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上海：也應該祭奠熏死的民工

悲痛的上海：也應該祭奠熏死的民工

云淡水暖

11.15大火，令上海陷入悲愴，據報道，11月21日，“上海約10萬民眾抵火災現場獻花致哀”（新京報），新華社報道，當日上午，政治局委員、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上海市市長韓正，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云耕，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上海市委副書記殷一璀等來到膠州路728號火災事故現場，與參與吊唁的群眾一起，鞠躬默哀，獻上鮮花，向遇難者致哀。（新華社）

在悼念現場，媒體記者見到：大樓周邊已經被鮮花和花圈重重疊疊地包圍，一張張死難者的遺照前或擺放著花、果、點心，…（新華社），媒體和網絡上發表了大量現場照片，一個個花圈，一枝枝鮮花，特別是一張張逝者的照片，勾起生者的無盡思念和痛感。

花叢中逝者的照片，花圈挽聯上的逝者名字，黃絲帶上逝者的名字，無不體現了親友、社會對逝者的生命的痛惜，對逝者親屬的關愛。據報道，“上海”‘11•15’特別重大火災確認遇難人數為58名。其中男性為22人，女性為36人。截止到今天，通過DNA比認、家屬確認等方式，57人身份已經確定，1名男性遇難者身份尚在確認中。”（中國新聞網），據今晚上海政府的新聞發布會發言人稱，公布遇難者詳細名單有困難（三分之一的家屬不同意），這些已經確認的遇難者中，都是什么身份就難以知曉了。

根據《東方早報》11月18日發布的一份“上海火災部分遇難者和尚未聯系到人員名單”，其中共有50人，絕大部分是樓內住戶和少數租客。就是說，在遇難的58人中，目前至少可以大致確定有50名遇難者是常住居民或者租客。這樣一來，與早些時候已經披露的遇難者數字就有些對不上號了。

據新華社11月18日報道：現場指揮滅火救援和事故調查工作的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朱力平少將接受了記者專訪，在專訪中朱局長談到“這次上海‘11•15’火災里，有9名工程人員既不向上也不向下逃生，躲在屋里，結果全部被有毒煙氣致死。” 另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在遇難人員中還有“家住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湯泉鄉苗石村的李新模，當時正在起火大樓的26層刷油漆，后不幸罹難。”、“重慶梁平縣柏家鎮中心村的段天安，…‘還在搭最后兩層架子’，結果也遇難了。”

如果朱局長所言的數字屬實，如果《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屬實，如果早前公布的遇難者和疑似遇難者名單屬實，那么總的遇難人數就疑似大于58人，當然，希望其中有統計誤差，有人實際上是幸存下來了。

但是，至少可以得到一個信息，“有9名工程人員全部被有毒煙氣致死”，和家住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湯泉鄉苗石村的李新模、重慶梁平縣柏家鎮中心村的段天安在施工中遇難…都表明一個現實，在火災中，有多名農民工也遇難了。

根據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發言人表示：此次火災事故，每位遇難人員將獲得約96萬元賠償和救助金。非本市戶籍遇難人員和本市戶籍遇難人員按同樣標準處理。

那么，有理由問一聲，在“非本市戶籍遇難人員”中，是否包括了在施工現場遇難的農民工們，至少在目前有限的信息中，這些遇難的農民工的人數疑似有11人之多。

誠然，農民工是這次災難中悲慘而有些尷尬的群體，沒有電焊從業資格證但在現場違規進行電焊的兩位電焊工，是火災的直接肇事者，他們在火災發生后，被媒體的報道貼上了“逃離現場”的標簽，不出所料他們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但是，整個事件中，農民工卻是最無能力決定自身命運的群體，農民工沒有操作資格證，板子不能直接打在農民工的身上，現時的建筑行業的用工制度，無論是私營還是國有建筑裝修企業，哪一家會哪怕肯為最底層的勞工負擔一點點的職業穩定性保障和職業素質的提升成本呢？有項目了，企業就臨時找人來干，干完活就拿錢走人兩清，企業與農民工之間只有冷冰冰的臨時雇傭關系，沒有任何歸屬感和向心力。

農民工干什么，不干什么，用什么材料，材料怎么堆放，操作的時候要關注什么，這些東西農民工是沒有發言權的，只有埋頭干活的份。而農民工的生存環境卻是非常慘淡的，這幾天上海在清查建筑工地的安全隱患，電視上有記者走訪了工地的農民工宿舍，農民工告訴記者，晚上連電熱毯也不敢（不準）用了，在寒冷的冬夜，在簡陋的工地宿舍如何耐受？

農民工們在建筑工地上勞作，背后大都有艱辛的家事“（遇難農民工）李新模的侄子告訴本報記者，五十幾歲的李新模來上海已經快20年了，并不是正式的架子工，平時主要工作是打雜，比如在架子工后面撿材料，負責防盜等。‘當初出來的時候就是為了賺錢給孩子上學，每年年底都要往家里寄錢。’”、“遇難的架子工段天安家人告訴記者，段天安今年42歲，家里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和李新模、吳長江一樣，段天安原本也是在家務農。正是為了給摔傷腿的奶奶動手術，才在前年來到上海打工。”（《第一財經日報》）

這幾天，上海沉浸在一種悲愴的高潮中，各媒體也不失時機地出來高揚“人性的光輝”的大旗，諸如：南方網：市民自發悼念是上海珍貴財富、新浪評論：大火照亮國家軟實力的喜與憂、揚子晚報：“頭七”肅穆中的欣慰和期盼、新京報：膠州路上的鮮花公眾理性追索的開始、南方都市報：這一刻，我們都是上海人…之類的煽情字眼很多。

然而，在萬千朵鮮花中，在眾多的遺像中，在飛舞的挽聯、黃絲帶中，理應有農民工的一份，在火災的祭壇上，理應有農民工的位置。如果沒有火災，恐怕遇難的農民工們還在室外的腳手架上要么迎著寒風、要么冒著冷雨，為大廈內的人們能夠有一個更加舒適和節省能源消耗的生活環境工作，為“賺錢給孩子上學”、為“給摔傷腿的奶奶動手術”拼命工作，還要為“達達門窗公司面對工人討薪也一度有意拖延，最后在工人集體多次上門的壓力下才結清了工資。”而煩惱。

一個不尊重勞動者的社會、一個不為勞動者創造合理的勞動職業環境的社會、一個只是建立在冰冷的雇傭關系之上的社會，遭到了不可逆轉的災禍，其間，農民工受到的苦痛，一樣地慘烈。

悲痛的上海，也應該為熏死的農民工悲痛，96萬元的遇難者救助金，應該少不了農民工的一份，遇難農民工的照片，也應該擺放在火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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