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工群體”到底打了誰的耳光？
鄭州一個賣菜老農做夢都不會想到，挨了幾巴掌還不知道到底是誰打的？河北有個小伙子撞了人都知道自報家門“我爸是李剛”，想來，那個打人的城管還沒有“橫”得出格。后來，實在是找不出來打人的人，媒體索性就把鄭州城管兜了個底兒：“鄭州城管現臨時工群體，一個月釀四起打人事件。”算是給老農發紅的臉頰上涂了層“萬金油”。（據新華社報道）
由于暴力執法被不小心曝了光，于是，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說辭：那些都是單位聘請的臨時工，云云。犯錯的都是“臨時工”，而“臨時工”本身就不是執法主體，充其量是個人行為，大不了開除了事。所以，雇傭單位便藉此給民眾一個堂而皇之的交代，無形中也堵住了自己身上的責任漏洞。這一并不成因果的官慌邏輯（權且這么稱呼，畢竟是官員面對民眾使用的說謊伎倆），已然演變成了政府部門處理社會突發事件的“殺手锏”。無怪乎，每每暴力執法事件尚沒有澄清之時，民眾均能斷言：政府部門肯定宣稱又是“臨時工”所為。
作為一項旨在補充人才人力的臨時用工制度，“臨時工”已從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的第41號令《全民所有制企業臨時工管理暫行規定》“使用期限不超過一年的臨時性、季節性用工”中走了出來，還挺進了機關、學校、醫院、行政性事業單位等公共事業部門，并有繼續擴大的態勢。
臨時工現象普遍存在，一方面就業形勢嚴峻，不得不響應政府所提倡的“非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號召，另一方面確為自身生存計。因之，把“臨時工”稱為弱勢群體，恐怕沒有多少人反對。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弱勢群體”如今被大曬公堂，到了“非除”不足以平“官憤”的地步。“臨時工群體”的存在究竟打了誰的耳光？
一曰體制。非官即民，這是民間的說法。然而，這個樸素說法的背后，便是體制的內外之別。無論是機關企業、學校醫院，體制內的人員俗稱是端公家飯碗的國有在編人員，體制外人員就是動輒要被開除出局的“臨時工”。在編體制保證的是人員的固化態勢，即便上班“一茶一報一聊天”，臨了也有財政的退休金；非在編體制保證的是即便你有一身本領，也決擠不進體制內的班車。社會上時常有“機構臃腫、人員超編”的聲音，既然“超編”如此嚴重，為何還頻頻雇傭臨時人員做工？體制內的定崗定員定責緣何還需要借助體制外的臨時工？何時才能真正打破體制的怪圈不拘一格用人？“臨時工群體”的這一記耳光但愿是改革的方向。
二曰制度。有人如此形容“臨時工”：捧著“泥做的飯碗”，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這句無聲的討伐真實地揭露了政府或其他事業單位用工制度上的缺失。作為二等公民的臨時工在單位可謂享盡了這個缺失制度的“風光”： 既不能計較“臟亂苦差”崗位，又不能計較同工不同酬的薪金制度；既不能眼饞體制內人員的提拔重用；也不能從體制內人員手中摳出住房、醫療等待遇；既不能與體制內人員樹敵，還得兢兢業業替那些養尊處優慣了的“體制內人員”扛起“門神”。稍有不慎，“卷鋪蓋離廟”只是體制內人員打的一個噴嚏。“臨時工群體”的這一記耳光但愿能喚醒那些還熟睡著的戴有色眼鏡看人的機關做派。
三曰責任。“臨時工”成了雇傭單位的擋箭牌，說到底還是雇用單位丟了敢于擔當的責任。聘用臨時人員或有用人單位一時之需，或有補充新鮮血液以謀取更大發展。既如此，臨時工走進了單位，須經各方考察面試等嚴格考核程序不說，招錄后的臨時工作為單位的一份子，既有做好崗位培訓之必要，也有做好思想教育之重任，更有事發后不推諉扯皮的責任擔當。動輒把罪責推向臨時人員的冷血做法，既拉遠了政府部門與人民群眾的距離，也寒了臨時工作人員的心。“臨時工群體”的這一記耳光恐怕有“討要說法”韻味。
打人的事件終將結束，來自“臨時工群體”的三記耳光卻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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