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E案—停止一切取消死刑之議，先解決社會緊迫問題
宋公明
法律是社會成員的行為邊界，是社會的防火墻和防汛堤，應當以預防為主。對于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總是與這個邊界保持一定的距離，把自己的行為紅束在道德的紀律的范圍之內，所以違法犯罪的人總是少數。對于少數敢于以身試法者，則要于以堅決打擊，才能以警效尤，震懾來者。因此法律就要有足夠的威懾力和強制力，還要有足夠的縱深配置，從行政處罰到死刑形成梯次。就如圍墻和堤壩一樣，要有足夠的高度和強度，不能因為墻的高度有富余就拿掉幾塊磚，也不能因為堤壩厚度很大就挖掉一些土。
刑罰的強度，要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而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有多大，不是由良好愿望的所決定的，而是由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后果所決定的。所以刑罰就必須考慮到最壞的可能性，保留最嚴厲的手段。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主動權在我。如果失去這個主動權，那么豈不是自捆手腳嗎？
因此，無論是取消全部死刑，還是取消部分死刑，都是自毀長城，無事生非。殺是為了少殺，有是為了沒有，這是辯證的關系。因為警察手中有槍，所以才能鎮懾歹徒讓他舉手投降，而不必真的開槍，避免了雙方死人。如果警察手中沒有槍，那么不是自己傷亡放跑歹途就是死的人更多。同樣，正是因為有死刑的存在，所以才能少殺甚至不殺，否則也是死的人會更多，例如死于警察的槍下或死于受害者的復仇。
據說，一些專家一再提出取消死刑的動議，其中原因之一是害怕讓洋人誤以為我們是個死刑大國。這真是太荒唐了。中國是主權國家，中國人的法律，管的是中人的事情，干嘛要仰外國人的鼻息看洋大人的臉色？他外國人的法律千奇百怪，荒唐透頂，有法官戴羊皮帽子像個小丑的，有實行鞭刑的，有判幾百年徒刑的，他們有什么資格“誤認”我們？
某些人不知是不是奉了洋大人的旨意，一直對中國的法律制度耿耿于懷，必欲毀之而后快。孫志剛事件之后，有人發起鼓噪，廢除了城鎮收容管理條例。據說這樣就“人性化”了。結果呢？是城市流浪乞討現象大量增加，很多人露宿街頭，或住在立交橋下，去年冬天南京竟然有流浪者凍死在立交橋下，這就是“人性化”了？孩子不愿打針就由他去，洪水來了村民不肯離家也不要管他，這就是尊重個人自由，否則就是侵犯人權嗎？這就叫“人性化”嗎？其實孫志剛事件完全是個偶然的個案，與法規無關，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可以打人。而類似的違法現象也不是收容中才有，看守所里“躲貓貓”及類似的死亡事件不是頻頻發生嗎？為什么專家不講人性化了？城管把小販當敵人，街頭血案不也是屢見不鮮嗎？專家們為何又不講人權了？
某些專家們先是主張完全取消死刑，看看不能得逞，于是就采取敲牛皮糖的辦法，提出先取消一部死刑，以此來作為過渡。為什么取消這13種死刑呢？這也是王小二下面，看人兌湯。因為經濟性犯罪，都是特殊主體，也就是具有一定身分的人才有資格。例如貪污罪，只有國家公務人員才夠格。所以取消這類死刑，特殊主體們當然是歡迎的。但是老百姓就會不服氣，就會有意見，這樣就造成了社會的對立，給執政黨出了難題，看你怎么辦？
法律作為管理社會的制度，必須處理好合理和有效的辯證關系。合理總是相對的，不能為了所謂的合理而犧牲效能。例如在十字路口遇到紅燈，即使沒有來車也得停下等候，看上去似乎并不合理，但是現階段仍然必須如此。如果即使說取消死刑是合理的，那也是遙遠將來的事。在當前乃至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經濟性犯罪仍然是社會的重大危害，也是人民無法容忍罪惡。特別是重大惡性經濟犯罪，不僅經濟上損失巨大，政治上也會深受其害，還會引發其他刑事案件和造成社會動蕩，所以社會危害特別嚴重，民憤極大，如果不判死刑（包括死綏），必不能震懾犯罪，也不能平民憤，人民對政府的反腐決心和執政能力勢必會產生懷疑和不滿，從而對社會安定和政權穩固構成巨大威脅。如果不是專家級的愚蠢，也不是無事生非，那么只能是居心叵測。
總之，死刑的存廢，在學術上，存在著尖銳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內統一；在實踐上，得不到人民的贊同，除了讓洋大人滿意之外，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無論是取消全部死刑，還是取消部分死刑，都不是當務之急，應當擱置起來，容以后再說。至少，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不必去下結論。而當前急待解決的國計民生問題多如牛毛，不應當再把精力時間化在這種無謂的爭論上。所以特提出建議，立即停止審議一切取消死刑的議案，而把反暴力拆遷、反城管暴力執法、反漢奸賣國，反腐敗瀆職，保障就業住房，保障教育醫療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列入議事日程。
20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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