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又被逼到第三次轉型的十字路口？
——再論中國發展模式與分配體制的變革
一、第三次轉型的可能路標——“內需更優先、富民更重要”
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電，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定于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審議《中共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稿。
據悉，十二五規劃將主要圍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保障改善民生兩大主題展開。……中國將致力于擴大內需、完善收入分配、區域振興、產業升級、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等重大戰略任務的完成。（參見2010年10月15日中國新聞網《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為十二五規劃定調》）
作為中共高層的一次經濟例會，它在當前這種國內國際經濟格局即將發生重大變動的前夜召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它很可能規劃出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新路標引領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
現在中共已深刻認識到，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共富共享訴求，縮小貧富、區域、城鄉、行業收入差距，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已變得刻不容緩了。面對國際上硝煙漸起的各種貿易戰、匯率戰、資源戰，中國也不得不重新厘定自己的發展戰略。面對人民幣的內貶外升、內需外需的雙雙萎縮以及資源生態承載的不堪重負，中國現在的發展方式也已經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內外經濟的交困，已把中國再次逼到了第三次轉型的十字路口。
據一些前瞻這次五中全會愿景的媒體披露，中國將“以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線，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從外需到內需、從高碳到低碳、從強國向富民的轉型。民富目標的提出，說明國家將把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戰略高度。”（同上）
二、“為什么人”——中國模式的實質與它不光鮮的一面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建設可長時段存續的和諧社會，這是中共領導人孜孜以求的目標之一。然而，這樣的發展目標卻更多地受阻于這種貧富、區域等結構性的差距之中。經過近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GDP是上去了。然而，它的發展成果卻并沒有均等地惠及到自己社會的各個階層。政企中的權貴階層、社會上的大腕名流與負債消費的歐美等國，共享了這種發展的主要成果。而社會的底層在這種人民幣的內貶外升和通脹、房價的不斷沖高中，卻只能茍活在這種脆弱的貧困線上。這就是中國模式的一個實質所在。
一些人總是在替這種中國模式套上各種耀眼的光環，說這種模式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說中國再經過三、四十年的趕超，就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
可是，又有幾人去直面和考校這種增長背后的隱痛和代價。中國總是用這種報喜不報憂的辦法糊弄著自己國人自慰的神經，總是在炫耀這種增長光鮮的一面；而對其隱痛、陰暗的一面，則百般地進行遮掩。比如，經濟的增長到底是為了誰？到底為了多少？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為自己的人民，這是中共的一個經常性的口頭禪。但實際上它到底又在為誰、又為了多少，最有說服力的可能就是這種收入分配上的數據了。基尼系數對國際警戒線的超出、官員與資本的先富暴富，社會底層的貧困潦倒，實質上就是一個最鐵的證據。無論怎么遮遮掩掩，這種“在為什么人上”的不光鮮的一面，都是遮掩不住的。
看看中國這三十多年經濟增長及其發展成果共享的真實情形吧。
2、1出口導向與國民財富的對外流失。
對外開放本來應該是通過多邊貿易的往來，各取所需、互通有無、共贏共榮，目的是為了利用國外的市場和資源，更好地發展本國經濟，保障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上的生活需要。但在這個“為什么人”的問題上，鄧小平規劃的對外開放卻把這個根本點本末倒置了起來。我們的資源和勞動都被廉價地配置到這種外需的優先滿足和生產之上，賺取更多外匯成了這種出口導向經濟布局的第一位的目的；而自己本國人民的內需，則通過低水平的消費、低工資的勞動和高物價的阻撓，而把它長時段地壓制在一種自我收縮、生計艱難的層面上。對于這種外需，中國的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布局，可謂是花了自己的血本。為了通過這種對外開放和出口貿易賺取更多的外匯，中國采取了一種低價競爭戰略，依靠自己產品的價廉物美，叩開并占領了不少的海外市場。出口退稅就是被其經常使用的一種低價競爭戰略，它用政府自己的財政補貼并支持本國產品占領更多的海外市場，以求保持經常項目的貿易順差，積累賺取更多的外匯儲備。其實質就是一種國民財富的對外流失，用本國人民的血汗勞動成果去補貼歐美等國的負債消費。中國成了世界的工廠，人民的血汗勞動供養著別人的富足生活。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以及國民財富對外流失的一個實質所在。承認不承認，它都是一個確切的事實。
2、2國富民貧的分配格局。
在國民財富的內部分配上，“為什么人”的問題也同樣被我們隱蔽地倒置起來。口頭上說的“以民為本”，而實際上卻是“以國為本”。通過這種“高稅收、低工資”的方法，“國”首先富了起來，政府財政到目前為止已節節攀升到了整個GDP的35%左右，而“民”的消費卻被長時段地壓抑在這種40%左右的低水平之上。
在市場的初次分配中，通過這種價格機制和各種主體的自由交換，不同的企業之間也依然在延續著這種“國富民貧”的分配格局。在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中，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資本，則憑借著自己內部分配的主導權，通過這種自定薪酬和股份分紅的方法，而把整個企業的經營成果更多地攫為已有。
三、發展模式、分配體制的可能變革與被推進起來的方法
3、1內生性的力量可能推動中國現有發展模式走向自己的對立面。
對于這種不公平的分配現狀，我們的人民已經不再默默忍受了。改革分配體制、縮小貧富差距、共享發展成果的訴求，就像怒海狂濤那樣奔騰而來。誰都不能再漠視這種生發于社會底層的怒海狂濤了；否則，這個社會就可能在這種民怨的沸騰中而很快分崩離析起來，就像前蘇聯的一夜倒塌那樣。這就是中國社會底層的一個最真實的原生態。
改革分配體制，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正義，這是擴大內需、維穩社會的一個牛耳所在。
對于這種發端于社會底層的訴求，中共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已不可能再無動于衷了，它必須通過自己的“十二五”規劃，在外需與內需、強國與民富、先富與共富、效率與公平等關系上，何者更應得到優先考量的問題上，作出新的定位和承諾。
從這一點上看，這次十七屆五中全會所作出的有關決議，毫無疑義地都將具有某種里程碑式的意義。因為它將出臺一些轉向性的政策和目標來引領中國經濟社會的演變和發展。它可能像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通過自己戰略重心的轉移，而扭轉整個社會向自己設定的目標和方向演變。比如，文革中的那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就是中共通過自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結的。這次全會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從此中國的社會發展被引領到了這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和平崛起為旨歸的新軌道上來。據此，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成了一個歷史性的拐點。它的一個歷史性的作用就是清算了毛的文革路線，結束了十年內亂，而把和平建設與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作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一個根本所在。這種新的基本路線經過鄧小平的開辟、江澤民的傳承、以及胡錦濤的改進，其比較光鮮的一面就是把中國的GDP搞上去了，并在規模、總量上擠到了整個世界的前列。毛的趕英超美夢想似乎已不再遙遙無期了，而是很快就要到達了自己的彼岸。
然而，它的后續性發展卻也在這種貧富、區域、城鄉、行業差距的加劇，社會維穩隱患的增多，底層訴求的洶涌、民眾忍耐的崩潰等內生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而變得越發艱難起來。現在，這樣的后續性發展正在被這些內生性的力量推向自己的對立面，那就是外需讓位于內需、強國讓位于民富、先富讓位于共富、效率讓位于公平。
3、2怎樣擴大內需。
能不能實現這些根本性的轉向，這里的一個關鍵就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分配體制按照社會底層的訴求盡快進行自己的二次改革。
內需能不能擴大起來，從供給的角度上看，主要都取決于我們的經濟體能不能生產出市場上適銷對路的產品。在鄧小平的對外開放中，外需的優先滿足成了中國經濟布局和資源配置中的一個主導性的傾向。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就是想把自己的內需擴大，也擴大不起來。因為它沒有自己的物質基礎。即使通過貨幣的擴張和收入的倍增，把這種內需拉升起來，到頭來人民所能分享到的也只能是一種通脹出來的需求幻覺或需求泡沫。
所以，擴大內需，第一位的就是戰略性地調整自己的經濟結構，使它主要地面向本國人民的消費需求，配置資源，組織生產
。把我們錯位、脫節的國內供需重新對接上，的確很難。這將是一個極其艱難的結構性調整。一些人總是說，出口不掉的產品轉回內銷，不就一切OK了嗎？這樣的話說的輕巧，真做起來就難了。轉不了內銷，那些原本以外需為主的企業，在這種人民幣的升值與歐美貿易保護主義的雙重擠兌下，就只能身不由己地陷入到這種破產、倒閉的泥潭之中。總之，把中國的這種原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結構調整為一個以內需為本的新經濟體，這真的不容易。它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和陣痛。
從需求的角度上看，內需的擴大則取決于這種分配體制的二次改革。現在，中國社會的總需求很大，但它的分布很不均衡。高收入群體的需求飽和與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匱乏，總是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它們共同阻礙著這種供需的有效對接。說句通俗的話，也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因為缺錢而先天不足，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則因為生理上的極限而早就飽和了起來，沒法再增加了。如果能夠分配體制的二次改革，把這種全社會現有的財富存量更均衡地分配分配，這種基于生理層面上的內需才可能真正地激活起來。假若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而讓社會中低階層的腰包或錢袋子翻一番地鼓起來，在現有的房價下肯定會有不少的樓盤被購買一空。只要我們能把全社會的現有收入存量盤活，這同樣可把內需的巨大拉動能量釋放出來，并用它吸收消化那些市場上已供給出來的產品，形成供銷兩旺的局面。
正因為如此，這種收入分配上的改革訴求也才在社會底層不絕于耳地喊叫出來。
3、3分配體制變革的困局。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分配上的改革內阻很大。從利益的再分配上看，這樣的內阻就主要來自社會上的權貴精英階層。它們依靠自己手中的權力先富起來，是現有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最大最頑固的保守勢力。而整個社會的底層則是尋求這種體制變革的主導性力量。
作為一種調解矛盾沖突的經常性機構，政府也是經常作難于它們之間的爭斗。
面對社會底層的變革訴求與權貴精英的反對阻撓，中共經常性地運用一些原則性的設計或承諾，調和社會上的矛盾沖突，拖延這種分配體制上的改革，以求維穩這種隱患重重的社會。比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這樣一種原則性的設計。這樣的設計只是因應了社會底層尋求分配體制改革的訴求，它本身并沒有多少操作性，充其量只是一種空洞的目標導向而已。利用這種空洞的原則性設計，中共一方面因應了社會底層的改革訴求，另一方面也安撫了自己內部的保守勢力。通過這種兩面的糊弄，社會又能維穩一段時日。
在會前曾被寄以厚望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而如今又把這種原則性的承諾寫進了自己的會議公報里。至于采用哪些具體的措施和標準提高這兩種比重，這在會議公報里則只字沒提。
按照中共的一貫做法，凡是爭議較大、缺乏共識的東西，一律都不能寫進自己的會議公報。照此看來，在中共內部阻撓這種分配體制改革的保守派依然勢大，改革方案的年底出臺多半又成了泡影。畢竟，這樣的改革牽涉到了國與民、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財富再分配。因為作這樣的變革，需要這個社會的權貴精英階層節制自己的貪念，更需要它們對自己的財富占有欲進行一次自我革命，以把更多的財富捐贈出去，救助那些社會上的貧困階層。
正因為如此，現在的中國依然徘徊在第三次轉型的十字路口。當作招牌掛出去的只是其光鮮、正義的一面，比如擴內需、重公平、促改革、保民生，而實際上卻依舊留在原地、踏步不走。
問題是分配體制不改、國富不讓于民，則內需無以擴大、民生無以保障、發展無以延續。
不管怎么說，現在內需取代外需、民富取代強國，至少在口頭上已經成為了這種體制變革的一個新的路標。
3、4“讓富于民與讓富于貧”——怎么辦？
必須指出的是，這樣的轉型能不能按照人民的訴求而成為眼前活生生的現實，這里的一個關鍵就在于這種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能不能按照這種“為什么人”的指向，而直接、優先地面向和服務于本國人民的生活需要。只有以本國人民的生活需要為根本指向了，內需的擴大才可能有自己的物質基礎。同時，這樣的轉型也還需要按照財富公平分配的要求，通過二次分配的辦法盤活現有的財富存量，讓富于民、讓富于貧。只有運用這種辦法把社會底層的消費需求提振起來，才可能與這種擴大內需的戰略進行有效地對接和協同。
怎樣才能推進這種“讓富于民以及讓富于貧”式的體制改革呢？
從二次分配的角度上看，就需要按照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規范和限制政府自身的消費支出，可以參照一些西方國家的標準，把政府的消費支出占GDP的比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每一級政府的財政支出都必須經過其同級人大的事前審批與事后查驗，以此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除去必要的國防開支、科教投入、日常性的運作成本以及公務招待之外，政府財政收入的剩余部分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或生活津貼的形式，直接補貼到社會中低階層的消費基金和社會保障基金中去。這就是在國民層面上所謂的“讓富于民”。
從初次分配的角度上看，不同的企業大都是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與自己的內部契約分配收入的。作為一種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它們之間的分配比率通常都取決于自己身處其中的市場結構。壟斷性企業集團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和自己定價上的話語權而獲得的分配比率，一般都要高于那些競爭性市場中的中小企業。不同的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也有著與之類似的規律。通過這種市場的自由交換和初次分配，一些大的壟斷性企業集團富得流油，而另一些與之競爭的企業則負債累累。市場在資源、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固然也有著自己比較光鮮的一面，比如它能把資源以極高的效率配置到自己最有價值、最能賺錢的地方。然而，它在收入分配上的公平缺失以及拉大差距的固有慣性，卻也不能被長時段地漠視起來。一些企業因為自己的負債累累而無法繼續自己的各種創新；另一些企業則憑借自己的壟斷和坐大，而失去了持續創新的壓力。這在技術與制度的創新上，也是一種效率上的損失。
對于這種市場的初次分配在企業經營層面上所導致的貧富差距與效率損失，我們必須通過這種分配體制的二次改革加以解決。基本的辦法就是打破壟斷、促進競爭。
采用減稅或增稅的辦法解決這種企業層面上的貧富差距，這對大的企業集團而言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因為這些壟斷性企業集團或行業，可以通過自己內部加價的形式或買方市場的價格操縱，而把這種增加的成本轉移出去。
當然，優勝劣汰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規律，我們必須加以尊重，更不能對它的自發作用橫加干涉；否則，就可能扼殺掉市場上的技術創新沖動和企業家的自強不息精神。但對于這種市場的初次分配在企業之間所形成的貧富差距，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而必須對那些不能通過市場價格機制獲得正常收入的弱小企業進行一些必要的救助。或對其進行直接的財政補貼，或通過減稅的辦法降低其運營成本，或通過市場準入上的政策傾斜以及打破壟斷、促進競爭的辦法，改善它們的市場經營環境，幫助它們通過市場的自由交換和初次分配獲得正常收入。
但對于那些落后的產能、落后的工藝、落后的技術，我們必須通過市場的這種優勝劣汰規律，把它們堅決地清理出去，以讓更先進的產能、更先進的工藝、更先進的技術進入我們的生產系統之中。對于這種應該讓市場優勝劣汰出去的落后企業，我們決不能再運用這種救濟困難企業的辦法，縮小它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了，而必須進行堅決的淘汰與清理。但對于那些產能先進而純因市場結構上的問題而赤貧負債的困難企業，我們則必須對其進行積極的救助，幫助它們通過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財政救助獲得正常的運營收入。這就是企業層面上的“讓富于貧”。
除了這種企業之間的“讓富于貧”之外，在企業的內部分配上也存在著這種“讓富于貧”的急切要求。其矛盾的焦點就集中在這種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利益再分配上。
市場的初次分配背離公平性原則的一個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壟斷企業集團對產品定價權的操控以及資本對企業內部分配權的主導。
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不僅適用于政府的二次分配領域，同樣也適用于市場的初次分配領域。兩個領域的分配都必須更注重公平性原則的落實。
怎樣促進這種市場初次分配的公平呢？一個經常性的辦法就是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或者按照分權制衡的要求，增強勞工組織集體談判工資水平的力量。但這樣的辦法只能暫時遏制資本對勞動的那種喪心病狂式的壓榨和盤剝，而絲毫不能改變企業內部分配中的這種收入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一極是資本財富的積累，另一極則是工人貧困的積累。
須知道，資本之間的貧富積累主要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它的一個經常性的趨勢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到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831頁）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貧富差距則是由企業內部分配權的主導決定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對自己的市場經濟堅守著自由放任的理念和傳統，以及政府與市場的各自邊界，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資本在企業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因為只有這樣的主導權，才能把“資本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勞動一極是貧困的積累”的企業內部分配關系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資本主義無論怎樣自我革命，都不能把自己對企業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革命”掉。這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賴以存在和延續的命門所在。如果它要是進行了這樣的自我革命，資本主義本身也就不復存在了。
然而，要推進市場初次分配的這種公平性，限制或剝奪資本在企業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則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政府對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不能再信仰這種自由放任的理念了，而必須轉向凱爾斯的理論，并對之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
在分配體制的變革上，中國的精英們總是在無數遍地重復著這樣的廢話，——“積極推進這種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讓發展成果惠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這樣的話就是重復講一萬遍，也不能抓住整個問題的要害。初次分配改革應該抓住的要害是什么，說穿了就是資本在企業內部分配上的這種主導權。我們的改革就是要通過國家的干預限制和剝奪資本在這種企業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阻止它的血腥和貪婪。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在資本與勞動所得上厘定出一個大致的分配比率，讓它們參照著進行這種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比如管理層的年薪、獎金等收入不能超過一線工人的三倍等。這就是企業內部的“讓富于貧”。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精英們既想通過這種國家層面的“讓富于民”與企業內部的“讓富于貧”，縮小這種過大的收入差距；但同時又畏懼于自己內部權貴階層的本能抗拒。它既擔憂于社會底層的民變，同時更害怕于自己內部的生變。
這樣的利益格局調整太難了。一極是社會底層的逼變，一極是自己內部權貴階層的拒變。夾在中間存活，又怎能容易！所以，只能打著優先富民的招牌，而保守性地徘徊在這種有待轉型的十字路口。
四、一個簡短的結論
中國要實現自己的“民富”目標，一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它的實質就是更多地以自己的內需為指向，配置資源、安排生產、保障民生；二是完善政府二次分配，它的實質就是運用國家的干預和稅收的杠桿，比如房產稅的開征、豪華型、奢侈性消費稅的增加等辦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然后，再通過政府消費支出的壓縮和對社會中低階層的財政轉移支付補貼，從國家層面上直接“讓富于民”；三是推進初次分配公平性改革，它的實質就是厘定資本與勞動所得之間的分配比率，指導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從初次分配層面上讓富于貧。
2010年10月25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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