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已成為吳敬璉推銷自己觀點的主陣地之一，這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愛，臭味相投，惺惺相惜，用在這里是再合適不過了。鳳凰網本身就是一個極右派言論匯聚的網站，凡是大陸發表不了的反毛非毛等文章，該網站當仁不讓地承擔起傳播的責任，真可稱之為右派分子的喉舌。吳敬璉，一個頂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頭銜，又是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可謂是聲名顯赫，其在國內許多論壇上的演講材料，雖然有在國內主流媒體發表的機會，可此人卻偏好鳳凰網，心甘情愿地將自己的演講稿送到鳳凰網發表，可見其對鳳凰網情有獨鐘，此種厚愛，恐怕不是一兩話可以解釋清楚的。
近日吳敬璉又有高論發表了，雖然這篇演講稿不過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例行的“學術報告”，但吳敬璉絕不是甘心在內部講講就可放下的人物，自己的觀點不擴散出去，蠱惑幾個人，煽動人們激情涌動，是萬萬不肯罷休的。這篇題為《政府掌握太多的重要資源權力 吳敬璉談體制障礙》，其闡述的思想觀點，沒有半點新意，不過是其眾多文章觀點的老調重彈。這種老調重彈，反映了吳敬璉在追求私有化改革方面的矢志不移和堅忍不拔。與其說吳敬璉做學問不隨波逐流，倒不如說其推行私有化改革頑冥不化，的確是一個決意帶著花崗巖頭腦去見上帝的混球。
吳敬璉在文章中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的確有“反潮流”精神。在這篇文章中其根本目的沒有像以往那樣直言不諱，而是隱秘地推銷斯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說。吳敬璉將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內部差異之爭擺在讀者面前，賣弄自己鸚鵡學舌般經濟學常識，攻訐中國乃至世界各國拯救經濟危機的措施，并斥之為短期行為，似乎不無道理，頗具迷惑力。至于吳敬璉的長期行為，無非是聽任“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魔爪肆虐全世界經濟而無動于衷，說穿了就是用自由市場經濟手段拯救由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行為引發的經濟危機。如此拯救經濟危機的高招，讓全世界資產階級政客們不敢為之，這讓吳敬璉心有不甘。于是作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派的孝子賢孫的吳敬璉，不分場合地加以鼓噪，制造輿論，希期在執政者的頭腦中獲得一席之地，以便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說吳敬璉們在學術研究上專心致志，太有點抬高他們了。他們的堅持，僅僅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爭權奪利、狗咬狗的廝殺，根本不是從造福中國人民的立場出發的，這一點無需生出疑心的。
吳敬璉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在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中已有詳盡表述。按其表述，擴大生產，增加消費的途徑，最終的目的是造就一批“白領”（與“中產階級”一樣的舶來品），借此提升消費水平。至于普通勞動者收入的提高，似乎并不是吳敬璉們首選的關心對象。眾所周知，在中國“白領”（中產階級）所占份額較小，主要的消費群體是工農階級，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才是中國擴大內需的動力所在。造就一大批“中產階級”，提高消費能力，前景十分誘人。然而，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政客們為普通百姓墻上畫餅的故伎重演，繼續玩弄騙人的把戲，就有點太低估普通老百姓的識別能力了。二戰后，歐美國家出現中產階級，那是因為由于蘇聯中國共產主義國家的外在壓力，歐美資產階級不得不緩和國內矛盾。蘇聯解體后，新自由主義泛濫，自由市場經濟泛濫，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兩極分化都在加重，中產階級萎縮。在毛時代及8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經過吳敬璉倡導的私有化改革，工人的生活一落千丈。
所謂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資本家階級利益最大化的體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利于底層人民的，如增加福利、加大對富豪的稅收等等，一種是有利于資本家階級的，如美國拿工人的稅收救助金融寡頭。而吳敬璉所反對的正是有利于工人農民的政府干預。純粹的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有弊端，這是連美國主流經濟學都承認的常識，現實和歷史也證明自由市場經濟、私有化市場化改革會造成兩極分化。
喧囂塵上的收入分配問題，最近似乎有點沉悶，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們與好事者議論紛紛，最終也找不到造成分配嚴重不公的真正根源，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私有制、雇傭勞動、剝削制度的存在是造成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的根本所在，然而資產階級學者們轉移視線，將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的罪責歸咎于壟斷行業的高工資，而對資本家或私營企業主攫取全部剩余價值，殘酷剝削工人階級的低工資刻意回避，真有點讓人看不懂了。要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不根除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普通勞動者就永遠無法擺脫貧困，也就無從提高消費能力，那么吳敬璉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是一句廢話。
吳敬璉懂不懂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原理，值得懷疑。這樣一個鸚鵡學舌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傳人，奢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就有點奇怪了，不過這并不影響其篡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的行為。如今在中國這個號稱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馬克思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并無市場，倒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說十分活躍，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已被“吳市場”們糟蹋殆盡。就資本主義經濟學說而言，無論是斯密還是凱恩斯，都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服務的，也是為挽救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誕生的，所以吳敬璉們根本不配談社會主義，更無資格講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死敵。
吳敬璉熱衷的改革，其中心目的就是私有化，這是其一貫的觀點。吳敬璉的改革思路，就是將國家重要資源配置的權力全部私有化，更露骨地說，就是讓西方帝國主義掌控中國的戰略資源和經濟命脈，對中國經濟實行殖民化，從而進一步消滅殘存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以便為已喧囂的資產階級政改鋪平道路。因為吳敬璉們清楚地懂得，經濟基礎一旦全面資本主義化，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矛盾自然激化，迫使執政黨按照經濟基礎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迫使中國共產黨按照西方政體模式指引的道路前行，這就是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熱衷政改的本質。他們絕對不會大搞回歸毛澤東路線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會大搞讓人民群眾重新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改革。資改派們十分清楚，他們熱衷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旦動起來，就會激起滔天波浪，直接沖擊整個社會，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說不定就會爆發一場偉大的革命，徹底摧毀資產階級苦心經營了三十多年的偉大業績。
吳敬璉限制政府權力的說教，不是其首創，而是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說的鼻祖斯密及哈耶克等人的杰作。
當政府利用權力推進獨裁專制式的私有化改革時，這些自由派學者高呼萬歲。比如吳敬璉的老祖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派學者就極力支持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切特搞私有化、搞針對左翼的大屠殺。而吳敬璉也一直支持中國資改派官員侵吞國有資產，支持針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獨裁專制的下崗運動。而吳敬璉因為極力支持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從而獲得某些獨裁官僚的青睞而風光無限。而當政府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開始限制資本家的財富，增大對資本家階級的稅收，增進人民大眾的福利、或者試圖恢復公有制時，吳敬璉們就跳出來反對權力干預市場。吳敬璉們們不過是獨裁官僚們的走狗及資本家階級的御用文人，是工人階級人民大眾的死敵。
三十年來，他們靠資改派掌握的政府強權，摧毀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如今他們為了保護私有化成果，當然不希望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經濟。不管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會給人類帶來多大的災難，也決不允許政府對“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的魔爪進行約束。他們希望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放任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盡管這種可怕的無序行為已經被歷史證明行不通，可吳敬璉是見了棺材不掉淚的頑固派，仍然矢志不移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死心塌地地推銷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說。然而在中國資改派中，鮮有幾個大腦進水的政客敢于冒天下之大諱，敢于放心地采納吳敬璉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說管理經濟，這讓吳敬璉們傷心不已，哀號不斷。但是他們斷然不會閉上自己的臭嘴，還要繼續喋喋不休下去，直到老死為止。
吳敬璉倡導的改革是不會造福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這一點早已被三十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 “偉大”歷史所證實。吳敬璉因為推銷市場經濟有功，被人民群眾“譽為”“吳市場”，就是最好的證明。三十多年前，吳敬璉與厲以寧們要么市場經濟高效，要么一股就靈，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折騰散了。這種改革使得他們自己的腰包鼓起來，使得工農階級再次淪落為弱勢群體，成為他們享樂的陪襯。如今吳敬璉搖身一變，似乎成為工農階級的救世主，現行經濟體制的反潮流者，就有點不可思議了。其實吳敬璉并不是反對現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是對中國殘存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極為不滿，恨不得在一夜之間將其徹底摧毀。吳敬璉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全面徹底私有化。他很清楚，憑著中國私營資本家那點功底，根本就不是西方資本家的對手，其倡導把中國的重要資源交給他們使用，就是十分清楚這些重要資源最終會變成西方帝國主義的囊中之物，屆時中國的經濟就會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掌控。一旦對中國經濟實現操控，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受到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牽制，當權者即便不想改變政權顏色也就無能為力了。吳敬璉們轉變經濟增發展模式，絕對不會動私有制經濟一根毫毛，而是千方百計地摧毀現存的皮之不存毛將附焉的國有經濟，因為中國的國有經濟才是西方帝國主義最為嫉恨的經濟基礎，也是令西方資本家心有余悸、競爭乏力的經濟實體。
當今中國，無論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還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看似造福百姓，實則包藏禍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毀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西方世界喧囂的所謂普世價值。這股妖風已經刮起，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時刻準備反擊和斗爭，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徹底揭露和粉碎資改派的陰謀詭計。寫于2010年10月10日
附文：
程恩富：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人民網記者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0年07月14日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141339.html
勞動報酬占比與經濟發達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關性
記者：我國勞動報酬占比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應該怎樣客觀認識“勞動報酬占比下降”？
答：勞動報酬占比是一個統計指標，其實際情況如何取決于權威統計部門。國家統計局是這樣的部門，全國總工會也有調研渠道，但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是不是也具有相關的調研渠道，我們不清楚。
從目前披露的數據和理論上的依據來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和工會未能在市場經濟充分發揮作用的客觀結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成份（含內資和外資）越大，勞動報酬占比往往越低。而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由于左翼力量和工會運動的程度和效果不同，不同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與其經濟發達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關性。蘇聯解體后，隨著工會運動受到打擊，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也普遍下降了。
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記者：“勞動報酬占比”與“勞動報酬”之間是什么關系？直接影響百姓收入多少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答：勞動報酬占比是一個相對量，而勞動報酬是一個絕對量。勞動報酬高不等于勞動報酬占比高，反之亦然。與勞動報酬相比，勞動報酬占比更能反映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經濟社會地位。勞動報酬占比越低，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地位越低。
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統計資料顯示，非公經濟中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占比一般是低的，而勞動報酬通常也是低的。盡管某些外資企業中勞動者的報酬較高，但是由于這些勞動者本身的素質較高、勞動強度較大和勞動時間較長，所以與勞動貢獻相比，實際報酬并不高。這就是在某些中外私企拿較高勞動報酬的人還要跳槽到勞動報酬較低的單位之緣由。
提高職工工資目前具有三個方面的積極意義
記者：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否反證我們的勞動報酬太低了？在當前形勢下，提高職工工資、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意義？
答：即使各地已經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按照新的標準，與企業高管層收入、利潤率和勞動生產率相比，勞動報酬還是偏低。況且，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與近些年來溫和的通貨膨脹有關，主要是通貨膨脹積累的結果的反映。
在當前形勢下，提高職工工資，解決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至少具有下列重要意義。一是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發展成果要合理分享的需要；二是刺激國內消費和拉動經濟增長的需要；三是促進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升級的需要。馬克思曾經指出，由于工資太低，使用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因而英國發明的機器曾經只能在北美使用。工資偏低同樣是目前我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調整與提升不快的原因之一。有輿論說，這些勞動者是落后生產力的代表，不值得為他們說話，這是謬論。
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動
記者：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有哪些？與各種統計口徑、經濟結構轉型等因素，有什么樣的關系？
答：各種不同的統計口徑計算出來的勞動報酬占比會不同，但真實的勞動報酬占比只有一個。最合理的計算方法是全國進行專項普查，否則計算誤差會較大。
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動，其次是工會等職工維權組織作用的沒有發揮。在私有經濟中，雇主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必然極力壓低工資，使得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好處盡量為雇主和資本所得，從而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必然越來越低。當前，中國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強調更多地發展私有經濟和對外招商引資，現存的國有和集體企業也大量被股份私有化，這必然會導致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
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創造的，資本只是提供創造的客體條件而已
記者：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普通職工收入的正常增長，有專家認為，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企業利潤分配理當由經營者和勞動者共同決定，所以，采取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或叫“工資共決”，對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答：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創造的，資本只是提供創造的客體條件而已。正如我們不能因為黃世仁出租土地給楊白勞去勞動，我們就說糧食及其價值是黃世仁和楊白勞共同生產出來的。實際上糧食的源泉是楊白勞的勞動與土地、種子、勞動工具等生產資料，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只是憑借私有產權而不勞而獲地收取實物地租。同樣，企業的剩余價值或其轉化形態利潤同地租的性質一樣，作為生產資料的資本自身的價值只是轉移到新產品中去，而不會創造新價值。不具體參與生產經營管理的私人雇主與地主在獲取“剩余索取權”（西方產權理論用語）或剩余產品（馬克思用語）這一性質上是相同的。
工資共決可以抑制雇主對于工資的過分壓低，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只要雇主能夠獲得利潤，資本的積累就會越來越多，資本所得的占比就會越來越大。
政府應當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向企業派出工廠視察員
記者：企業應對職工工資之策無非有二：要么不給員工漲工資，據統計，目前我國70%以上的勞動者在非公企業就業，加不加工資主要由老板說了算，政府干預的空間很??；要么通過產品漲價消化工資成本，那樣又會引起物價快速上漲甚至通脹，影響百姓生活和社會穩定。而有專家認為，提高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最可行最合理的辦法是降低政府財政收入。對此，您怎么看？
答：不能混淆居民收入與勞動者報酬。降低政府財政收入只會增加雇主的收益，而對于改善勞動者報酬無益，甚至有害。因為這減少了政府通過再分配向勞動者轉移的份額，反而會降低勞動者報酬的占比。
目前中國所有嚴重的現實問題往往都是有誤的理論左右著人們的思考和決策。首先，政府干預的空間很大而不是上述理論所認為的很小。實際上，如果嚴格檢查落實法定勞動時間和勞動合同法等保障勞動者利益的措施，甚至立法規定所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增長應與企業的高管層收入、勞動生產率和利潤三者增長密切掛鉤，那么，勞動者報酬本來可以更高一些。政府應當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向企業派出工廠視察員，對于侵犯職工利益的行為直接進行起訴，而不能僅僅要求每個單位的工會一對一的集體談判，每個職工花大精力去進行效果不佳的維權，并導致許多企業內外不和諧的行為和局面。政府還可以進一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應當看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調節和干預的空間非常大。
其次，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資本家能夠通過產品漲價消化工資成本，那么即使不漲工資，資本家也早就漲價了。那種認為漲工資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只是代表雇主利益的西方經濟學的錯誤理論而已。
新建企業員工的收入共決機制以提高勞動占比
記者：如何提高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對于勞動報酬問題，國外走過什么樣的路，有何借鑒作用呢？
答：首先是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而不能是毫不動搖地大力發展非公經濟，而毫不動搖地大力消除公有經濟，在積極發展壯大公有經濟過程中擴大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用工量。這是因為，統計資料表明；在相同情況下，公有經濟的平均勞動報酬高于非公經濟，勞動報酬占比相對較高。其次是國家立法規定職工收入的勞資共決制度和增長制度。其要點，一是規定企業高管層收入（廣義收入含變相收入即福利）、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的增長須同職工收入的增長保持一定的比例。二是新建企業員工的收入共決機制。加強工會在企業職工收入的勞資談判中的作用。只有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或成立相關分配和福利機構）與工會集體談判的書面協議，才能作為董事會最后通過的法定有效協議。
對于勞動報酬和福利問題，二百多年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始終走在雇主階級與雇員階級此起彼伏和程度不同的博弈道路上。當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再次引發歐洲、日本等雇員階級的不斷罷工和游行示威。因為西方政府是站在雇主階級的立場上主要是事后來協調勞資關系的，這就要求作為人民政府而非“中性政府”的社會主義政府記取西方的教訓，應當站在雇員階級的立場上主要是事先和主動地積極協調勞動關系或勞資關系。過去西德法定企業董事會中雇員的比例和收入共決機制、工會依據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談判雇員收入的合理增長、日本企業依據職工工齡的增加而增加收入等等，都是我國可以借鑒和進一步變通創新的。
記者：值得關注的就是產業工人收入分配占比問題，據說是逐年下降的。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2006年的數字，農民工報酬只占當地城鎮居民的37.8%。提高產業工人工資水平具有什么樣的重大現實意義？
答：逐年下降的原因，一是因為中外私有經濟的比重是逐年提高的；二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的積累是逐年進行的。提高產業工人工資水平，不僅可以大大推動中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和外貿結構的升級，而且可以大大緩和社會各種矛盾，對于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和雇員分享發展成果的公平正義社會意義非凡，也可以帶動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等其他領域人員收入的相應提高，從而拉動各階層的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記者：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勞動報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適？勞動報酬占比提高到多少，才能使勞動報酬增長與GDP增長大體同步？勞動報酬占比有沒有一個“黃金比例”，以對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答：勞動報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適，取決于勞動報酬的絕對量和GDP的絕對量。GDP越小，勞動報酬的占比應當越高。從勞動報酬的絕對量來看，勞動報酬應當使勞動者及其家庭維持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要使勞動報酬增長與GDP增長大體同步，必須采用指數化工資，即每年參照GDP的增長率制定工資的增長率。
這樣看來，勞動報酬占比并沒有一個黃金比例，但西方經濟學通常用柯布和道格拉斯最早測算的比例為75%即四分之三。如果能夠達到這樣一個比例，自然會對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著很好的促進作用。
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同方向變動和互相促進的關系
記者：勞動報酬占比不僅關系到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更關系到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關系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十七大報告指出，從“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對此，您是如何解讀的？
答：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是普遍聯系的辯證法的。這是因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是相互聯系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如果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那么初次分配就會隨著再分配的進行而發生反向變化，使得再分配無效反而成為對于資本家的補貼。例如，英國的地主和租地農場主曾經付給農業短工極低的不能養活自己的工資。其差額部分由救濟金補足。而如果沒有救濟金，這些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將不得不支付農業短工可以養活自己的工資，正是由于沒有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結果救濟金就轉化成了地主和租地農場主的地租和利潤。
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同方向變動和互相促進的關系，也就是說，越公平，效率越高，反之則相反，而并不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所說的二者呈現反方向變動和互相替代關系，即越公平，效率越低，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過去流行的所謂初次分配講效率、再分配講公平，是錯誤的觀點和政策。十七大報告糾正了以往種種有誤的觀點，強調兩次分配都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十分準確的。
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同保持經濟發展和出口比較優勢并不存在尖銳的矛盾
記者：過去我們的經濟高增長特別是出口高增長，是以我們的低勞動力成本為代價的，特別是低勞動收入為代價，今后既要保持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又要逐步提高勞動者報酬實現體面勞動，如何處理這個二難選擇？
答：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與勞動力成本有一定的聯系，但主要與勞動效率有關。只要兩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的生產效率，這兩個國家就都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低勞動力成本有時也沒有比較優勢，否則，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工資比我國還低，為什么他們沒有實現經濟高增長和出口的高增長？
顯然，隨著中國勞動者報酬的提高，企業將升級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而在新的產業結構中，即使中國提高了工資，相對于國際市場，仍然可能具有較低的所謂比較優勢。譬如2008年，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這就是說，我國漲工資收入的空間還很大，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同保持經濟發展和出口比較優勢并不存在尖銳的矛盾，有時往往看似壞事，其實是好事，能夠產生新的層次較高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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