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東民事件與五中全會

趙東民事件與五中全會　　

這段時間，五中全會和中美關系是輿論熱點。我呢，集中于趙東民事件，好像不關心國家大事，沒有抓中心問題。　　

不是的。關于五中全會和中美關系，我早在《中美關系戰略思想》和《關于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幾十篇文章中，基本闡明了我的認識和意見，現在熱議的話題還未超出這些文章的范圍，可以不必急著去談。我著重談趙東民事件，決不是僅僅為了一個冤假錯案，而是從更大的角度，聯系實際來探討五中全會。　　

會議通過的公報表明五中全會的核心內容：發展方式要加快轉變，政治體制改革要穩妥進行。趙東民事件的最終結果，將顯現出擠掉水分的五中全會的“干貨”到底是什么，有多少？關注趙東民事件，是把五中全會的原則轉化為直接現實性的東西。我抓住趙東民事件，是要把五中全會的精神，轉化為民眾的實際，不尚空談。　　

轉變發展方式，精英民有各種各樣的說法，過去喊得最響的是遲福林的“第二次改革”，核心是中國要從“生產型大國”轉變為“消費型大國”。我在《關于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系列文章中，批判了他的觀點，五中全會結束時，又有人提出“第三次改革”的概念。我說，能是當然好，但現在還是提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從“一些人先富”轉變到“共同富裕”實在。現在有種叫做從“國強”到“民富”的提法，我認為這個提法攪混了水，為什么要把“國強”與“民富”對立起來，而掩蓋“民富”的不均呢？　　

五中全會公報講的“全會提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其精神就是“共同富裕”。我贊成，但要斗膽說，這個提法有個嚴重缺陷：只有國家自上而下的推動，一切都是國家賜予，沒有人民群眾的主動性。關注趙東民事件，就是提出如何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恢復這些年丟掉的群眾路線。　　

2006年6月5 日，我發表《分配問題》一文，認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私有經濟已占一半的情況下，不可能實際解決，僅能作一些調整，有所緩和而已。這種情況，和反腐、打假一樣，都是‘斬草不除根’。”我說“在非國有企業里，國家不可能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手段來解決那里的分配問題……我國搞了市場經濟，工人群眾的收入，就只能通過市場來調節。在大量下崗工人存在，而且很長的時期里都必將有大批的、源源不斷的農民進城務工，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勞動大眾將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國家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強迫資本所有者提高工資。”4年多的實踐驗證了我的論斷。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說：“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一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網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講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 　　

現在的情況嚴重多了。為了資本的利益，傷了工人的利益，30年過去，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也產生了；它和工人階級的沖突愈來愈利害，死人的事情時常發生，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動蕩。現在，人民群眾不是埋怨政府見死不救，而是指責政府為虎作倀；而資產階級呢，它現在羽翼豐滿，在經濟上發展到了可以控制社會，這時候他們已記不得鄧小平和共產黨的恩情，不知道他們的財富是誰給的，就象一些人不記得勞動人民的恩情，不知道自己的權力是誰給的一樣，他們公開提出“超越鄧小平”，要求政治改革，明白地要中國共產黨下臺，由精英階層來治理國家。　　

現在黨中央多數領導人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認為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提出了從少數人富到共同富裕。目標有了也比較正確，問題是要過河到對岸實現共同富裕，橋在哪里？船有沒有？如果是在什么“一次”、“二次”、“三次”分配上做文章，還是靠政府和資本家施舍，那是過不了河的，資本家和工人不可能“包容”，“共同富裕”仍然是個畫餅，過去30年沒有做到，再過30年也難做到。歐美國家就是這樣做的，結果好多高福利國家經濟老火得很，社會民主主義這條路走到盡頭了。如果我們也是走這條路，政府要提高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資本家要多點社會責任心，做慈善，著力點還是在政府和資本家身上，民眾還是受恩賜者，被救助的人，我看其結果不過是步歐美的后塵。　　

在《分配問題》文中，我對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農民作了分析。國有企業的分配國家可以做主，農民的分配自主，私營企業分配資本家作主，私營企業中最大多數的工人群眾只能出賣勞動力。說工人拿工資是“分配”，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不科學。生產中，需要多少生產資料多少勞動力，不屬于社會領域，它屬于生產范疇，這是按生產技術要求對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工資是什么，是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它既不屬于生產范疇，也不屬于分配范疇，它屬于商品交換范疇。工資的高低，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不是由政府行政命令決定，而是由市場的供求規律決定。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指出“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資料的分配，則表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已經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　　

20年前，我曾經寫信（我這人愛上書，現在我的每一篇博客幾乎都是在上書），批評現在絕大多數共產黨員都不讀馬列，拋棄了毛澤東思想，中央領導人不讀馬列毛的書的也不少。這種情況愈來愈使共產黨缺乏正確的世界觀，缺乏理論指導，搞實用主義；在分配問題上，既沒有馬克思主義做指導，也缺乏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指導，結果兜了許多年的圈子，一直解決不了兩極分化的問題。　　

按馬克思主義，要真正改革分配制度，根本的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但是，在當前的狀況下，一下子回到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會天下大亂，而現在的中央領導人都沒有經歷過大的社會動蕩，不一定駕馭得住那種局面，還是學鄧小平的搞改革，漸進式穩妥。所以我說，能有“第三次改革”當然好，但現在的實際情況，還是按鄧小平的設計，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從“讓一些人先富”轉變到“共同富裕”實在。　　

我關于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還沒有來得及探討如何漸進式進入第二階段，趙東民事件出現了。我立刻感到，這是群眾中創造出來的、在不根本改變現在的市場經濟制度下，進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同時使社會比較穩定的一種路徑、方式、模式。正是繼關于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之后的實踐篇。因此，我抓住不放。　　

如果說，鄧小平把小崗村人按“手印”作為農村改革的“群眾創舉，為什么現在的領導人看不到趙東民發起“工維會”，是工人群眾創造的一條可以實現工人維權、社會維穩的路徑、方式、模式，完全符合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政治體制改革穩妥進行的五中全會精神。　　

趙東民是五中全會的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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