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學術界年輕的大漢奸、大買辦和大嘴巴

“賣國不分年齡”，堅決激濁揚清！

——注意學術界年輕的大漢奸、大買辦和大嘴巴

      清醒壯士

近來在東海和南海出現的一系列重大被動局面，與近年來一些漢奸買辦學者的忽悠賣國言論密切相關。 縱觀今日之中國，不少學院教授、研究所研究員、權威專家以至于學科帶頭人，是當今中國政府決策的所謂顧問、咨詢之專家，是國內主流媒體言論的主導者，亦是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表現形式。這些人的謬論對中國的安全、主權、領土、領海與發展利益危害極大！回頭看看這些謬種流傳，太可怕了！已經對上層造成了嚴重誤導和忽悠。令人吃驚、觸目驚心、痛心疾首啊! 膽小、軟弱、糊涂、幼稚、輕率、賣國的所謂“專家”、“精英”，為沽名釣譽、謀取好處，不惜胡言亂語，誤導國家和人民，出賣國家權益，甘當漢奸走狗！國家就是被你們耽誤的！  有人還坐在中國社科院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主任等的位子上到處招搖撞騙，很早就指出中國應當在“爭議海域”作出讓步即將釣魚島讓出。中國應該支持日本入常，劃定東海合作開發區，鼓吹中日韓三邊戰略合作，建立南海能源多邊組織，談判和妥協是外交主線，談判就得妥協和讓步，沒有必要克服馬六甲困局等等。 

　　部分代表人物：MAILICHENG：原人民日本評論部主任。此人發表“對日新思維”，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者極盡漫罵侮辱之能事，此后受到愛國網友大力批判后，逃往香港，不久，又在日本出書宣揚“對臺新思維”，站在日本立場鼓吹臺獨，徹底暴露了漢奸的真面目！SHIYINGHANG 某大學國際問題教授,PANMOUYING,還有某某永。還有一些不甚出名的所謂學術工作者，但危害極大。XUELI,中國社科院某研究所所謂戰略專家，他號稱釣魚島本身是個小問題，撰文指出中國應當在“爭議海域”作出讓步即將釣魚島讓出。唐某PING，社科院某所。

     以上這些人主要主張：放棄臺灣、降日降美。(1) 美國武力超強，不可戰勝，中國不可對抗；(2) 三段論邏輯：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需要發展；中國需要發展，所以中國需要和平環境；中國需要和平環境，所以需要中國投降；(3) 中國需要“和平崛起”，“不給世界添麻煩”；(4) “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世界一體化”，“無所謂你的我的”；(5) 人權高于主權 ；(6) 中國不應做軍事大國，只專注于經濟，讓美國來保護安全。；(7) 中國不放棄臺灣，會把中國“脊梁壓斷”。　 

　　目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地清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價值觀體系，只不過是服務于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層外衣，用專業術語來講就是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進行著進攻性現實主義事情。如果說，9.11之前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政治妖魔化、軍事打擊（攔截銀河號事件、轟炸中國大使館等行動）還只是美國一些無頭緒的本能的丑化遏阻中國的零星行動，那么以9.11為契機，一個以顛覆分裂中國為最終目標的周密的新冷戰 計劃開始得到全面執行！在經濟上兼軍事上，仿效當年里根政府以石油為武器搞跨蘇聯經濟的路子，布什政府從海陸兩路對中國發動了石油控制封鎖準備戰，在軍事上，在海路頻繁與亞太和印度洋國家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在陸路，其軍事力量首次染指蒙古、中亞、喜馬拉雅南麓等與中國緊密接壤的國家和地區，在中國邊界地區頻繁活動，并圖謀顛覆朝鮮，控制緬甸，又廢除反導條約，大力實驗發展 NMD。這樣的對中國新冷戰行動，非常清晰明白，但為什么在我們國內一說要與美國的作斗爭，有人就說這是應該放棄的“冷戰思維”？

    在美國已經“先發制人”對中國發動了新冷戰的情況下，我們的一些人為什么還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我們再來想想日本，靠著美國為靠山日本人表現出的全面對華戰略進攻態勢，已是路人皆知，日本人因為自身戰略需求愿意充當美國人的走狗以圍堵中國，一些走狗還在大談鼓吹中日友好合作互惠。外交部的官員們在國際場合由于策略的需要談談中美共贏、中日友好，但我們絕對不能容忍這些所謂的權威用他們的學術地位與公共資源談什么狗屁中日友好！他們這么說，這些所謂的權威、學者要么是學術垃圾，要么就是睜著眼睛在違背良心，再不就是沒有一點學術人員應有的政治敏感！

　　作為一個冷靜的中國人，針對中國對外關系方面的學界，在這里提出幾點顯性的、隱性的危害：1、打著穩定關系、和平發展的口號，粉飾太平，利用他們的專業資源與業內主地位向民眾傳達錯誤地國際關系方面的信息，這是侵犯人民的知情權；2、占據利用作為中國政府咨詢機構的地位，向政府提供慣性的錯誤的參考依據，或者說是干擾了政府的正確決策，亦可以稱為給政府的正確、合理決策施加了錯誤性的壓力，這就是我們廣大網友常說的學界誤國；3、通過其教授、導師的地位，向其弟子亦是中國未來的政治外交人力資源進行畸形教育，嚴重誤導了我國下一代青年人才的政治、外交世界觀的形成與發展，當然其弟子未必就會按其思路發展，但其影響亦是巨大的，這就是犯罪啊！對買辦漢奸言論的公開散布和潛移默化，國家需要有所調查和防范處置！

　　同時，筆者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當然也更愛自己國家的中國人，向一切年輕的愛國者提出以下的建議：社會科學專業的朋友，先把我們正確地、客觀地見解暫時放放，努力地去考考中國目前最好政治、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專業的碩士或者博士研究生，有能力者，當然要考國外的優秀相關專業，盡可能的，我們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優秀公共資源，十年或者晚一點過去，我們也許就是新的中國的之聲了，只是我們時時要記住，當我們有朝一日掌握上述的公共資源時，不可忘記我們當初的理想，不可忘記人民的意志權力，更不可忘記了我們才是中國的先進文化發展方向與先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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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定中日東海“合作區”

 2005年10月17日 字體：大 中 小

最近，中日東海磋商有了新進展，日方提出在“中間線”兩側進行共同開發，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甚至提出將中日東海問題磋商的層次從司局長級提高到部長級。

中方之前則曾表示會在10月中旬于北京進行的磋商中給予答復。這顯示了中方對日方提議的重視，中日雙方的東海合作可能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那么，如何確定中日東海“合作區”（以下簡稱“合作區”）的大小？東西兩側的“合作線”劃在何處比較合適？

東海問題的大致背景是：東海最寬處為360海里，如果中日雙方各自劃定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將會出現重疊區。中國認為東海劃界應采取大陸架原則，以釣魚島東側的沖繩海溝為界。日本則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采取中間線原則。這樣，“中間線”以東、沖繩海溝以西的水域就成了中日爭議海域（以下簡稱“爭議海域”），其面積約為30萬平方公里，約等于3個浙江省的面積。

建交以來，中日雙方對“爭議海域”都采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勘探與開采。現已投產的春曉氣田位于“中間線”以西5公里處，天外天、斷橋、冷泉等3個油氣田也在“中間線”以西幾公里處。而帝國石油公司在獲得日本政府的許可后也尚未進行實際勘探工作。

在“中間線”東西劃出“合作區”

日本認為自己沒有遇上能源供應短缺，故不急于解決東海問題，對“共同開發”持比較消極的態度。又認為“爭議海域”屬于日本，因此不能與中方合作。中方對春曉氣田的勘探與開采實際上促成了日本政府立場的轉變。迄今為止，中日雙方已就東海問題進行了3輪局長級磋商。

我的觀點是，“合作區”以25萬平方公里左右為宜，相當于2.5個浙江省的面積。

具體做法是，在“中間線”以西劃出1個相當于浙江省面積的海域，“中間線”

以東劃出1.5個浙江省面積的水域。東“合作線”為釣魚島與“中間線”之間的中位線；西“合作線”大概在“中間線”以西50海里。主要理由如下。

一、從“把東海建成合作之海”的信念出發，這個合作區不宜太小；從操作的可行性看，又不能太大。如果像日方提議的那樣，將聯合開發限定在“中間線”兩

側的小區域內，日方擔心的所謂“虹吸”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中間線”以西的海底高于以東的海底），而有限的天然氣產量對于中日兩個能源需求大國來說意義不大，投入－產出也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如果將整個東海都劃為合作區，不確定性因素太多，政治、經濟、技術上都會遇到巨大困難。

二、25萬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域足夠中日雙方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勘探、開采油氣與別的自然資源，其潛在經濟效益對雙方都有吸引力，而且，雙方可能會借此擴

展合作的寬度與深度并提升合作的層次，使之成為未來雙方走向全面合作的一塊試金石。這個合作區有可能、也應該成為兩國推進泛東亞（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區域合作的試驗區。

三、西“合作線”與中國海岸線的距離最寬處仍有130海里左右，中國仍有較大的水域以確保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

四、日本可望將中位線（即東“合作線”）以東的海域為自己的專屬經濟區。在中國承認“中間線”之前，日本在“爭議海域”的任何實質性勘探與開采都缺乏

切實的國際法支持，因而可能導致雙方矛盾的升級，而缺乏充分的地質資料與開發的經濟效果不明確，又是日本在東海問題上陷于窘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日本很可能比中國更需要開發東海能源。

五、在“中間線”以東多劃出5萬平方公里海域主要用于補償中國對“中間線”的承認和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某種讓步。釣魚島本身是個小問題，“爭議海域”問題的解決將帶動釣魚島問題的解決。

當然，邊界之爭實乃利益之爭，這是民族國家體系的必然伴生物。但獲得一條邊界本身不是目的，若能就相關的利益分配達成共贏的安排，邊界的意義將弱化

，這一點在民族國家的發源地歐洲已經表現得很明顯。

中日兩國較遲進入民族國家體系，在歷史上均沒有明顯的邊界意識，兩國間友好的時期也遠多于交惡的時期。兩國都為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智慧而自豪，它們應當

有足夠的才智克服民族國家體系帶來的這一弊端。

地區一體化已成潮流，中日兩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目前這種“政冷經熱”的狀態，東海“合作區”將為此提供一個難得的契機。基于這一宏觀視野，雙方在“合作區”內投資與收益的比例安排、收益分配方式等將不難獲得解決。

聯合早報薛力（北京）作者任職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

社科院專家：世界進入“談判時代” 

2008年01月31日 11:30:43 　來源：環球時報

    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核心內涵，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一種非輸即贏的“零和關系”，追求單贏的政策很難取得成功，國家之間必須走合作共贏的道路。合作共贏意味著，國家的對外政策目標必須讓參與方都獲利（至少不受損）才能順利達成，這就極大限制了國家在對外政策中使用非和平手段――除非獲得足夠的合法性，

如安理會授權。和平手段因而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可行手段。所謂和平手段，主要就是談判。因此，世界已經進入了談判的時代。這對中國外交意味著什么呢？

    談判是一門妥協的藝術，要求參與者區分不同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選擇可用于交換的利益、運用議題關聯、善于做到進兩步退一步，等等。

    國家利益依據重要性可以分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指事關國家生存的利益，重要利益是事關國家發展的重大利益，一般利益是國家在沒有明顯國際威脅環境下追求的利益，次要利益是對國家安全與戰略經濟利益沒什么影響的利益。屬于核心利益的有領土保有、主權維護、民族生存、政權持續等，因其重要性而成為國家堅守的底線。

    但核心利益在國家利益中僅占少數，而占國家利益大部分的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并不是國家堅守的底線，因此通常成為妥協與交換的對象。談判的目的就是：確定并守住核心利益，在其他利益上用對等的或盡可能少的妥協來達成協議。運用議題關聯、進兩步退一步都只能用于非核心利益。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說明。

    從較遠的歷史看，拿破侖戰爭失敗后，維護國家的生存是法國的核心利益。而精明的外長塔列朗在維也納和會上提出了“正統主義”原則（其核心是：保持法國等“正統”歐洲大國的地位有助于維持歐洲的均勢），法國因此不但避免了被肢解的命運，還大致上保有了日后繼續參與歐洲協調的大國地位。這是談判中精于算計、善于妥協的一個經典案例。而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后，對于清政府來說，保住江山與慈禧的性命是核心利益，《北京條約》雖然保住了清廷的核心利益，但條約施加給中國人民的沉重負擔實際上加速了清廷的滅亡，因此，從談判的角度來說，這不能算成功。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除了“弱國無外交”的因素外，還因為當時的中國外交經驗不多，尤其缺乏像塔列朗那樣的外交人才。

    中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也是因為意識到只有融入現有體系才能發展自己。妥協是韜光養晦的題中應有之義。據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n Johnston）的研究，中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總數是美國參與數的80％，但就有資格加入的國際組織而言，中國的參與率甚至高于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坦率地說，每參與一個國際組織，都是中國向現存國際體制妥協的過程。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昭示，奉行“在守住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向國際體制妥協”的道路是成功的，中國是公認的全球化主要受益者之一。

    反觀21世紀以來的美國，作為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認為憑自己的實力就可以最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這種毫不妥協的單邊主義政策給美國帶來了什么呢？雖然美國的軍費開支占全球一半，但民調顯示，美國人的安全感反而下降了；“伊戰”初期無視大多數國家的意見，在陷入“伊拉克泥潭”后卻不得不要求聯合國施以援手。

    可以說，以談判為媒介，通過相互妥協實現合作已經是時代要求，任何國家概莫能外。中國應該在總結既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一步的對外關系框架，在堅持核心國家利益的同時，走出“妥協就是挫折、投降與失敗”的誤區。在現在的國際條件下，國家之間互相妥協是正常的、必需的，妥協的主體內涵是建設性的、光榮的、智慧的；妥協不是軟弱，也并不屈辱，相反，它符合建設和諧世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中國不能放棄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對核心利益的堅守應該注意策略，僵化守舊的做法不能真正捍衛國家的核心利益，“變中求守”才是有效的方法。勇于和善于參與多邊和雙邊談判則意味著中國將成為國際制度的建設者與提供者。

    總之，隨著國力明顯增強，中國的自信心也在提升，但風云激蕩的20世紀令中國積攢了過于豐厚的斗爭哲學傳統，因此，現在應在對外交往中突出妥協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這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有利于和諧世界的塑造。因為，21世紀的特征是以合作求發展，多邊與雙邊談判是實現國家利益的主要外交形式。（作者薛力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2009年全國兩會上，眾多來自能源行業的代表、委員呼吁，應加快南海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許多專家也認為在秉承“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前提的同時，應該尋求更好的途徑加快中國南海石油開發的步伐。通過多年的調研，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主任薛力，提出了由南海“六國七方”共同組建“南沙能源開發組織”的設想。 他稱，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只能謀求多邊框架下的解決方案，我們不能夠再沉默下去了，我們要參與開發。以下是薛力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采訪全文：

　　“中國還沒有明確的海洋戰略”

　　記者： 在南海周邊國家加緊開發南海爭議地區油氣資源的情況下，中國為何遲遲不動手開發？

　　薛力：這主要有這么幾個原因：首先，南海問題屬于中國與東盟之間眾多問題之一，必須把它放在雙方整體關系的框架中考慮。其次，中國的海洋戰略還比較模糊，你不清楚要什么當然就不知道該怎么做。中國的海洋戰略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這也算是作為一個崛起中大國成長的煩惱吧。再次，中國的海洋開發能力不夠。西方國家一直保持著在深海領域的高新技術領先地位。在這方面，與之相比，目前中國只能開發淺海區域，對于深海開發超過300米就沒能力了。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沒有明確的海洋戰略。

　　很多人往往說中國很“軟弱”，或者管理很“亂”，這些其實都是“戰略模糊”派生出來的枝節。比如中日在爭論邊界時，中國要大陸架，日本要“中間線”，可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既不用大陸架也不用“中間線”。別人當然會指責說是不是什么對中國有利中國就提出什么。

　　“謀求多邊框架下解決”

　　記者：從具體層面，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薛力：我通過研究發現，對于目前的“六國七方”所在區域，僅一兩處重疊的地方基本開發完了，所以今后必定會向其他海域發展，其中將會涉及到爭議地區。如果中國單方面去鉆幾口井，只會引來其他國家的指責；但如果中國永遠不做，讓其他國家去開發，也不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

　　與中沙、東沙、西沙三個海域只涉及2至3方不同，南沙海域涉及六國七方，加上東盟1994年公開宣布，在南海問題上“今后對外將以集體名義而不以雙邊名義接受談判”，因此中國在這一問題上只能謀求多邊框架下的解決方案，所以我就提出了“南沙能源開發組織”的建議。

　　其中最核心的觀點就是：第一，我們不能夠再沉默下去了；第二，我們要參與開發；第三，我們開發的時候要爭取有“共贏”的結局。如果他們不想有“共贏”的結果，那對不起，我們自己要動手了。

　　記者：這個提議的可行性大嗎？

　　薛力：我認為從目前的情況來說是有的。歷史地看，確定邊界的原則并不統一，各國都可以找到理由或者依據，邊界問題因而成為國家爭端的一個主要表現形式。南海最復雜的區域是南沙，有些地方可能有6個國家的重疊線。所以我認為干脆找一個六國七方都有爭議的地方一起來開發。找些地方進行試驗性開發，如果有油氣再來劃分各自的利益。當然，如果其他方都不同意，那我們可以自己做。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目前我們對南海石油資源究竟有多少并不清楚，各國的估計也天差地別。自從上世紀70年代作過一次粗略的衛星掃描勘探之后，就再沒進行過其他任何方式的總體性勘探。只有通過二維、三維勘探乃至試驗性鉆井才能夠進一步了解。中國也只做過很粗略的勘探，其中的原因還是能力不夠。

　　“大國需要相應的軍事力量”

　　記者： 如果您的建議被證明難以實現，那可能會導致軍事沖突嗎？

　　薛力：就南海問題而言，非和平途徑顯然不太能走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雖然只是政治文件，但各方都無意違背“以和平方式解決它們的領土和管轄權爭議”的宣言精神。首先，中國一直強調并嚴格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次東盟覺得中國畢竟是個“大塊頭”，也不會硬碰硬。自從1996年中國加入東盟論壇后，已經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與東盟各國達成基本共識，所以南海問題在目前大環境下不會通過武力解決。

　　但是一定的軍事保障肯定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我們自己單方面開采油氣田的情況下。現在外國揣測我們的航母計劃，我個人認為這是大勢所趨。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當然需要相應的軍事力量。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姿態是否應該更“強硬”？

　　薛力：有的時候嘴巴上說“強硬”容易，但是作為一個大國要考慮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不能只圖一時的情緒。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必須要考慮大環境，作為崛起中的大國，更要學會跟鄰居保持好關系。

中國應對日本“入常”的五選擇

● 薛力（北京）

　　日本正在展開全方位的努力，意在可能于今年9月份之前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資格（以下簡稱“日本進安理會”），對此，朝鮮官方已經明確表示反對，中韓兩國民間的反對聲也是一浪高過一浪。
　　中國一些網站還發起了全球簽名征集活動，號召全球華人加入簽名反對日本進安理會。這與其說是體現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如說是展現了相當部分中國民眾與各國華人對日本進安理會的態度。
　　所以，我們面對的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日本進安理會的可能性；第二，中國如何應對。　　

日要常任須修改聯合國憲章　　　

　　日本進安理會事關安理會改革，而這需要修改聯合國憲章。修改憲章的程序為：三分之二會員國（128個）的同意，安理會15個理事國中任意9個的同意，還要三分之二的參會國對修改的內容表決通過，三分之二的會員國在國內批準。
　　日本已經與德國、印度、巴西達成協議，支持彼此進入安理會。從目前情況看，四國獲得三分之二會員國支持啟動修憲程序的可能性相當大。
　　另外，聯合國憲章遵循的“雅爾塔公式”雖然規定五個常任理事國對實質問題具有否決權，但相關條款中許多措辭的含義是不清晰的。增加常任理事國乃前所未有之事，五大國是否可以對此行使否決權并不明確。
　　對于日本進安理會，即使五大國可以行使否決權，在美、法、英已經表示贊成，俄國很可能贊成的情況下，中國在這一問題上行使否決權非常困難。
　　那么，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從邏輯上看，有五種選擇：無條件地反對、有條件地反對、中立、有條件地支持、無條件地支持。
　　無條件地支持顯然可以排除；中立的表現只能是投棄權票，這在現有情況下等于是無條件地支持，故也不可取；無條件地反對等于與日本攤牌，方式有二：行使否決權或爭取超過三分之一會員國（至少68個）支持中國立場，這兩種方法都是很困難的選擇，從總體上看，不符合國家利益，也應避免采用；有條件地反對選項在本案例語境中等同于有條件支持。于是，問題轉化為：中國應當在什么條件下支持？
　　仔細分析，會發現影響中國采取支持態度的主要因素有：歷史問題（包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右翼否定侵略史實）、軍國主義、“周邊”概念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問題。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或確立相應的解決方案，中國可以支持日本進安理會（很可能，新增常任理事國不享有否決權）。　　

中國可有條件支持日本　　　

　　所以，中國可以用聯系的辦法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不同，可以分為兩類。也就是說，中國支持日本進安理會的最低條件是：

　　一、日本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或把14個甲級戰犯“牌位”移出靖國神社。

二、日本通過正式法案將臺灣地區排除出“周邊事態法”等相關法律文件、聲明的適用范圍；或日本承諾：美日軍事同盟在臺灣問題上無效；或日本確認：美國在涉入臺海問題時候，不得使用日本軍事基地（韓國、澳洲已經做了這種性質的聲明）。
　　建議增補條件是：
　　三、中日韓三國對歷史問題達成協議：日本向中韓兩國就二戰侵略表示正式謝罪，中韓對此不再追究。
　　四、中日韓達成協議：現實或未來的領土（包括領陸與領水）爭端（如釣魚島、獨島、東海、黃海、日本海）用和平方式解決，不謀求單方面改變現狀；中日簽署東海資源聯合開發協議。
　　五、中日韓就三國聯合編撰歷史教科書達成協議。
　　如果能夠實現上述條款，則三國不但解決了歷史問題，也解決或穩定了現實問題（領土、資源、日本進安理會），還為三國的區域合作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如果日本連最低條件都拒絕，則中國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對日本的要求。既然日本文化是恥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既然日本人只懂得與強者為伍（強盛期的中國、一戰前的英國、二戰中的德國、二戰后的美國），既然日本人精于計算，中國也就必須用日本人能聽得懂的語言與之打交道：選項都在那，你自己計算、選擇吧。
　　以日本現在志在必得的干勁，它很可能在上述問題上做出讓步，以實現進安理會的目標。
　　常被忽略的是：日本進安理會乃至成為政治大國對中國有益的一面。比如，如果說東亞合作符合全球化背景下地區一體化的大勢，那么，成為政治大國的日本可能會謀求減輕受美國控制的程度（但不大可能完全擺脫），增加外交的自主性，這將有利于東北亞區域的合作，也有利于泛東亞（包括東南亞與東北亞）區域合作。

談判妥協合作是常態
　　順帶提及，軍國主義復活很可能是個偽命題。所謂軍國主義是指實現軍人統治、用軍事手段通過侵略擴張來謀取國家利益的行為、意識形態與政策。民眾思想、制度設計、國際環境等共同決定了，在可以預期的未來，日本不大可能恢復軍國主義。
　　右翼否認侵略史實僅代表少數人的聲音，新編歷史教科書的采用率很低（2001版的才0.1％），根據“抓事物主要矛盾”的原理，對此可以不必太在意。再右的候選人當上美國總統后都努力與中國搞好關系，日本政府領導人也脫不了這個窠臼。
　　外交不單單是外交部的事，網上簽名是一種民間外交，本文則意在拋磚引玉。
　　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談判、妥協、合作日益成為常態。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國無意挑起對抗與爭端，但決不忽視自己的民族情感與核心國家利益。對于日本進安理會，中國的原則應該是“反對要有理，支持要條件”，反對的理由中國已經有了，關鍵是將之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條件，這些條件既要有利于實現和捍衛國家利益，又要有利于區域合作，還要能為自己爭取有利的國際輿論。

·作者任職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

鄰國攜西方油企瓜分南海上演奪油戲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南海周邊國家伙同200多家西方石油公司，在南海大開千馀口油井，不斷搶奪中國南海油氣資源，5,000萬噸的年石油產量遠遠超過了中國大慶油田4,000萬噸的年產量，而中國至今卻沒有在該海域產出一桶油。中國社科院國際戰略與外交對策研究中心秘書長薛力向本報表示，造成這一局面有三大原因。為此，他建議，中國應組建「南沙能源開發組織」，謀求多邊框架下的解決方案。但他也承認，繼續拖延對中國而言，絕非最佳選擇。

　薛力指出，中國至今未能在該海域產出一桶油，主要基于三點原因：一是出于顧全大局和平穩定的考慮，未採取針鋒相對的對策。二是中國自身深海開發能力有限，存在技術、資金與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瓶頸，與西方在深海領域仍有差距。三是在2004年前獨享海上勘探對外合作權的中海油，面對成本高昂、產量不確定、涉及領土糾紛等因素，對南海深水區的油氣勘探與開發持謹慎態度。

　薛力表示，南海問題應先尋求和平途徑解決，最可行的方式是各方建立協商解決的平臺。此外，他指出目前各國對南海石油資源的估計并不一致，中方應加快調研勘探進程。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日前發表文章，題為《“馬六甲困境”內涵辨析與中國的應對》，作者為任職于中國社科院薛力。文章摘編如下：

    一定意義上，“馬六甲困境”已經成了中國能源不安全的代名詞。遺憾的是，不少專家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許多模糊乃至錯誤的認知。研究發現，學者們在提到馬六甲困境時，主要是指三種狀況：運能飽和說，和平時期危險因素說，非和平時期的海峽封鎖說。

    “運能飽和說”是不了解情況者的說法。馬六甲海峽是一個免費的國際通道，只會出現過往船只通行時間延長的情況，而不會出現無法通行更多船只的“飽和狀態”。新加坡海事與港口管理局（MPA）委托一家機構進行的專項研究顯示，即使運量增加5倍，還是不會延長現有的船只通行時間。 

    和平時期的海上運輸安全方面，大型船舶意外沉沒或者爆炸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以現有的技術處理此類事故并不難，把出事船舶拖離也不需要很長時間。近兩年，新加坡海峽與馬六甲海峽都發生過輪船碰撞事故，并沒有明顯影響航運。 

    恐怖主義活動在馬六甲海盜活動中僅僅占有很小的比例。2004年以后國際海事組織接到報告的馬六甲海盜活動案件持續下降，2008年與2009年都只有2起，馬六甲海峽已經是比較安全的航道。沒有必要高估這種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來嚇唬自己。何況，船只也可以繞行巽他海峽與龍目海峽，由此增加的成本對于大中型船只來說是可以承受的。 

    文章說，非和平時期的海上運輸安全，主要是擔心臺海沖突期間美國封鎖馬六甲海峽。毋庸諱言，在這種情況下確實存在馬六甲困境。問題是，這種困境是可解的嗎？ 

    學者們提出的應對方法主要有：建造泛亞石油大陸橋（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亞-中國油氣管道）、修建從吉大港到云南昆明的輸油管道、建設從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到新疆的輸油管道、鋪設從緬甸實皎漂港至云南昆明的輸油管道、在克拉地峽修建運河（克拉運河）、修建橫穿克拉地峽的輸油管道（克拉輸油管道）和發展遠洋海軍。 

    遺憾的是，上述應對都無法有效緩和與化解困境。克拉運河與克拉輸油管道在短期內沒有修建的可能性，即使修成了，考慮到美國在泰國有多處駐軍的事實，它們同樣無法擺脫美國的封鎖與控制。至于擬修建的油氣管道，就戰爭時期而言，國際油氣管道無法實現“不把雞蛋放在同一籃子里”的目標。 

    中國通過發展遠洋海軍來抗衡美國也不是可行的途徑，建立一支與美國海軍抗衡的海上武裝力量，至少需要30年時間。而且，這有可能陷入與美國之間的海上軍備競賽，在這樣的競賽中，中國并沒有多大的勝算，并可能使中國陷于越擴軍越不安全的困境之中。 

    文章說，一個基本的判斷是：中美兩國發生全面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核武器的出現使得戰爭沒有了勝利者，核大國不會陷入全面的大規模戰爭。第二、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重心是“防獨”而非“促統”，因此，臺海沖突的誘因將主要是臺獨勢力推行“法理臺獨”。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拉攏到盟友對中國進行制裁，美國自己也不大可能長期因為臺灣制造的麻煩而與中國長期為敵。因此，沒有必要高估“馬六甲困境”對中國海上運輸安全的整體負面影響。 

    文章說，就馬六甲海峽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而言，中國應該著重處理的是和平時期的能源安全。為此，中國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有： 

    （一）增加國油國運的比重，尤其是大力發展20-32萬噸的超級油輪（VLCC），少量發展32萬噸級以上的特級油輪（ULCC）。

    （二）與兩海峽主要使用國、馬六甲海峽沿岸3國合作，除了現有的派員參與信息分享中心(ISC)的活動外，中國應該更為積極地參與到海峽航道安全的管理。這方面，中國可以適當借鑒日本的經驗。這既是對有關中國“搭便車”說法的有力回應，也是中國作為海峽主要使用國之一所應該做的。 

    （三）中緬石油管道雖然在化解中美沖突導致的“馬六甲困境”上沒有什么效果，但依然有必要修建；因為它有助于中國減少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并為中國西南地區開辟一條便捷、便宜的油氣供給渠道，促進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助于增進中國與緬甸的雙邊關系，促進緬甸的經濟發展，推進中國對緬甸及其周邊國家的投資。此外，修建、擴建中俄油氣管道、中亞-中國油氣管道對于中國減少過度依賴中東原油也是必要的。

薛力：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分給國民做法行不通

2009年05月05日 14:53商務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評論0條

□文 薛力

不久前，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一個非常抓眼球的建議：從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拿出1萬億來分給居民；政府將持有的美國債券分給居民，讓每個中國人都變成美國債券的持有者，持有者之間可以允許互相買賣。他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增加外匯儲備的效用，又可以增加居民的購買力、促進內需。我們想追問的是：外匯儲備真的可以這么處理嗎？如果不行，應該如何處置比較妥當？

外匯儲備的性質與作用

外匯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稱為外匯存底，指一國政府所持有的國際儲備資產中的外匯部分，形式上是一國政府保有的以外幣表示的債權，本質上是對公民與企業財富的借貸。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它是政府依據強制結匯政策，從國內市場上用等值的人民幣換來的外國貨幣(通常是主要的國際流通貨幣，即所謂“硬通貨”)，可以看作國家暫時代管的一筆賬面資產，是政府手里的一筆“不真實的國家財富”(virtual government income)。它與財政收入不同，財政收入是國家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與實現其職能，依法從國內強制征收的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包括稅收、專項收入與其他收入，可以用于對內支付與對外支付，是“真實的國家財富”(real government income)。所以，溫總理說，“(外匯儲備)這個錢不是財政收入，而是銀行的借貸。”外匯儲備與從國外借款的差別是：國外借款是對外的債務，通常需要在約定時期內還本付息；外匯儲備是對外的債權與對內的債務，但一般不要利息，償還期限不固定，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大部分不用償還。但是，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確實可以當作國家財富來使用，即外匯儲備是一種“對外的國民財富”(national wealth for international payment)。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外匯儲備定義為“一國貨幣當局所能獲得并在其控制之下的對外金融資產”。

外匯儲備是為對外支付而準備的外幣資產，需要達到充足與適度的規模，才能滿足其主要功能：商品與服務進口支付，外債(不包括貿易信貸)本息支付以及投機性攻擊防范。衡量外匯儲備規模的標準在變動。1960—1990年間流行的特里芬原則所關注的是進口支付，認為外匯儲備要滿足3個月進口所需。但1990年代后，各國普遍提高了執行標準，根據Rodrik 的統計，2004年各國外匯規模達到進口額的月數為：亞洲國家10個月，非洲國家8個月，西方國家6個月。標準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外匯儲備的主要目標變成防范金融風險和危機。具體標準上，主流的格都特-格林斯潘-IMF規則要求，新興經濟體外匯儲備最少達到一年內到期的外債總量；而另外一種標準是外匯儲備對M2的比率，管理浮動制或固定匯率制國家為10%—20%。

巨額美國債券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

對中國來說，進口支付是外匯儲備最主要的功能，如果執行特里芬原則，由于沒有開放資本賬戶，有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顯然可以參照西方國家的6個月標準，更高的標準則沒有必要，畢竟中國過量持有外匯儲備的成本相當高(據估算等于借入年利率為7.2%的資產)。這樣，以2008年中國的進口額11331億美元計算，支付6個月進口需要5665.5億美元。如果執行格都特-格林斯潘-IMF規則，2007年底中國外債總額為3736億美元，其中需要在一年內支付的外債為2201億美元(包括1331億美元貿易信貸余額)。 如果執行儲備對M2比率的標準，對于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的中國來說，同樣可以執行10%的下限，而2008年底中國M2為475166.60億元人民幣，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6.8346，故而中國所需要的外匯儲備規模為6952.37億美元。即使把標準放寬到M2的15%，也只需要10428.55億美元。總之，中國需要的外匯儲備額度在2201億—10428億美元之間，1萬億美元已經足夠。現有的1.95萬億美元顯然太多。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是基于機會成本原則所做的一些相對簡單推算。現在的趨勢是，運用由Ben-Bassat 和Gottlieb在1992年發展出來的改進型緩沖存貨模型，來計算最優外匯儲備水平，這種模型聚焦于借款國(畢竟他們暴露在外債違約風險中)，不但考慮借款國因持有儲備而付出的機會成本，還考慮借款國因未持有儲備而可能蒙受的損失。國內運用這一模型進行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最優外匯儲備規模也不超過1萬億美元。

由于國家外匯管理局沒有公布外匯儲備結構，這里假定其選擇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做法一致，組成大致是：61%為美元資產，28%為歐元資產，6%為英鎊資產，日元資產為3%。也就是說，中國外匯儲備中大約有1.2萬億美元金融資產，其中美國國債7274億美元，占美國國債總額的23.6%，“兩房”(房利美與房地美)機構債大約為3760億美元。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美元絕對額太大，收益低下，而且安全性嚴重不足。

日本持有的美國國債2004年達到最高峰6999億美元后啟動了漸進式減債。中國現在已經超過了巔峰期的日本，而且可能還要繼續增加，如果今年3月份外匯儲備恢復增長的話。奧巴馬政府已經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不但不減持美國國債，還要求繼續購買。而中國政府出于多種考慮，很可能會繼續購買。已經有銀監會官員做了這樣的表態。

但巨額的美國債券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第一，美國政府拒絕為中國這個最大買主的債券安全提供正式的安全保證，堅稱美國是“投資的可靠管理者”，要求所有投資者“對在美國投資的安全性抱有絕對信心”。這種空洞的聲明有多少價值呢？美聯儲最近的購買國債計劃無異于在為美元未來的大幅貶值“夯實基礎”。美國“經濟行為不能由政府提供擔保”的說法是沒有道理的，跨國的國債購買行為是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的結合，否則美國政府也就沒有理由出面要求中國不要減持；第二，“兩房”事件說明中國持有“準政府債券”的風險非常高，3760億美元等于被無限期套住，一旦“兩房”破產，中國政府將很難向人民交代；第三，美元呈長期貶值趨勢，中國從美國債券上獲得的短期收益，長遠看未必能抵得上貶值導致的損失。而如果美國的短期貨幣政策也是“弱美元”的話，雖然可以暫時提高美國國債的收益，卻導致美國國債市場價值的下降；第四，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是唯一有能力給中國造成重大傷害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中國的戰略對手，尤其是在事關中國國家統一的臺灣問題上。把自己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家當”的大部分放在這么一個地方，從戰略上說，這已經不是一點點不明智。

“多余的外匯儲備”如何用于對外經濟活動

既然現有的外匯儲備有問題，進行調整是必然的。調整的目的是：確保(至少是提高)安全性，增加效用(包括經濟效用與綜合效用)。英國中央銀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中期對擁有世界儲備42%的56個國家中央銀行的調查顯示，有39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已在2005年之前的一年中改變和增加了外匯儲備的非美元資產。這說明減持美元是通行做法。因此，中國調整外匯儲備結構的重心也是調整美元資產：穩步降低美元資產的比重，使之不高于歐元資產的比重；盡量把現有美國國債轉換為與通貨膨脹指數掛鉤的美國國債(TIPs)；逐步減少美元資產的絕對額。那么怎么用這些轉移出來的外匯儲備呢？

把多于1萬億美元的那部分外匯儲備分給居民，讓國民享受經濟增長積累起來的財富，以增加購買力、促進內需，這確實是安全的，也大大增加了資本的效用。通常個人資金使用效率要高于國家。但并不可行。如果把外匯儲備以人民幣形式分給百姓，數量太少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數量太大則會引發通貨膨脹；把外幣直接分給老百姓，由于外幣在中國不能流通，老百姓拿到后還是要通過銀行換成人民幣，因此，外匯儲備等于轉了一圈又回到外管局手中，數量并沒有減少；如果把美國債券直接分給居民并允許互相買賣，外匯還是要回流到外管局，而且很可能大部分人都會把錢存起來。

因此，“多余的外匯儲備”只能用于對外經濟活動，可以是以人民幣的形式或者外幣的形式。以人民幣形式處理就是把人民幣借給外國，用于對華貿易結算尤其是購買等，而發行基于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券“熊貓債券”也是一種方式，特別是由要求中國提供資金支持的美國政府或機構來發行熊貓債券。需要指出的是，債券發行人所購美元匯出與套期保值等學界質疑的難點，其實可以通過特定安排來解決，不能用日本“武士債券”不怎么成功的經驗來套熊貓債券的前景。重要的一點是，由美國發行熊貓債券的數量如果足夠大，將有助于防止美國刻意貶值美元。

直接用外幣進行對外經濟活動，能夠有較高的安全性、又增加效用的方法，格都特-格林斯潘-IMF規則也建議政府設置海外長期投資基金或向本國所需項目注資，以降低國內的外匯儲備規模。根據中國的情況，多于1萬億美元的那部分外匯儲備至少可以用于以下幾個方面：能源與礦產資源的開采與提煉，這是中國絕對需要而又無法自給自足的，現在是比較好的投資時期；金屬、油氣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購買；投資于發達國家的非金融類藍籌股，或全球500強企業的股票，其投資價值現在已經凸顯，可以采取分散購買的方式，旨在獲取收益但不要求控股；增加黃金儲備的比重，從長期看，黃金的保值功能要強于紙幣；適當的海外固定資產投資，通過公司進行購買；在國內啟動一些需要大量進口技術與設備的項目；戰略石油儲備基地建設與儲備油也是值得投資的一個點，戰略石油儲備的重要性要高于京滬高鐵，而即使把規劃中的三期儲備基地規模從5.12億桶擴大到8.95億桶(這是2020年的90天凈進口量)，所費只有179億美元，不過是京滬高鐵投資額度的55%。

總之，那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建議中有價值的方面是：提出了外匯儲備是可以用的，不是越多越好；不足之處則是，沒有意識到外匯儲備顧名思義就是為對“外”而“備”，“分給國民”的做法行不通。改進現有外匯儲備結構的方式是：減少美元債券，適當增加歐元、日元比重，總量保持在1萬億美元左右，其余部分用于對外投資或購買，重點是幾個方面：能源與礦產資源領域；大宗商品；國際大公司的少量股票；國內需要大量進口技術、設備的投資項目，戰略石油儲備基地建設等。

薛力，是國際政治學博士，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主任，國際戰略與外交對策研究中心秘書長。本文基于與許多經濟界人士的多次討論，尤其感謝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海紅教授、秘書長張明博士對本文所提供的專業意見。

薛力:以10+3為基礎才能建立起中日合作長期框架

2010年01月11日08:23　來源： 手機免費訪問：hexun.com 好文我頂(0) 　　近日，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計劃今年6月出席上海世博會“日本日”，在上海逗留期間可能順訪南京。如此行成行，他將成為二戰后日本首位到訪南京的在任首相。盡管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平野博文隨后對此予以否認，但中日關系近來顯然在穩步前進。

　　過去兩個月，中日雙邊高層互動頻密：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防部部長梁光烈、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在25天內先后造訪日本，在此期間日本則派出630人（包括143名民主黨國會議員）的超大型代表團訪問中國，媒體稱小澤一郎把“半個國會”帶到了中國。人們難免會問：這是否意味著，中日雙方正在走向進一步的總體合作？

　　在文化合作領域（包括教育、科技、藝術、媒體等），除了日本對于高技術轉讓控制比較嚴外，總體上中日雙方已經建立了比較密切的交流與合作關系。以教育為例，在日本的外國留學生大約60%來自中國，而日本也是在華外國留學生第二大來源國。并且雙方都在醞釀吸引更多的留學生。

　　政治上，在鳩山首相明確表示不會參拜靖國神社后，中日關系中暫時不存在重大的“刺激”。雙方合作編寫歷史教科書在繼續進行中。日本天皇破例會見習近平副主席，說明日本非常重視與中國建立穩定的政治關系。對于建立東亞共同體，雙方都意識到這是大勢所趨，區別在于中國主張首先在“東盟+中日韓”（10+3）的框架內進行，日本則主張還要加上印度、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三國（10+6）。

　　軍事關系是國家間關系的晴雨表。冷戰后的一大趨勢是，沒有軍事同盟關系的國家之間，紛紛通過軍方將領互訪、軍艦互訪、海上聯合搜救演習、聯合反恐演習等措施來加強彼此間的軍事關系。從這些方面看，中日軍事合作也在加強，梁光烈部長在訪日期間也與日方達成若干共識：日本防衛大臣將于2010年內訪問中國；繼續開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和日本自衛隊各參謀長的互訪；每年舉行中日防務安全磋商；繼續開展艦艇互訪，日本海上自衛隊訓練艦隊將于2010年內訪問中國；適時舉行海上聯合搜救訓練；盡早建立中日防務部門海上聯絡機制。

　　因此，可以認定：未來2~3年內，中日關系將走向進一步合作；未來5~10年內，只要日本領導人不進行“小泉式操作”，雙方的軍事合作不撼動美日同盟（可能性不大），中日合作也會進一步深化；如何構建雙邊合作不斷深化的長期框架，則是中日雙方應該著手謀劃的重大課題。

　　中日雙方目前都屬于“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大國”，日本謀求從“經濟大國、政治‘小’國”轉身為“全球政治經濟大國”，或者說“普通國家”；中國則希望從“政治大國、經濟‘小’國”發展為“全球政治經濟大國”。

　　日本“先經濟后政治”的國家發展道路，在吉田茂時期已經確立。20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根據當時日本在全球的經濟地位首次明確提出日本要當“政治大國”，這一目標在20世紀90年代因為遭遇“失去的十年”而受挫。21世紀初，小泉純一郎試圖通過“靠緊美國”的外交戰略來實現這一目標（如修憲與爭取“入常”），但沒有取得明顯成效。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亞太地區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擴展等因素，促使新上臺的民主黨政府轉而采取“親美入亞”的外交戰略，在保持“對美外交基軸”的前提下，明顯增加了亞洲鄰國在外交中的分量，因而提出“友愛外交”，主張建立東亞共同體。但是，意識到自己的經濟發展后勁難以匹敵中國，加上顧忌美國的反應，日本主張共同體應包括印度、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三個非東亞國家。這顯示日本意識到區域一體化的必要性，卻又對與中國聯手充當東亞整合的雙發動機缺乏膽略與信心。

　　“10+6”模式將大大減緩東亞整合進程。中國堅信，只有“10+3”模式才是真正可行的。

　　我們的觀點是：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只能列為東亞共同體建成后再予以吸納的對象，日本應該放棄推行低效乃至不切實際的“10+6”模式，以“10+3”為基礎，與中國攜手，充當東亞整合的雙發動機。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中日合作不斷深化的長期框架。

　　在建立長期合作框架的過程中，東海問題是繞不過去的一關。雙方應超越現實主義的相對獲益觀，努力謀求一種共贏的結局，以把“爭端之海”變成“合作之海”。如果說在釣魚島以西、“中間線”以東的爭議海域進行合作暫時有困難，可以考慮先在“中間線”以西海域，選擇適當區塊依照商業模式進行合作。這一海域的主權沒有爭議，資源分布情況比較明晰。商業合作模式的好處有多重：符合國際慣例、可發揮日本比較先進的深海勘探開發技術，有助于增加中國的能源供應，同時可為雙方未來的海上合作積累經驗。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室副主任）

薛力 法學博士， 國際戰略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亞洲區域合作（尤其是東亞整合），能源政治，國際關系學中的結構理論

   2004年9月――2007年7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政治專業   博士生

   2001年9月――2004年7月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關系專業   碩士生

   2007年7月—2008年12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國際戰略室 助理研究員

   2009年1月—至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國際戰略室  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第一部分：學術論文與研究報告

   1.“中日關系能否超越歷史問題”，《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8期。

   2.“建構主義者眼中的無政府狀態”，《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7期。

   3.“族群認同――臺獨的主要動力”，《二十一世紀》（香港），2004年第8期。

   4.“臺灣問題：一種建構主義的分析”（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十一世紀》（香港），2004年第8期（電子版）。

   5.“接觸中有防范，但沒有遏制――冷戰后美國對華戰略的再解讀”，《太平洋學報》，2004年第9期。

   6.“科學不等于正確”（科學哲學書評），節選發表于《中國圖書商報》2004年8月10日，全文發表于《世紀中國網站》，2004年10月10日。

   7.“微觀層次國際政治研究的巔峰之作――評《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國際問題論壇》，2005年秋季號。

   8.“以超越現實主義的視野處理中日關系”，《中國評論》（香港），2005年第11期。

   9.“新自由制度主義含義辨析”（第一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11期。

  10.“中國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研究（1998――2004）：成就與不足”（第一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8期。

  11.“中國國際關系學科中的民族主義研究”，《中國國際關系研究（1995――2005）》，王逸舟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章。

  12.“中國應對朝鮮問題需要有‘半島戰略’”，《中國評論》（香港），2007年第1期。

  13.《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結構與變遷》，博士學位論文。

  14.“朝鮮問題的治本之道：以‘聯合國方案’代替‘六方機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9期。

  15.“從結構主義到國際關系理論：一項系統考察――兼論華爾茲結構觀的局限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10期。

  16.“國際關系的結構概念”，《國際政治科學》，2007年第3期。

  17.“能源政治：熱點透視”，《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08）》，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8.“核能與天然氣：后京都時代中國能源的關鍵”，《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9期。

  19.Nuclear Power and Natural Gas: the Critical Energies for China in the Post-Kyoto Era ，Geopolitics of Energy, Calgary, Canadian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Numbers 8-9,2008.

  20.“仁厚兄長：中國在亞洲整合中的角色”，《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0期。

  21.“對高油價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09）》，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22.“中國戰略石油儲備規模：缺陷與應對”，《當代亞太》，2009年第2期。

  23.Energy Development in ASEAN Countries and Sino-ASEAN Energy Cooperation, Paper for NTS-Asia 2008-2009 Research Fellowship,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4.“中國應對南海爭端的建議”，《世界經濟調研》，第26期（總第1657期），2009年7月6日。

  25.“身份變化與中國的東南亞外交”，王逸舟與譚秀英主編：《中國外交六十年（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26.“中緬能源合作的成就、不足與建議” 《世界經濟調研》，第44期（總第1675期），2009年11月16日。

  27.“加拿大油砂開發與中國的能源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2期。

  28.“中國對東盟的外交：一種建構主義的剖析”，《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第6期(雙月刊)。

  29.“油價巨幅波動與國家間關系變化”，《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0）》，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第二部分：時事評論與隨筆

   1.“東海糾紛：中日關系的轉折點”，《聯合早報》，2004年8月11日。

   2.“中日東海合作有可行性”，《聯合早報》，2004年8月16日。

   3.“中國企業應爭當價格領袖”，《南方都市報》，2005年3月20日。

   4.“蘇丹紅事件：消費者權益如何保護？”，《南方都市報》，2005年4月7日。

   5.“中國應對日本‘入常’的五種選擇”，《聯合早報》，2005年4月7日。

   6.“如何確定中日東海‘合作區’？”，《聯合早報》，2005年10月17日。

   7.“停止參拜神社符合日本利益”，《聯合早報》，2005年11月3日。

   8.“信仰缺失與醫生的貪婪”，《聯合早報》2005年12月28日。

   9.“小泉閣下，‘李登輝參拜’牌玩不得”，《南方都市報》，2006年1月21日。

  10.“‘亞洲貨幣單位’的意義值得探討”，《聯合早報》，2006年2月2日。

  11.“藥監局的失職與藥品市場的亂象”，《南方都市報》，2006年2月10日。

  12.“僅僅‘抱團’是不夠的”，《東方早報》，2006年6月30日。

  13.“‘國服’與‘中國性’”，《看世界》，2006年第8期。

  14.“博士考公務員熱說明了什么？”，《南方都市報》，2006年11月26日。

  15.“朝鮮問題的出路”，《聯合早報》，2006年11月28日。

  16.“只有王馬配，國民黨才能贏”，《聯合早報》，2007年5月7日。

  17.“北京應樂見朝鮮半島三方談判”，《聯合早報》，2007年10月27日。

  18.“‘光榮妥協’應成為中國外交的新準則”，《看世界》，2007年第11期。

  19.“國家油儲中心成立后的思考”，《國際先驅導報》，2007年12月27日。

  20.“中國可以與哈馬斯打交道了”，《看世界》，2008年1月號（上），第一作者。

  21.“世界進入‘談判時代’”，《環球時報》，2008年1月29日。

  22.“構筑中日美三角互動框架”，《聯合早報》，2008年2月26日。

  23.“高油價未必是壞事”，《看世界》，2008年3月號（上）。

  24.“豪車大屋是21世紀的鴉片”，《環球時報》，2008年3月4日。

  25.“亞洲區域合作的‘半閉合’模式”，《聯合早報》，2008年3月15日。

  26.“經濟發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環球時報》，2008年3月17日。

  27.“重塑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聯合早報》，2008年4月12日。

  28.“中國的門檻：人均GDP3000美元”，《聯合早報》，2008年5月3日。

  29.“核能與天然氣：未來能源的關鍵”，《聯合早報》，2008年7月4日。

  30.“加拿大油砂與中國能源安全”，《聯合早報》，2008年11月27日。

  31.“美國消費方式的不可持續性”，《聯合早報》，2008年12月10日。

  32.“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影響國際油價？”，《看世界》，2009年4月號（上）

  33.“中國戰略石油儲備的病癥與治療”，《能源評論》，2009年，第4期。

  34.“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如何用？”，《商務周刊》，2009年5月5日號。

  35.“讓朝鮮擁有核武器又如何？”，《聯合早報》，2009年6月18日。

  36.“南沙能源開發組織：南海問題的出路”，《商務周刊》，2009年6月20日號。

  37.“調整能源結構以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與世界觀察》，2009年第2期。

  38.“油價走高與全球經濟復蘇”，《新廣角》，2009年第7期。

  39.“中國制定移民規劃法的時機已成熟”，《聯合早報》，2009年8月11日。

  40.“中緬能源合作的成就、不足與前景”，《能源評論》，2009年第11期。

  41.“‘伊核六國’的集體安全保證”，《聯合早報》，2009年10月23日。

  42.“東亞共同體路線圖”，《聯合早報》，2009年10月28日。

  43.“大醫院股份制改革應提上議程”，《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24日。

  44.“構筑中日合作的長期框架”， 《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1月11日。

  45.“大陸為何不宜撤走沿海導彈”？《聯合早報》，2010年1月22日。

  46.“應大手筆參與加拿大油砂開發”，《能源評論》，2010年第2期。

  47.“國際應急石油儲備發展趨勢”，《新廣角》，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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