者和引領者一樣。　　

　關于劉　先生的主張正確性和可行性，筆者在《中國究竟應該走哪條路》一文中已經有詳細敘述和分析。在此只　談劉　先生這一生走上這條路的得與失。筆者認為，　劉　先生表面上得到了國際反華勢力的資金資助，即使坐牢也衣食無憂，過的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最近又是拿了“大獎”，應該是功成名就，收獲頗豐了。但　劉　先生實際上是挺可憐也挺失敗的。　　

第一，他長期接受西方反華勢力的資助，配合西方反華，出賣自己的國家利益。也就是說，他是徹頭徹尾的漢奸。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容的民族，但對于出賣自己國家利益的漢奸，是不會原諒和饒恕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人至今也無法接受、原諒和饒恕秦檜、汪精衛之流的根本原因。而且一個家庭一旦“培養”除了一個漢奸，其前代和后代都會跟著遭殃，遺臭萬年。　劉　先生先生是熟悉中國歷史的知識分子，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他在監獄里數著美國人提供的美金的時候，對其本人、對其家人、對其列祖列宗、對其子孫后代，應該是有一種強烈的內疚感和負罪感。　　

第二，客觀地說，　劉　先生的主張也有合理的地方，中國在多少年以后等各方面條件具備了，也完全有可能吸收其主張中的合理部分，加以實踐。　劉　先生是一位博士，加入他不走這條路，在大學里面教書育人，早已經是教授級別，桃李滿天下了。即使他要改行從事政治，也完全可以像深圳現任市委書記王榮那樣，為自己所學習所思考的東西，找到一個實施的平臺，讓實踐來檢驗自己的主張是否正確。而可憐的　劉　先生，多好的抱負，多遠大的理想和志向，就是沒有機會實踐，得不到民眾的認可，陷入西方反華勢力所編織的陷阱，被其利用和擺布。知識分子一般都有改造社會的理想與抱負，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沒有機會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從這個角度看，　劉　先生心理是極其失落與痛苦的。既然　劉　先生喜歡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既然西方國家也喜歡和認可，他最好的出路是放棄中國國籍，遠渡重洋，到美國去當總統，或到挪威去當首相，而不是在中國的監獄里面虛度光陰，浪費人生。等他刑滿釋放以后，都是60多歲的老人了，在人才輩出競爭激烈的中國，哪里還有他的位置。　　

第三，即使是在海內外所謂民運陣營當中，　劉　先生也不是最具影響力的，也不是最有資格拿這個獎項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民運陣營中更多大佬為此憤憤不平的原因。海外民運人士最大的特點是不團結，互不買帳，互不服氣，內訌不斷，人人都夢想組閣，人人都夢想自己當總統，而且樂于善于紙上談兵。筆者曾經在多種場合指出，他們絕大部分是膽小鬼，是縮頭烏龜，不敢回國去向民眾宣傳自己的主張，而是在海外拿著反華勢力提供的錢財，享受生活。就像商品一樣，再好的主張，沒有人賣，也都是毫無意義。絕大部分中國民眾包括各級政府官員都不否認中國存在的問題，但要推倒重來，誰也不愿意，因為大家都是收益者，大家都很務實，不想冒放棄現有即得利益，來追求虛無縹緲的東西。中國如同一棵大樹，有很多人依賴這棵大樹乘涼，大樹主干是好的，但有蟲子，需要啄木鳥將蟲子去除。　從劉　先生在海內外民運陣營中的地位、資歷和影響力角度看，他拿著這個獎，或許也和奧巴馬的感受一樣吧，受之有愧。　　

五、中國應該怎么做？　　

面對　劉　先生的意外獲獎，面對西方發達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主張，中國應該怎么做呢？　　

首先，歷史終將證明，　劉　先生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是漢奸。對于他所掀起的波浪，制造的麻煩，不必做太過積極的反應。他這樣的知識分子，人類歷史上，中國歷史上，見多了。最好的辦法是冷處理，讓他在監獄里繼續拿美國人的錢財，讓他在監獄里了此殘生，讓他的主張隨著他的肉體自生自滅。一句話，他不是那種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地位的人，他做不了特好的人，也做不了特壞的人，想當秦檜、汪精衛，他還不夠級別。　　

第二，加強與西方國家的溝通與交流。如同基督教不是世界唯一宗教一樣，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也不是世界唯一的價值觀，不具有他們所說的普世性，也不是人類的唯一發展模式。別說全世界，就是一個國家內部，甚至是一個家庭內部，都是完全有可能出現不同的主張，走不同的道路的。各種文明、各種文化之間是平等的，誰也不具有絕對的普世性、排他性、先進性和唯一正確性。世界本來就是多樣化的，各種文明文化和制度應當求同存異，相互溝通和交流。而不應當像基督教那樣，堅持認為自己才是唯一正確的宗教，其他宗教都低于自己。平等對話，真誠相待，相互溝通和交流，也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金鑰匙。　　

第三，對于中國本身，也應當謙虛地向世界其他國家和文明學習，學習其精華，為我所用。同時，繼承中華文化中的精華，結合時代和中國國情，在繼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促進政治文明和進步，走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和底蘊的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繼續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國應當探索積極走出國門，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宣傳介紹中國的文化，中國所選擇的道路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六、世界應該怎樣對待中國的崛起？　　

    在中國崛起無法阻擋的時代背景下，世界應該如何與中國相處呢？　　

    第一，放棄冷戰思維和傳統意識形態，以開放的心態來面對、歡迎中國的崛起。歷史上和現實中，中國從來不懼怕任何對抗，從堅決反對任何的外來干涉和遏止。這次給劉曉波頒這個獎，對中國來說是好事情。它提醒中國政府和民眾，雖然冷戰已經結束20年了，但冷戰思維在西方國家仍然存在，而且還有不小的市場。它幫助中國政府和民眾進一步認清了西方反華勢力及其代理人的真實面目。它促使中國政府和民眾依托自己的傳統文化，走自己的路，更加團結。無論這些反華勢力如何表演，中國崛起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第二，對于中國的缺點、不足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應當以朋友的身份，提出理性的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肯定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選擇的發展道路，以及對人類和平與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把中國當作朋友合作伙伴而不是對手甚至是敵人來看待，是西方國家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法國總統薩科齊對華態度幾年之內出現的巨大轉變、英國首相卡梅倫首次訪華的成熟表現，德國總理默克爾對華政策的調整，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的對中國模式的肯定與贊美，以及近20個國家集體抵制在奧斯陸為　劉曉波　先生所舉行頒獎典禮等，都說明了世界的主流政治家和國際社會的主體，對中國所選擇發展模式的認同，把中國看作是朋友是機遇的創造者，而不是對手和敵人。　　

第三，以真誠的心幫助中國發展，關心中國進步，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與中國一道創造并分享機遇，實現共贏。全球化時代，各國利益相互交織，遠遠超出了國界。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對中國本身和對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來說，都是一件幸事。中國的穩定與發展，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機會和福祉，各國都受益。相反，如果中國出現動蕩，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出現倒退，這才是人類和國際社會真正的災難。　　

總之，　劉曉波　先生本人及其主張，只能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插曲，是寬廣無垠的大海中的一滴水株，完全可以不予理會。各國政府、媒體和民眾，有許多更緊迫更重要的大事要做，不要再在這位先生身上浪費太多的時間和經歷，讓他的主張隨著他本人自行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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