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場危機下來，“增長”又變成了我們生活中的壓倒性話語。政府保增長，學者談增長，就連普通百姓也在翹首以盼等增長，似乎只要增長一來，當然要超過8%，我們就可以立馬重返剛剛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過來。如果我們不能保住增長，尤其是8%的增長，中國似乎就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沒有人這么明說，但政府的表態以及媒體的報道，都給人們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然而，這可能正在構成一種危險的誤導。
在一種相當膚淺但卻非常流行的線性思維中，200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危機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是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中國令人驚嘆的經濟奇跡就將完好無損。很顯然，對于中國的政府官員、經濟學家以及偏狹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這種歸因推理是相當誘人的。因為這樣，人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實的情況恐怕要這種簡單模型復雜得多。
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全球市場體系迅猛擴張的基礎之上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既是這個體系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也是這個體系擴張的一個結果。以外貿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發展中大國中，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體系的依賴可能是最大的。對1990年代之后全球市場體系的一個簡單圖解是：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生產，而由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供消費需求。不幸的是，這個新的全球市場體系在供給和需求兩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煩。在供給一方，由于勞動力、土地、環境價格的極端低廉，加上各級政府超級的稅收優惠，形成了巨大的過剩產能；而在需求一端，則是因為發達國家中產階級職位的大量轉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嚴重的需求不足。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為了繼續維持全球市場體系的運轉，一種新的循環形成了，即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將巨額儲蓄轉移至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并通過各種信貸消費方式來膨脹全球市場體系中的需求，進而消化這個體系中主要位于發展中國家的海量的過剩產能。否則，這個市場將無以為繼。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有人非常正確地指出，中美這兩個看似冤家的國家，實際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體。從這個角度觀察，所謂次貸危機不過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脹全球市場體系需求而最終破滅所導致的一個后果。
在這個意義上，由次貸為導火索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就不獨獨是美國的危機，也不獨獨是所謂金融危機，而是全球市場體系的危機。作為這個市場體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國顯然處于體系內部，而不是體系外部。換言之，今天中國的危機并不是無妄之災，池魚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機。事實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場體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種形式爆發，那就是以中國為主的市場供給端首先破裂。其爆發形式很有可能是資源、環境約束所帶來的惡性通貨膨脹，或者產能無法傾銷所帶來的大量企業倒閉和經濟蕭條。在2008年，中國內部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全球資源暴漲，都險些使這個前景成為事實。幸運的是，美國先中國人一步不支倒地，讓我們擺脫了麻煩制造者的名聲。否則，今天被全球同聲數落的就可能是中國。
很容易看到，在19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極致的全球體系擴張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在需求一方，以濫發貨幣、寅吃卯糧以及毫無約束的金融“創新”為主要手段的需求創造是不可持續的；在供給一方，以犧牲環境、透支資源并剝奪龐大底層人民的基本福利為手段的產能供給同樣是不可持續的。顯然，要重新修復并維持這個全球市場體系（如果不出現黑天鵝事件，我們顯然無法擺脫這個體系），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必須削減其名不副實的需求，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廉價產能輸出國則必須減少其不計后果的環境及資源透支并壯大其內部需求。只有這樣，全球市場體系才能達到一種新的平衡。毫無疑問，在這樣一種重新平衡的過程中，所有國家都必須忍受經濟低迷所帶來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壓力。但讓人憂慮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個方向疾馳。我們似乎決意要用一種制造更大麻煩的方式來渡過危機。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國人正在以一種更加瘋狂的方式濫發鈔票，創造需求，而在我們眼皮底下，中國也沿著同樣的增長路徑狂奔。其主要辦法就是不斷的增加政府投資，只不過賭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在去年的頭一個季度中，中國銀行業發放的貸款已經接近5萬億，幾乎完成了全年的貸款規模。其中絕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夠迅速增加GDP但絲毫都不會提升增長質量的項目。其勢頭已與“大躍進”無異。雖然各級政府高喊保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加上一句“促轉型”，但顯然后面這一句已經淪為點綴。如此貨幣創造及信貸投放，是不是真能夠保住“增長”仍未可知，但在未來某一天引發無法收拾的產能過剩以及奔騰的通貨膨脹卻是一個大概率事件。當然，另外一個我們相當熟悉的災難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積如山的銀行壞賬。果真如此，中國銀行業可能就會又一次掏空中國納稅人的口袋來修補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相信，各級政府大手筆支出，各類銀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成功的鼓勵。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時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國基礎建設如付闕如，全球市場體系需求旺盛的基礎上的，而在今天，中國的基礎建設已經相當飽和，全球市場需求也在不斷收縮。以老辦法來應對迥然相異的新情況，其成功率可能會大打折扣。中國經濟增長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資率為其鮮明特色的，這種畸形的投資率在全球市場體系急劇擴張的時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運并不會總是伴隨著我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無論是全球市場需求，還是中國內部市場的需求都明顯處于不斷的萎縮之中，如果目前這種高投資所形成的龐大產能無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回穩不僅可能是曇花一現，而另外一種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將很快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嚴重通貨膨脹和經濟持續低迷的組合，當然還要加上財政上的嚴重困境。
我們相當理解，中國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確并不是總是意味著經濟上的可行。對于更加嚴重的困局，我們可能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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