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東民是五中全會的踐行者（一）

趙東民是五中全會的踐行者（一）　　

趙東民是五中全會的踐行者，這在陜西省總工會《報案材料》說得很清楚：“今年四月份以來，‘陜西省維穩會’的骨干成員從網上煽動發展到在社會上采取實際行動，從幕后走到前臺，活動更加頻繁，危害不斷加劇，極有可能‘坐大成勢’。他們煽動一些不同利益訴求的人員要‘用斗爭的手段，來實行工人階級垮行業、地域、民族和年齡等差別的大聯合以及和農民階級的大聯合’，‘要以改革現行職工代表大會為突破口，向貪官污吏奪回工農當家作主之權。’趙東民等也表示要進一步在重大節點上組織更大規模的‘合法集會’，其政治圖謀顯而易見。”這個材料表明了：　　

趙東民是五中全會要實現共同富裕的踐行者。　　

趙東民是五中全會要實現穩定發展的踐行者。　　

趙東民是五中全會要繼續堅持改革的踐行者。　　

 “共同富裕”的問題，從改革一開始就提出來了，30年沒有解決，反而是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曾經明確提出：“各地都要合理調整和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逐步提高農民工工資偏低的問題，建立并完善防止工資拖欠的法規和機制。”時間過去四年半了，問題仍然沒有好轉。　　

五中全會把“共同富裕”非常地突出來，成為今后發展的方向、國基。這次能夠解決問題嗎？我認為，如果是走政府保障、資本家發善心的道路，問題仍然解決不了。　　

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是說，只要資產階級控制了社會經濟，也就控制了國家，使得國家不能不為資產階級服務。這些年，在勞動與資本的矛盾中，在工人與資本家的斗爭中，政府有幾次是站在勞動、工人一邊？可以肯定，當生產資料仍然屬于資本一天，政府為資本家服務的這種狀況就會繼續存在一天。這個馬克思主義真理已經被國外的和國內的無窮事實所證明，決不會因為這個國家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是共產黨而不再是真理。這就是為什么喊了這么多年的“共同富裕”反而兩極分化愈來愈利害。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資本家的本性、天職，就是唯利是圖。要他們發善心把從工人那里剝奪來的剩余勞動價值還給工人，可能嗎？如果這樣，他們還是資本家嗎？看美國兩個慈善資本家中國之行的冷遇，就可知了。　　

當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集中精力于發展經濟，并提出“發展是硬道理”，而且靠人才，靠引資，已經成為領導者的發展思想、國家發展政策時，決定了政府的立場偏向企業家資本家，必須為資本家服務：否則資本家不來投資，人才流走，GDP——即使它不再作為政府政績考核目標——上不去，財政收入不增加，政府的日子就不好過。所以，即使制定了勞動法，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如果資本家不接受，政府也只能遷就，不會著力去實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的利益與資本家的利益總是一致的。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就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所以，在市場經濟社會中，靠國家和資本家以及它們的博弈來解決工人的收入問題，作用是不大的。　　

經濟學家說得對，市場經濟的政府應當放手讓資本家和工人“雙向選擇”，在市場上自由競爭，政府只是制定規則，監督執行，當裁判。　　

在中國，一方面搞了市場經濟改革，但是政府只是給了資本家和企業家的自由和權利，給資本所有者和管理者以極大的寬松環境和各種優惠，卻沒有給勞動大眾相應的自由和權利，使他們在與資本家市場競爭的博弈中獲得力量平衡，反而進行種種限制，使勞動者在資本家面前處于絕對的劣勢，沒有抵抗之力。　　

市場上自由競爭的勝負決定于雙方的力量。任何一個工人不可能與資本家抗衡，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形成組織，以集體的勞動者力量抗衡集中的資本的力量，才能維持一定的相對平衡。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在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很快就產生出工人組織——工會。　　

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國家，盡管工會也在剝削勞動者，但是工會不是占有工人的勞動力，而是和工人一起分配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因此，它必須首先要代表勞動者與資本家“博奕”，使工人的勞動力賣個好價錢。這在客觀上提高了工人與資本家談判的地位，在一定情況下有利于于工人群眾，并緩和工人和資本家的沖突。　　

我們看到中央除了國家賜予和求助于資本家慈善外，也提出由工會代表工人集體與資本家簽訂勞動合同，但實際證明作用不大。因為中國現在工會領導人已經官僚化，他們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并沒有融合在一起，其中有的是企業大股東，董事會成員。政府之所以要求資本家給工人添點工資，實質上不是為了工人，而是馬克思指出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中國工會并沒有真正代表工人群眾，它做事很少為工人維權，更多的是執行政策，為政府和資本家維穩。陜西省總工會的《報案材料》清楚地表明了這點。　　

五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實行主體是國家，客體是資本家，勞動者只是接受政府與資本家商談的結果。當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以后，地位就發生變化，它不再單純地代表自己的階級向資本家爭取工人階級的權益，現在它代表整個社會與資本家階級協商，而中國現在實行的又是市場經濟，資本家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因而事情常常是這樣，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社會穩定而傷害工人階級利益。這就是為什么“共同富裕”喊了30多年，而結果反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列寧最清楚地看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提出：“我們現在的國家是這樣的：全體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應當保護自己，而我們則應當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 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尚且如此，何況是“初級階段”的特色社會主義國家。　　

財富是勞動創造的。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被排斥在分配財富的制度之外，這種制度是不完善的，不合理的。這種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或者是制訂者一廂情愿的主觀主義，或者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局，愚弄勞動者。　　

這種政策是授民以魚，不是授民以漁。資產階級早已對工人這樣做了，高福利基本上把歐美工人“馴化”了，讓其喪失戰斗性。　　

趙東民籌備“工維會”，是實行國際歌的“全靠自己救自己”，是按照馬列主義觀點，勞動者聯合起來與資本家直接博弈，以勞動者為主體，實現黨和國家的恩賜了幾十年都難以實現的“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政策；在政府不按黨中央指出的這個方向而偏向資本家時，組織起來的工人就可以自己保護自己不受政府的侵犯。這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是馬列主義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國，又是勞動者參與對自己勞動成果分配、提高自己收入的創舉，是五中全會改變分配制度的真正踐行者。　　

真的要讓勞動者共同富裕起來么，那就支持趙東民，支持勞動者聯合起來，宣布趙東民做這件事有功。只是口頭上講“以民為本”、“共同富裕”，實際上這個“民”只是“民營企業”的資本家之“民”，“共同富裕”只是資本家的慈善施舍，那么，必然要打擊趙東民，反對并破壞勞動者聯合，宣布趙東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凡是這種人都抓起來，判刑。　　

網民的眼光是銳利的，看到了趙東民事件是塊試金石。真的要“共同富裕”么，就應當允許以聯合的勞動者對應集中資本于一身的資本家，爭得共同分配勞動創造的財富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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