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徐友漁確實有理由感到很委屈。在他看來，他只是盡知識分子的本分，踐行自己的價值理念而已；即使以政府的標準衡量，也只是稍稍“越線”而已，政府怎么就敢讓他“出門也受到限制”呢？——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很有名嗎？不知道我有著國際影響力嗎？這種名氣難道不能兌換成某種赦免權(quán)嗎？你們怎么就敢把對待網(wǎng)上發(fā)帖人的那一套，用到我身上？你們這不是逼我越走越遠嗎？這不是在“制造敵人”嗎？——所以說你們“非理性”，“發(fā)瘋”了?！ ?/p>
這種抱怨確實很有道理，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政府方面拿他們這些稍稍“越線”的名人，也很為難。管吧，其實又不能就此把他們怎樣，反而會激起知識分子因尊嚴受損而迸發(fā)的憤怒，推使其越走越遠，實際效果確實等同于“制造敵人”；不管吧，又怕他們膽子越來越大，就像當年的方勵之：試著試著覺得沒有什么事，于是越走越遠，最終走到美國大使館去了。當然，還有個取巧的辦法：殺雞儆猴。懲罰那些名氣小的，以警戒名氣大的。這樣做，成本較小，但結(jié)果不確定。有可能警示成功了，讓那些名氣大的人切身感受到：這樣做確實有風險，自己以后沒必要再這么冒險，要踐行責任和理念，還有其他方式嘛。但也有可能警示不成功，甚至適得其反，讓人想入非非：看看，他們敢對付這個人，就是不敢拿我怎樣，可見我的名氣夠大，夠特殊，他們不敢輕易惹我；既然他們怕我，那我就沒必要怕他們了，下回不妨膽子再大一些——如此一來，自然也越走越遠，終將成為“敵人”。
可見，“越線”的第一步一旦邁出，后面的變化往往已不是雙方主觀所能控制的，它經(jīng)常會循著一種詭異的軌跡自動地延伸到位。所以，除非已經(jīng)做好自己的生活必將發(fā)生重大改變的心理準備，否則知識分子應(yīng)注意分寸火候的把握，不宜輕易邁出看似無風險的第一步。在這方面，何清漣是典型案例?！ ?/p>
反觀吳思，就高明得多。論價值立場，吳思與徐友漁差別不大；論影響力及對民主政治的推動作用，吳思更遠非徐友漁可比。而吳思之所以能為大事而避大險，關(guān)鍵在于始終只“踩線”不“越線”。對他的言行，政府或不喜，但可以容忍。這就是政治智慧的體現(xiàn)?！ ?/p>
中國要向前走，需要左中右各種力量共同發(fā)揮作用。為保持戰(zhàn)斗的韌性，減少前行的反復(fù)和社會的顛簸，不妨以只“踩線”不“越線”為守則。這樣，才能保持持久的作用力，積蛙步以致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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