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新浪財經頻道為中國證券市場20周年做了個專題，邀請一些重量級的經濟學賢達為其發言，今天看到一篇“二十年回憶之周正慶：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五點意見”。周正慶先生是證監會的前主席，由他來談對中國證券市場20年歷程的感受，恐怕說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看了周先生的感言，覺得有些悲愴之感，有一種“原來被忽悠了這么久”的意味在其中，被誰忽悠了呢？被周先生口中的“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架構和學說忽悠了。
周先生開口就直奔主題“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廬山真面目，尤其看到了它消極陰暗的一面。對此，我歸納成了‘三性’：脆弱性、貪婪性和欺騙性：在金融危機下，百年投行頃刻倒閉；三大評級機構，為追逐利潤，收取高額評級費，違背職業操守，弄虛作假，把有毒證券貼上了優質標簽，欺騙了全世界。”
如果其他人，比如普通股民看到的是自己的血汗錢被“三性”怪物吞噬殆盡的現實的殘酷，比如大小投資者看到的是買到手的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品剎那間變成一堆虛幻的負數，那么作為證監會的前主席的周正慶先生，恐怕就是從親眼所見的無數中外案例、黑幕、罪行中得出的感受。
草民想，周正慶先生所言的所謂“脆弱性”，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有風吹草動就拍屁股走人，一觸即潰，留下一堆爛攤子的德行；所謂“貪婪性”，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秉承的對自身利潤的最大化的無窮無盡的追逐，哪怕是帶血的利潤、觸犯一切禁忌的利潤也在所不惜；所謂“欺騙性”就是培育一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拜物教的氛圍，以巫婆神漢的法術麻痹大眾、麻痹商業對手，通俗了說，就是坑蒙拐騙。
周正慶先生的核心結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什么？我認為就是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給世界帶來了不良的后果。面對這場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理應對某些西方經濟理論提出質疑，再不可把它奉為經典去盲目崇拜。”
草民以為，周正慶先生的這些感悟，應該是由切身的感受油然而發的，草民大膽猜測，周先生當初多多少少又何嘗不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信奉者和力行者？倒不是說別的原因，這30年來主導中國經濟理論界、經濟決策咨詢界所的主流群體，就是一個個“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的堅決膜拜者和全力吹鼓手，周先生多年來何嘗不是置身于這些聲音的包圍之中難以自省？
除去如“吳市場”、“張產權”、“厲股份”、“曹破產”、“茅富人”這樣的老一代“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的膜拜信徒，還有后來的如樊綱、許小年、周其仁以及林林種種的“經濟學家”、“首席”、“師”們，還有諸如陳志武、文貫中這樣的有美國大學的經濟學終身教職，卻整天在中國鼓吹“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理論和價值觀的“雙重身份”者。
說白了，這個主流群體就會跟在“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后面學舌，鼓噪，沒有半點自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原創的理論和實踐，動不動就拿亞當.斯密、科斯這些“鼻祖”及其后人的招牌和本本嚇人。其實就是一種鸚鵡現象，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鸚鵡。
周正慶先生總結的“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理論體系的“三性”： 脆弱性、貪婪性和欺騙性，有一個總的外在表現：冷血性。
簡而言之，主流經濟學信奉的新自由主義價經濟學值觀中有一件高傲的外衣：“理性”，再將其人格化，叫做“理性經濟人”。通過“理性”這把刀，把人性的血肉剔除得干干凈凈，剩下的就是非人性的“理性”，用百姓的語言說，叫做“不說人話”。
比如，今天就見到一位，《廣州日報》報道“北師大學者董藩稱目前房價不算高”，這位“學者”的背景“北京師范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提出了創建投資法學、租賃經濟學的設想，是國內實施購房按揭貸款、建立二板市場等發展主張的最早提出者和積極推動者。”，顯然屬于“主流”。董藩先生的“核心理論”是：買不起是不是意味著沒有成交量？沒有成交量你怎么來解釋現在我們建多少房子都不夠賣…什么是商品？只要能賣得出去，定價就是合理的。
當然，這種“何不食肉糜”的冷血理論完全符合經濟學的“理性”，卻喪失了基本的人性，網絡上對董先生是一片熱烈的“問候”之聲，而這種完全背離社會民眾生存實際的言論在這些年的主流經濟學者中，一直是驚艷不斷的。
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鸚鵡在中國鳴唱的兩個支柱，一個是“看不見的手”理論，一個是“市場自我調節”理論，形成了“包醫百病”、“包打天下”的理論體系。其實，這里存在一個悖論：無論是“看不見的手”還是“市場自我調節”都否認了鸚鵡們存在的理由。
第一，如果“看不見的手”是決定性力量，那么所謂經濟學家們的存在有何必要？一個“看不見”的力量就跟“玉皇大帝的手”似的，誰知道“玉皇大帝”是怎么想的，會怎么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自稱“玉皇大帝的代表”，那就只有巫婆神漢了，西方經濟學鸚鵡以為是“看不見的手”的代言人，與巫婆神漢何異？
第二，如果“市場自我調節”成立，那么這些整天嘮嘮叨叨地講學、研討，不厭其煩地抄書，把洋文變成漢字，把漢字變成洋文，相當于做無用功。按“自我調節”邏輯，市場無論有何種異動，與經濟學鸚鵡們什么相干？人家市場已經“自我調節”了，這些經濟學鸚鵡專家、學者有何用？再把“看不見的手”和“市場自我調節”合一塊兒考慮，鸚鵡們還有什么存身之處？
鸚鵡理論家、專家們對“政府調節”可謂是痛心疾首、恨之入骨，連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的“救市”行為，中國的鸚鵡們也很不以為然。但反過來一想，政府應該對市場“無為”，難道鸚鵡們的“有為”就應該？這是說不通的。
更無聊的是，諸如放話說“目前房價不算高”、“只要能賣得出去，定價就是合理的”這位董藩先生，乃至于“吳市場”、“張產權”、“厲股份”們，往往都依附在目前還有濃厚非市場色彩的體制內得到了種種好處，比如福利性的分房或者低價房，比如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退休待遇等等。
而且，但凡經濟出了什么問題，鸚鵡們開出的“藥方”一律是“市場化不徹底”，“改革不到位”，全然不顧周正慶先生所指出的“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廬山真面目”，這跟張悟本的綠豆“包醫百病”有何區別？
既然如周正慶先生所言“近三十年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給世界帶來了不良的后果。面對這場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理應對某些西方經濟理論提出質疑，再不可把它奉為經典去盲目崇拜。”
那么。何不來一次“焚書坑儒”，焚“某些西方經濟理論”之書，“坑”至今還在執迷不悟于“某些西方經濟理論”之“儒”們。當然，這個“焚書坑儒”是非暴力的，是溫柔的，和風細雨、追求公平的。
第一、開展對“某些西方經濟理論”的質疑、討論、批判，也算是把有害的、飽含“脆弱性、貪婪性和欺騙性”的書們燒一燒。
第二、把整天夸夸其談、坐而論道這些“三分無用、七分有害”的“某些西方經濟理論”的大小“儒生”們，從體制內下降到社會“基層”，正當壯年的可以去富士康之類的純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環境中“奮斗和創業”，已經年邁的可以“享受”與同工齡、同年齡的企業退休工程師、管理者甚至工人的待遇。讓“儒生”們回歸社會現實，于“儒生”來看，可能算是被“坑”了一把，但于“儒生”于社會，何嘗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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