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主義者李榮融：“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國企”

李榮融談國進民退：未來民企必會兼并國企

2009年12月18日 11:10  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12月18日上午消息，關于近期引起討論的“國進民退”問題，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于上海召開的第八屆中國公司治理論壇上向媒體表示，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我們(國企)。

　　關于“國進民退”問題，李榮融表示，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我們(國企)。“但要考慮國家、企業、投資者、企業職工的利益，穩定為重。”

　　他建議，媒體不要為炒作而炒作。李榮融還表示，爭取明年將國企整合到100家以內。“當然這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也想盡快實現。”

　　李榮融在本次會議上表示，將繼續推進中央企業的改制上市，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央企業盡快實現主營業務整體上市或集團整體上市。

　　“要借助資本市場加快推進中央企業的調整、重組，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優化資源配置，完善企業價值鏈和產業鏈，提升綜合競爭能力，努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國際品牌和較強競爭優勢的企業，提高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產業整合的能力。”李榮融說。(瑜昱 發自上海)

李榮融吐真言“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國企”

作者：冷目赤心

關于近期引起討論的“國進民退”問題，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于上海召開的第八屆中國公司治理論壇上向媒體表示，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我們(國企)。“但要考慮國家、企業、投資者、企業職工的利益，穩定為重。”

作為國有資產的官方代表，國資委主任的這一“承諾”或“預言”無疑透露了中國未來進一步改革的方向：繼續大力私有化！只是考慮到“穩定為重”，這一進程還會采取“漸進”的方式，以免類似“通鋼”的事件不斷發生致成燎原之勢，當緩圖之。

然而目前中國還殘存著相當數量的“壟斷”國企，這一“弊端”已被美國原財長"鮑爾森"在去年訪華期間指出，其言大意為“股市的下跌不是什么問題，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還存在大量的“壟斷”企業”。鮑爾森剛一走，國內因股市不斷下跌而停止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新股發行就又重新啟動，同時猛烈刮起了一場“進一步解放思想”、“殺開一條血路”的喧囂。然而通鋼事件、林鋼事件等抵抗運動無疑使這一消除“壟斷”的努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更有甚者，今年在個別地方、個別產業據說還發生了“國進民退”的逆改革方向的“倒退”現象。且不論這些國企實際上受控于誰，僅僅這個“國”字，就讓國內的某些“民營”勢力感到很是不爽，更不要說國外的主子和同盟軍了。于是對“國進民退”的攻擊和詬病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終于，國有“壟斷”企業的正宗官方代表，國資委主任，表態了：大家盡管放心，國企“壟斷”不過是暫時現象，所謂“國進民退”只是前進中的“曲折迂回”，至于“爭取明年將國企整合到100家”也只是一個階段性的指標，我們最終的目標是“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國企”！

國資委的言行是否符合憲法第六條？希望有關部門釋憲　

　邋遢道人  時間：2010-7-24

今天，國資委主任李榮融23日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匯報說：“今年以來，中央企業的數目已從年初的129家調整到125家”，同時表示：“國資委將以組建國新資產管理公司為契機，加快央企重組，在年內把央企調整到100家以內”。還說“要防止”央企“盲目擴張、盲目做大”。　　

這段話很清楚表明了李榮融主任對國資委工作職責的認識：一是要減少央企數量，二是要控制央企規模。央企數量減少了，就是成績，減少速度越快，成績就越大。央企規模要適度擴張和做大，擴張快了叫盲目，做的太大了也叫盲目。實際上，央企只要不迅速擴張和擴大，結果一定是規模越來越小。因為外企和私企沒有一個不追求“盲目擴張、盲目做大”。國企放慢擴張速度，等于要讓位給私企和外企。尤其世界500強大多進入中國，國企拼命擴張擴大都不一定能保住地位，別說不“盲目”了。社科院研究說：改革開放以來，有21個開放的行業規模最大的前5家企業已經是外企。國企這幾十年“盲目做大擴張”還是這結果，再做點限制，結果如何就不用想了。　　

國資委是干什么呢？國資委“代表政府履行國有企業出資人的職責，負責國有企業資產的監督與管理。”也就是國資委是替國家履行監督和管理國有資產的機構。國家對國有資產的要求和態度，就是國資委管理國有資產的要求和態度。　　

那么國家對國有資產是什么態度和要求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得很清楚。 憲法第七條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也就是說，國家有職責“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所謂鞏固，一定不是越來越少就越來越鞏固。就算越來越少會越來越鞏固，那么越來越小肯定不是越來越鞏固。如果國企越來越少，而且還規模越來越小，那么這個政府就沒有按照憲法要求的內容負起責任來。就是失職。國資委代表政府監督和管理國企，這樣做也是違法憲法的。　　

為什么憲法要求政府將國企做大做強呢？憲法第六條說的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國企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經濟制度的基礎，基礎不能動搖。為什么要把國企做經濟制度的基礎呢？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如果削弱了國企，就降低了“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的能力。如果沒有這一條，就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了。　　

這樣看，國資委整個領導班子沒有研究憲法是怎么說的，國資委李榮融的講話是違憲的言論，國資委不斷減少國有企業數量和壓縮、限制國有企業規模是違憲的行為。全國人大是應該追究國資委責任的。　　

奇怪的是，這種違憲的言論，違憲的行為不僅沒人追究，反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開會宣布，違憲行為還可以當做政績來炫耀。這不是正常的“政治氣氛”。　　

批判文革時經常有這句話：“當時的政治氣氛不正常”。什么是“政治氣氛不正常”呢？就是違反憲法和黨章的言論可以隨便說，沒有人管。違反憲法和黨章的行為可以做，沒人追究。

現在的政治氣氛究竟正常還是不正常，國資委主張并實施減少國企數量，限制和壓縮國企規模與憲法第七條和第六條是否矛盾是關鍵。貧道以為，中央理論部門和人大有關委員會有責任對此進行解釋和論證。如果減少國有企業數量和限制國有企業規模與“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不沖突，而且就是“更好地”保障了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也要有清楚的論述和解釋。就這樣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恐怕理論部門和人大也有責任了。　　

貧道希望有關部門對此做些解釋。　

　附文1：

李榮融和李登輝

作者：溫暖陽光 

李登輝心里傾向于臺獨、日本、民進黨，但李登輝那時候也是國民黨主席。在李登輝做國民黨主席的時候就暗中做一些幫助臺獨、民進黨的事，并且要暗中搞垮國民黨，這樣李登輝對國民黨來說就成了內奸。在李登輝做國民黨主席期間，國民黨處處被動挨打，最后李登輝引起國民黨黨員的公憤，開除了李登輝黨籍，國民黨才起死回生。李榮融還沒有李登輝那樣的本事，他只不過是個官僚、為資本家做事的人。　　　

李登輝和李榮融損害的人群略有不同，李登輝損害的是國民黨、中國人民，而李榮融是幫助資本家搶劫中國大陸人民。人都要靠經濟來生活，如果企業都是資本家的，我們給資本家打工，經濟來源被資本家控制，那誰敢對資本家民主？我們就成了資本專制的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被大官僚資本家控制了，我們的經濟基礎變成官僚資本了，那我們國家就成了大資本家統治的國家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李榮融作為中共黨員，卻專門為資本家搶劫全民企業辦事！表面上代表你，但是暗中卻為你的對手做事！南方周末們最喜歡說“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其實不那么做)，那李榮融作為政府雇員，也就是人民的雇員，作為一個雇員，他卻表示要出賣主人的財產，這不違法嗎？如果李榮融不經過主人同意，就出賣全民企業，那別人也可以不經過李榮融同意出賣李榮融的家產，李榮融同意嗎？一個公司雇傭總經理，就是為了讓他發展好這個公司，而李榮融被人民出錢養著，也是為了讓他搞好國有企業，現在李榮融為了官商勾結的利益，竟然要出賣全民企業給資本家，這是誰給他的權利？大領導難道就有這么大權利？李榮融如果不維護全民企業利益，而是傾向于資本家，那人民就可以要求撤換李榮融，因為人民不想雇傭一個專為資本家瓜分全民企業的人，來管理全民企業！不能讓李登輝領導兩岸統一工作，也不能讓為資本家工作的李榮融管理全民企業！李榮融如果想為資本家做事，那你辭職，如果你在這個崗位上，那你就不能為資本家說話!李榮融要賣掉全民企業，根據的是國務院文件，而通鋼工人們保護全民產權，依據的是憲法，如果李榮融代表資本家依據國務院的文件去搶劫全民企業，那就會受到工人階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迎頭痛擊!李榮融發揚蔣介石精神向全民企業發起進攻，那工人階級就發揚共產黨革命、通鋼精神，給予李榮融所代表勢力的迎頭痛擊！　　　　

通鋼工人不僅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也捍衛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因為保持了全民企業的性質，我們就有法律規定的監督權力、分享利益的權利，如果變成資本家個人的，利潤都是他自己的，我們根本沒法要求監督、分享任何利潤。通鋼工人為人民保住了法律規定的權力。你的房子被偷了，現在有人要把房產證也給小偷，通鋼工人替大家保住了房產證，以后就要靠大家努力收回房子了！李榮融們編造了“國企你也控制不了，其實已經不屬于你了”、“通鋼工人是少數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代表不了人民”、“也不是你自己的，你有什么理由代表全國人民反對國企改制？”這類謊言來忽悠百姓，來阻止百姓保護全民企業。按照他們的邏輯推理：美國上市公司的小股東也控制不了企業，難道人家沒了產權？上市公司成了產權不明？所以可以讓高管決定賣了？上市公司高管也可能暗地里搗鬼，這就需要民主監督，可一個小股東力量太小，上市公司可能有很多股東，一個小股東很難取得那么多小股東的委托，這怎么辦？所以美國就規定，一個小股東的訴訟勝利，也可以代表全體小股東！既然南都們喜歡宣揚美國，那我們按美國上市公司的例子來比一下全民企業，一個百姓沒法召集全民投票取得全民的委托，進而起訴侵吞全民企業的人，那通鋼工人們保護了全民企業，也就等于為全國人民維護了全民企業的產權！通鋼工人不僅維護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也維護了人民的利益！　　

李榮融們官商勾結為了搶劫全民企業已經發動了幾輪進攻。我們看看李榮融們對人民進攻的特點　　　　

第一次是資本家、官僚、國企高管發動最兇惡的進攻，他們通過mbo、冰棍論等理論在精神和實質上瘋狂瓜分，但是郎咸平領頭，經過全國人民的頑強戰斗，打退了他們最兇惡的進攻。打退他們第一次進攻，主要是把他們侵吞全民企業的理論徹底揭穿、搞臭，如果不揭穿他們的理論，他們侵吞全民企業還披著“先進”的外衣，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他們侵吞全民的企業的理論變得比大糞還臭！經過全國人民努力，他們再也不敢宣揚自己是“先進理論”了。第一次進攻的特點是：官商公開勾結，打著“先進”的旗號公開掠奪；第一次是官商公開勾結，太暴露；但第一次有理論，所以敢公開進行搶劫。第一次進攻的失敗，讓他們在理論上徹底失敗了！　　　　

第二次進攻，他們吸取第一次因為公開官商勾結，造成過于暴露的問題，他們采取官商暗地勾結，但表面上裝作對立，把官商搶劫全民企業偽裝成“官商對立”的樣子，似乎是商從官手里搶企業，這更具有欺騙性！自古以來都是官商勾結，官為商保駕護航，而商通過官來得到經濟利益，進而商在用經濟回報官。就現在的官員，你相信他不愿意官商勾結？現在官員還可以自己偷偷辦“民企”，或者家屬辦“民企”，可能官商對立嗎？他們這次讓資本控制的媒體把全民企業罵做“官企”，似乎官員要保護全民企業，而資本家代表人民奪取全民企業。官商真的能對立嗎？我們要從他們利益上分析一下，如果把全民企業搞好，官員最多得到工資，而沒法因出賣企業得到巨額賄賂；官員沒法得到企業股權；全民企業就算腐敗也要把利潤交給國家，官員無法把利潤歸自己；他們后代無法繼承企業。而瓜分國企之后，官員可以拿到股權，甚至自己吞并全民企業；讓大資本家得到企業，可以得到資本家巨額賄賂；侵吞以后利潤變成自己的合法收益；后代可以繼承。我們對比一下，官員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愿意分了國企。而資本家看到搞垮國企有以下好處：國企福利好，這樣有了高標準，總是有工人讓他們提高工資的壓力，一個奴隸工廠當然希望正常企業消失，這樣他們就不用提高待遇了；而且大資本家侵吞了國企，就沒有人民跟他競爭了。所以官商從自己利益出發都愿意瓜分國企。所以他們說：“官僚愿意保護國企，而資本家代表人民”，都是一些騙人的鬼話！他們看到第一次官商搶劫人民過于暴露，這次他們裝作官商對立，那些內奸官員故意裝作代表全民企業，把全民企業的產權說成是官員的，然后資本家裝作對立面，這就好像是搶劫了官員的企業，他們玩雙簧把全國人民排除了。這就像官員和資本家要合伙侵吞故宮（說故宮形象一些），第一次他們搶劫不成功，現在一些資本家罵：“故宮是官員的，我代表“民”要收回”。然后官員裝作故宮就是他的，要保護故宮，這樣看起來是資本家要搶官員的故宮，最后官員裝作被迫把故宮給了資本家，看看這個過程，沒有老百姓什么事了！第二次的特點是把資本家私人的企業說成“民營企業”，然后把官商勾結搶劫全民企業說成“民進國退”，然后一些資本家媒體攻擊說，“政府保護全民企業”，接著官員主動要求改成“民營”，這就是他們第二次侵吞的陰險把戲。第二次侵吞因為出現了通鋼工人英勇保衛全民企業，讓侵吞全民企業的行為遭到可恥的失敗！這次他們只是官商裝作對立的，把搶劫全民偽裝成“民進國退”！通鋼事件卻暴露了他們官商勾結的本質！因為國企改制本來是國家的政策，怎么可能是國家反對分企業給資本家？哪一次不是工人保護企業，而李榮融們要分？經過通鋼事件，他們開始采取直接讓奸細出面，因為沒別的辦法了，干脆讓人民內部的奸細配合資本家搶劫國企了！　　　　

第三次搶劫，李榮融吹響了號角，這次是自己出場表演！說明已經黔驢技窮！李榮融最惡心的是：他主動出面，代表全民企業保證不投資了，保證不“國進民退”，這里的“民”就是大資本家！李榮融，誰給你權利，讓你代表人民去向大資本家保證？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的，所以大資本家們的“民進國退”本質就是：大資本進，而人民退！人民就要搞：人民進，大資本退。李榮融自己沒有經過人民同意，就“代表”人民向大資本家投降！人民從來不會向大資本家、大官僚投降，人民先進的全民模式要挺起胸膛，沒有理由正常、先進、守法、給工人合理待遇的企業，要向血汗工廠低頭！人民不可能向黃世仁低頭！李榮融本來就是給資本家工作的，所以他的發言代表不了人民！　　

看看官僚李榮融們為了少數人吞并全民企業的各種丑態！　　

到底什么是民企？資本家的企業利潤都歸自己，而全民企業就算腐敗，利潤也不能都給官員；資本家企業我們不敢批評老板，我們不能民主監督，而全民企業我們能民主監督；資本家企業產權屬于他自己，而全民企業屬于全國人民；資本家的企，你沒有權利決定把它賣給誰，全民企業就是在極右勢力最猖狂的時候，通鋼工人還有權保護它；我們有權反對全民企業高管高工資，而我們無權反對資本家全部拿走企業利潤。大家想誰是民企？資本家為自己服務的企業怎么成了“民企”？最不好的全民企業也是一群人的，怎么反而你資本家的企業成了民企？全民企業產權屬于大家，而私營企業利潤歸自己，怎么你代表民眾？哪個企業是民企？　　

李榮融們的國企改制就是反人類的，因為人類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家族企業到股份制上市公司，這個趨勢就是從少數人擁有產權到多數人擁有產權的過程，而李榮融們把全民企業給少數資本家，等于是把多數人的產權分給少數人，這就是反人類的倒退！有人說私企能管理，所以比全民好。大家想，如果私企好，家族企業為啥變成股份制上市公司？股份制上市公司是公共公司，而不是私企。股份制因為可以民主監督，而全民企業也可以民主監督，上市公司能管理，全民企業不能民主監督管理？如果說所有權，那請問上市公司難道也產權不清？難道只有給一個人才產權明晰了？上市公司產權是誰的呢？難道是無主的？李榮融們說“產權不清”，我們說產權屬于是全國人民的，如果按照他們的理論，李榮融的家產也屬于產權不清！你說是你的，那人家說不是你的！因為國企后來被李榮融們的改革搞得不能民主監督，被少數人控制了，所以就變成了私企、官僚企業，所以國企問題是官僚企業的問題，現在要把它變成真正的全民企業，而不是分給少數人！包產到戶、國企高管瓜分的時候，他們的理論是：“因為自己不擁有，所以沒有積極性，自己給自己干活就有積極性”。如果按照這種理論，他們有了積極性，那工人失去了產權，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人為什么有積極性？工人為啥沒積極性也要干？因為李榮融們的新自由主義取消福利，你沒了福利，自然要被迫給大資本打工了！李榮融們的精神領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認為：給自己干活，比給人打工好。上市公司說是你的，有什么保證？就是民主監督。而全民企業呢？還是民主監督!如果按照李榮融們的理論，中國現在選一個有本事的人做皇帝，把資產給他不就行了？極右媒體經常說自己代表“民眾”，我們分析一下一般百姓的心理，如果和極右媒體說法一樣，那才能證明他們代表民眾！我們分析一般人的心理是：國企有問題，我們通過民主管理搞好，以后利潤全民能享用，我能得到好處，以后還能安排子女就業，我絕對不愿意把全民企業分給官員和資本家，這是一般人的想法；而有一種號稱代表“民”的媒體罵國企不好，可是他們提出的辦法是：分給資本家。我們看看這些人根本不符合一般人的心理，他們是誰的人呢？李榮融能想個辦法讓你的大資本家同伙搞個大飛機公司？或者李榮融給歐洲人想個辦法，不用國家投資，而是私人搞一個和波音競爭的大公司？　　　　

把企業搞好是總經理的責任，搞壞全民企業，那就要負責，如果搞壞就說“體制問題”，自己只得高工資而不負責，人民憑什么還雇傭你？如果雇傭一個總經理，他不能搞好企業，而他的所謂本事就是：怎么樣低價賣了企業，怎樣把企業搞壞。大家看看雇傭這樣總經理干啥？如果只是為了低價賣、搞壞全民企業，為啥非要雇傭你李榮融？李榮融如果只會賣全民企業，只會搞壞全民企業，而不能搞好，那你憑什么做國資委主任？弱智都能做的事情，要你李榮融做啥？如果李榮融只是把全民企業搞壞或者只是為了低價賣掉，那憑什么只讓你做這個位置？　　　　

有一種貌似公允的說法：“工人并不在乎私企還是國企，只是分給工人多點就行了。”大家想，如果不在乎產權，那為啥你搞產權改革呢？付出了那么大代價，有些人還要搞產權改革，這說明產權那張紙不重要？產權如果是全國人民的，全國人民可以監督；人民可以決定利潤怎么用；可以決定企業總經理的任命；以后建立全民企業可以解決就業；而且現在人民的后代還可以繼承些權利，這就等于產權遺傳給全國人民的后代。而改變產權之后，官員和資本家后代可以分享利潤，跟全國人民沒什么事了！這說明產權沒用嗎？經過這改革，他們后代可以合法繼承了！（你們反毛澤東公有制，不就是因為后代無法繼承？）如果現在立法規定某個私企屬于全民了，那么這個私企的主人可能跟你拼命，如果產權真的沒用，他為啥要這樣？既然沒用了，你為啥非要把全民企業產權改成資本家？所以改變產權就是讓我們后代失去了對企業的監督權和分享利潤的權力，以后只有官、高管、資本家后代可以監督、分享利潤了！我們想，如果通鋼不是全民產權，如果是資本家個人的企業，那工人這么鬧能行嗎？就是因為有產權，工人反抗搶劫國企才可以！一些侵吞國企行為因為被工人反對，而沒有成功，如果是私企，可以這樣反抗嗎？為啥呢？因為工人是依據憲法，而搶劫國企依據的是國務院文件。如果產權改成資本家的，你工人這樣鬧，那你就屬于犯罪行為，你能占領資本家的工廠嗎？工人反抗侵吞國企取得了勝利，都是因為擁有產權，這個產權被憲法保護！如果你有憲法規定的產權，那他用警察對付你，就是違法的行為，如果沒了產權，你在資本家工廠里鬧事，你就屬于犯罪行為！有了產權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們當然愿意自己和后代都有產權，沒有了產權就失去了權力。工人反抗本質就是爭奪產權。有些人貌似公允的說：“工人不在乎產權，公平就行了。”真的嗎？你的后代能繼承這些權利，別人不能了，這是公平嗎？這純屬掩蓋他們搶劫產權的本質。我們就舉例說，如果中國石化現在樣子，雖然沒完全全民，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提意見、監督、對它提意見、要求中石化不能亂花錢、監督它的行為、可以反對任命某人做總經理；中石化高管如果敢公開拿利潤給高管那就屬于犯罪。如果分給了資本家，那我們和自己的后代就失去了這種權力，并且永遠不可能分享利潤了，分全民企業給中石化高管、官員、資本家，他們分利潤屬于正常合法的。沒了全民企業，以后我們都要去私企打工，以后血汗工廠是唯一的出路了!你死我活爭奪的本身就是產權！難道爭奪沒用的東西？李榮融們做了這么多，不是要把產權給少數人？　　　　

極右媒體說：“官員要靠壟斷搞國企，他們保護國企利益。”他們的意思是：國企利潤都是靠政府保護得到的。我們看是不是這樣呢？國務院的政策是“國企改制”，說明國家就是要把國企私有化，只是因為人民反對才停止了；官員李榮融、高尚全、官方媒體都宣揚私企先進，等于也要搞垮國企；中青報、南方周末、財經等政府辦的報紙雜志都鼓吹“國企改制”、“國退民進”，說明官方本身就是要把全民企業給資本家的；通鋼也是官員要分了它，以上這些事實說明他們編造的“政府為了搞好國企，故意讓國企壟斷”！上面我分析了官員根本不想搞好全民企業，所以他們不可能故意用國家機器來搞好全民企業！他們自己還想分呢，能想搞好嗎？可能嗎？我們通過通鋼事件可以看到：如果國家真的要“壟斷”搞好全民企業，那為啥還會派警察去強行讓通鋼變成私企？極右們編造“政府為了利益，所以保護國企壟斷”的謊言，被通鋼事件！他們說，“政府官員為了利益，所以保護國企壟斷，”而我們看到的是：政府為了把國營企業“通鋼”變成私企，用警察去摧毀全民企業。看到上面這些，證明“官員壟斷搞好國企”純屬是謊言！資本家、國家機器、媒體加在一起都沒完全搞垮大型全民企業，這說明他們那種私有模式多落后呀！　　　　

現在為啥他們公開搶劫了？為啥沒法讓他們所謂先進的民企競爭過全民企業？現在官方支持國企改制；官員故意搞壞國企；資本家出錢支持，這么多有利條件還是無法搞垮大型國企，所以他們沒法讓他們落后的企業模式通過競爭搞垮大型全民企業，只能公開搶了！因為我國精英沒本事跟外國競爭，所以就發展血汗工廠這種不需要什么技術的模式來為自己致富，也是為了避免跟西方競爭，血汗工廠只是靠殘酷剝削工人體力得到利潤。血汗工廠是人力密集型企業，也就是靠奴隸多，而現在的大型國企是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所以血汗工廠根本不是對手！比如一個沒有任何福利的血汗工廠，它就算用奴隸，一分錢工資都不給，也無法競爭過工資高的空中客車，因為發展模式不同！紅軍說自己先進，最后他打敗了蔣介石，如果你說你先進，你怎么不能競爭過人家？血汗工廠模式就算不給員工工資，也不可能競爭過全民生產飛機的公司，因為血汗工廠不給工資生產的是低技術產品，他的附加值很低，所以不給工資也無法競爭過生產飛機的全民企業！因為這些生產飛機的公司是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靠全國人民省吃儉用長期投資、長期培養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建立的，而血汗工廠根本無法做到，因為血汗工廠利潤給老板個人，人家為啥為他？（英美的企業是先發優勢和戰爭養活的）現在大國企，它的利潤根本不是靠壓榨職工福利帶來的，所以你技術不行的血汗工廠，就算不給職工工資也競爭不過技術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現在他們無法靠競爭搞垮這些全民企業，就要李榮融這樣的內奸來把人民的勞動成果搶劫走！培訓工人掌握技術要靠很大的努力，而血汗工廠只是靠不能罷工、國家人為壓制工人反抗的奴隸模式得到利潤，所以他根本無法建成工業基礎，也無法和技術性的企業競爭！因為改革以來的經濟是勞動密集型的，不是在技術上趕超外國，所以現在那些血汗工廠沒法打垮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國企，為了掩蓋真相，就亂罵一通來轉移話題！現在只有公開搶了！　　　　

罵人家靠“壟斷”得到利潤，那你靠沒福利、偷稅漏稅、壓榨職工、國家不讓罷工、奴隸工作帶，來的利潤好象是值得炫耀？我國現在鼓勵奴隸制是先進的？李榮融們，不要替你們大領導吹他的模式了！　　　　

有人罵全民企業投資是“與民爭利”。這是真的？李榮融會說，我這是讓民都能投資，不讓官方投資。真是這樣嗎？他們說的“民”只是少數富豪，不是多數人。就說一個簡單的，比如開采大油田，我們普通人或者一般小商人根本沒能力投資，而全民模式投資大油田我們能監督，這是我們唯一能投資的形式，我們如果很多人發起集資投資油田，那能全民集資嗎？還有，就算全民集資，那也愿意有國家機器保護，難道資本不愿意有國家機器保護？如果不能全民這種形式投資，只有大資本家能投資，這不是為大資本家限制別人？就說期貨公司，規定只有很資金才能投資（是為了防止詐騙，但同時也限制了普通百姓），如果國家不能投資，卻用規定必須有大量資金才能投資，（如果你說市場，就放開任何資金門檻，都隨便）不讓國家投資，卻有明顯的資金門檻（沒那么多錢，怎么投資？）這不是只是少數資本家能做？這里為的“民”是人民還是大資本家？大家想，全民中的多數人都無法投資那些項目，只有少數富豪能投資。他們表面上為民，其實是為少數資本家。他們不讓全民企業和資本家競爭，等于不讓人民跟資本家競爭。不是反對獨裁嗎？怎么只讓少數富豪投資？比如李四要求：“把故宮賣給民眾，但是政府不能買。”李四說自己這是“為民請命”。大家看，除了少數富豪以外，只有政府可以代表老百姓買故宮，然后大家民主管理故宮，這樣民眾都可以得到好處。如果政府也無法買，那只有少數富豪可以買，所以李四說“為民請命”實際上等于為少數富豪請命。投資也是這樣，如果政府不能代表人民投資，只能少數富豪能投資，這不等于只讓少數資本家投資，而多數百姓無法投資了？不是反對壟斷嗎？怎么只允許少數富豪投資，而不能讓全民投資？我們看，我們永遠不能對資本家民主，而我們卻可以對政府民主，起碼可以監督政府，資本家投資不把利潤分給我們，我們為啥要只讓資本家投資？政府會有問題，但是誰沒有政府呢？比如黑社會不希望有警察；資本家希望政府權力小，沒了政府，他們就成了社會上最大的力量。多數百姓是希望強大的政府為自己做事。如果有人反駁，那請問他們，民主不能讓政府好嗎？實現了民主，卻非要政府權利小，那是為了誰的利益？南北朝時代很黑暗，為什么呢？那時候豪強（有勢力、有土地的大家族）力量很大，而政府力量相對弱小，等于百姓身上多了很多壓迫者，那時候豪強力量就不希望政府力量過強!那時候政府我們沒法民主，而現在可以了，卻不讓政府為百姓辦企業，這是為什么？李榮融們的“不能與民爭利”、“民進國退”里的“民”就是大資本家，李榮融這種表現就是為大資本家服務！本來是聘用李榮融搞好全民企業的，現在他卻成了資本家的代表，跟李登輝有一比　　　　

李榮融說什么“國企向民企學習”。學什么？學不遵守勞動法？學拖欠工資？學黑煤窯？學血汗工廠？學劉黃漢被逼殺老板？學血汗工廠把利資源輸送國外？學罰工人跪？學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學看不起病？學靠政府限制罷工來取得利潤？學靠出口退稅得到利潤？李榮融只代表官僚和他們自己，他們愿意去做資本家的跟班，全國人民不去學奴隸企業！李榮融如果代表資本家說話，那以后他只能代表他和資本家，他代表不了全民企業！經過第二次的失敗，最近又開始讓李榮融這樣的內奸公開打著“改革”的旗號替資本家侵吞，這也是他們黔驢技窮的表現！　　　　

李榮融作為一個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竟然要求把別人的產權出賣，這是誰給他的權力？李榮融在做超出他權限的事情。那些國營企業是全民的資產，而不是你李榮融的個人資產！李榮融作為國資委主任，不是發展壯大國營企業，而是一心一意從大資本家的立場考慮問題，他就是工賊。我們要告訴工賊李榮融：人民就是要搞好全民企業為自己服務，而絕對不讓你們把全民企業搶走！你李榮融向資本家承諾，你也不代表人民，沒有人民認同你！李榮融的話根本代表不了全民企業！　　　　

一個上市公司雇用的總經理，他沒經過股東同意，要把這個上市公司賣了，能行嗎？這不是犯罪行為？何況中國人民的全民產權是無數革命先烈犧牲生命得到的，也是無數人民的勞動成果，李榮融這不等于向這些革命先烈反攻倒算？如果李榮融以后再做出這種內奸行為，那他就是不稱職的，人民就可以上街抗議，要求罷免李榮融！李登輝被趕出國民黨，而李榮融的工賊行為，還可以繼續嗎？李榮融們改制的不過是一張紙，我們就要用憲法這張紙來對抗他那張國務院文件；李榮融們實質是要靠國家機器的武警、警察，但因為武警、警察們大多數也沒有分國營企業，因為他們說，人是自私的，所以人家武警和警察普通戰士，為啥為你們少數官僚資本家賣命？因為全國多數人沒有得到利益，都會站在李榮融們的對立面，李榮融代表一些官僚、大資本家向人民進攻，看起來強大，其實本質是虛弱的!通鋼事件為什么是那個結果？因為雖然那么多警察、武警，可人警察、武警戰士想：你們少數人花天酒地，卻讓我們為你們少數人的暴富來賣命？憑什么？李榮融們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也只有少數人跟他們站在一起！當李榮融們用一張紙來代表他們的非法產權，人民就拿出憲法這張紙否定他們的非法產權，李榮融他們采取實際行動，因為工廠控制在工人手里，人民要用實際行動保衛人民的工廠！　　　　

為什么要保衛產權？李榮融他們為啥這么看重產權改革？共產黨和國民黨革命的本質是什么？就是爭，到底是人民擁有產權還是少數地主和資本擁有產權，所以李榮融就等于在掠奪人民革命的成果！如果蔣介石時代，我們把現在的憲法公開拿出來實行，這可以嗎？如果蔣介石時代，說這些企業產權屬于全民而不是資本家的，那就有可能被槍斃，這不就是產權問題嗎？因為憲法承認的產權，本質就是靠犧牲了無數革命烈士的生命帶來的!現在保護屬于全國人民產權的憲法，就是在保衛革命成果！國共反革命和革命，就是爭奪產權，革命一個目的是讓多數人擁有產權，反革命的一個目的是讓少數人擁有產權，這才是最本質的問題！推翻革命成果，讓少數人重新壓迫，也只有獲得產權！為啥喜兒悲慘？因為沒產權！為啥要去血汗工廠打工，而不能要求分享利潤？因為沒有產權！為啥不能占據資本家的工廠？因為沒有產權！為啥通鋼工人可以占據工廠？因為有憲法規定的產權！產權是革命成果。看著憲法上那些關于產權屬于全民的文字，都是用無數革命先烈的生命換來的！蔣介石領導的大地主、大資本，革命的共產黨領導人民，為了產權屬誰的問題爭的你死我活，這就是產權的重要性！產權屬于誰，就能看出一個國家的性質！現在可以公開要求全民產權；可以公開反對少數人侵吞；現在憲法規定產權屬于全民，這都是經過你死我活的斗爭得到的，如果沒用，蔣介石們會不要命的爭奪？產權屬于誰這就是中國人民革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所以李榮融這種行為本質就是在向革命反攻倒算！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對土地、企業指手畫腳，都是革命烈士用生命換來的！如果沒有革命，你能對屬于地主、大資本家的產權指手畫腳嗎？李榮融向革命成果進攻，人民就要起來保衛犧牲了幾千萬烈士換來的革命成果！　　

 
 附文2：

警惕“國資委”成為摧毀國有企業的內奸

凜然

據說，兩年前的一個夜晚，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輾轉難眠，白天看到的一篇評論《央企為什么這么“紅”》讓他非常郁悶，“我想不明白，為什么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我，現在我們國企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12/118803.html 按照這個宣傳材料，李榮融還是個把我們國企搞好的正面人物。　　

但是，在國資委成立的6年里，質疑聲和罵聲始終伴隨著李榮融，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作為國企資產的的“看家人”，李榮融表面上“對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信仰和夢想從來沒有動搖過。這位共產黨員，是“國企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奉者。他的夢想是終有一天，在世界500強的榜單上，能有50家來自中國。而且他相信，能實現這個夢想的，主要靠中國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提防對外出賣國家利益、對內摧毀國有企業的內奸——　

我們知道，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專門屬于中國全體公民所有的特征，所以，其中國人民的壟斷性質是合理合法的，天經地義的。但是，改革開放中，國企這個“壟斷”特征卻被資產階級陰謀家當做“弊端”，乃至一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一“弊端”已被美國原財長"鮑爾森"在去年訪華期間指出，“股市的下跌不是什么問題，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還存在大量的“壟斷”企業。于是，作為國有資產的官方代表，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對待國企的立場與國外主子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行動上配合得是十分的緊密和融洽：　

1、作為國有資產的官方代表，國資委具有依法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通過統計、稽核對所管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進行監管；擬訂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制定規章制度，依法對地方國有資產管理進行指導和監督的第一責任，但是，在國資委成立的6年里，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全國各地的地方國有企業，差不多都已經被賣得全軍覆滅了！　　

而且，全國各地的地方國有企業是怎么賣呢？其中一例，張宏良是這樣披露的：就在人們對建設和諧社會充滿希望之際，原國家計委副主任陳光健遞交的一封舉報信如同青天霹靂砸向全國13億人民：山東最大的國有公司——擁有738億資產的★★集團被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完成了國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二步：把集體資產變成了私人資產。電力行業國企改制的一般規律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把國有資產變成職工集體資產；第二步是再把集體資產變成私人資產；第三步就是把國內資產變成外國資產，徹底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制度約束，實現“蛹化蝶”的全部過程。雖然大家都在這樣干，都在玩搶劫國有資產的游戲，但是★★卻玩的太大玩的太急了，如此天文數字的驚天黑幕把整個中國都驚呆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07pk.html　　

再看通鋼事件。通鋼事件發生的直接誘因是職工反對建龍集團控股通化鋼鐵，這樣的態度和情緒不是一天兩天形成和積累起來的。從2005年建龍參股通鋼，到2008年初通鋼虧損嚴重，建龍以股權分立的形式退出，再到鋼鐵行業宏觀形勢好轉，通鋼開始重新盈利，建龍“殺回馬槍”控股通鋼。伴隨一路波折的，既有作為通鋼“婆婆”的當地國資委與建龍集團之間的爭鋒與博弈，同樣也必然伴隨著通鋼員工對建龍入主一事的反饋和看法。如果這些意見都能夠通過正常渠道，被會聚和體現到企業改制與重組的進程中，那么造成流血后果的通鋼悲劇就沒有不可避免的道理。http://baike.baidu.com/view/2675039.htm#3_1　　

其他的，全國各地的地方國有企業的如何變賣，就只有天知、地知、國資委知和利益方的當事人知了。只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基本上都化公為私了。　　

2、作為國有資產的官方代表，國資委有依法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的的第一責任。“要借助資本市場加快推進中央企業的調整、重組，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優化資源配置，完善企業價值鏈和產業鏈，提升綜合競爭能力，努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國際品牌和較強競爭優勢的企業，提高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產業整合的能力。”李榮融說。(瑜昱 發自上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12/120345.html　　

但是，實際上，在這些表面的文章背后，我們的“國資委”在做什么呢？據網友【saloon】披露： 國資委：高盛駐北京辦事處

國資委強行規定幾大國有企業上市必須引入戰略投資者（其實都是高盛的子公司之類什么的）在新股發行時就讓高盛們攫取了十倍百倍的利潤，更在分紅中讓高盛們獲得幾十倍的利潤。如中石油上市融資29億美元，10年卻分紅119億美元；如高盛3000萬人民幣入主西部礦業，上市一下子就套現30億人民幣等等。更還有什么中行、工行、移動等等什么的賣國企業了。　　

這就是國資委，美國高盛徹底控制的一個美國駐華辦事處而已，只是請的工作人員都是披著共產黨員外衣而已。 

3、國資委本來具有依法通過統計、稽核對所管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進行監管；擬訂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制定規章制度的第一責任。但是，作為國有資產的官方代表，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日前竟然于上海召開的第八屆中國公司治理論壇上向媒體表示，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我們(國企)。“但要考慮國家、企業、投資者、企業職工的利益，穩定為重。”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12/120345.html這無異于，我們這個國有資產的當家人，頭上已經插了一根表示準備賣身的稻草。只是，考慮到形勢的壓力，所以，他認為這個賣身工作要“穩定為重”，即采取“漸進”的方式，以免類似“通鋼”的事件不斷發生，導致畫虎不成反類犬或者賣身不成卻被人家看到自己的赤身裸體的后果。而既然如此，國企的當家人都已經擺出準備賣身的姿態，那今后，我們國家國企好不了那里去的命運和前途，就可想而知了。——這個“對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信仰和夢想從來沒有動搖過。這位共產黨員，是‘國企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奉者”的謊言，也不攻自破了。　　

4、就今年個別地方、個別產業發生了“國進民退”的所謂逆改革方向的“倒退”現象，讓國內的某些“民營”勢力感到很是不爽，于是，對“國進民退”的攻擊和詬病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終于，國有“壟斷”企業的正宗官方代表，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表態了：大家盡管放心，國企“壟斷”不過是暫時現象，所謂“國進民退”只是前進中的“曲折迂回”，至于“爭取明年將國企整合到100家”也只是一個階段性的指標，我們最終的目標是“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國企”！　　

——將國企整合到100家以內，這位國資委主任憑什么可以這樣作主、這樣說話？如果是憑遵循企業的規律，那么他憑什么做出這樣的“爭取明年將國企整合到100家”決定，然后要“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國企”搞徹底私有化？如果憑行政權力，讓“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國企”，那么，他手中的權力可以作主嗎？如果可以作主，那我們的憲法“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怎么辦？還有，他把我們黨的領導放在什么位置？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放在什么位置？——這些人簡直是利令智昏到無法無天的程度了！　　

5、六年以來，李榮融所謂完成最出色的就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是中央企業國有資產從2003年的約2萬億，增加到了目前的5.5萬億，翻了一倍多。在2005年的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李榮融曾得意地透露：“總理對國資委的工作很滿意，總理只是要求要保值，從沒對我說過要求增值多少，但我們的央企資產已經增值了這么多。”　　

但是，李先生可能并不知道，國有資產從2003年的約2萬億，增加到了目前的5.5萬億，首先是一種貨幣價值的結算，而貨幣本身本來只是社會工具而己，貨幣價值又一直是變動不居的，所以，其中首先有文字游戲之嫌。(一個簡單的例子，從03年到08年，石油、煤炭、天然氣及其他礦產資源的價格就翻了好幾翻，所以國有資產從貨幣上看，即便是沒有發展，也會翻幾番。這是李榮融的功勞么？)其次，即使價值是真實的，這對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說，仍然只是九牛一毛，因為我們中國人民的江山是要萬萬年的，而國企對于全體中國人民來說，并不是孤立的企業意義，還是一種福利福祉事業，從而具有無限的價值。因此，全國上上下下的國企的被變賣、被股份制，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根本利益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從03年到09年，仍然有不計其數的國企被賤賣給私人，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許多工人下崗。通鋼的例子不用說了，就連許多特大金礦業被外資圈占。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少，私企已經占絕對主導，在國企里就業的工人越來越少，絕大部分工人已經是被資本家剝削。國資委成立后，力主提高央企高管的薪酬，現在很多央企高管拿著天價年薪，這屬于變相瓜分國有資產。——這些現象都是違憲的。）——賣得的貨幣價值只是一時之快，而失去主人地位之后，意味著我們中國人民大眾的子子孫孫，將來都要過上被剝削、壓迫的日子。如今，四千萬下崗工人只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以后，由此產生、帶來的整個國家的慘重后果，真正是不堪設想的。　　

概而言之，改革開放的一個致命錯誤傾向，就是否定公有制，和化公為私的改制，而這個錯誤的傾向，如果沒有公有制內部的內奸的配合作用，是成不了氣候的。于是，6年來國資委充當了這個內奸的最好角色。在這個內奸的作用下，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從崩潰到最終消亡的路線圖是，首先，國企和計劃經濟，被按上壟斷、弊端的罪名，從而被置于否定的、被改革的被動地位；接著，通過以廠長、經理責任制為名，把黨請離了經濟領域各個部門、單位的領導核心地位；再接著，通過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的概念玩弄，全面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還有，通過全民所有的國企到央企的概念變換，把全民所有制的國企變成官僚集團集權、把持的中央企業，然后任憑他們這些少數人的官僚的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的、變領導為統治的特權管理和化公為私的改制折騰。現在，地方的國企被他們折騰得差不多完蛋了，剩下的就是所謂央企這幾只孤立而肥大的大鱷。而就在這時候，國資委這個內奸，仍然與美國原財長"鮑爾森"的要求相呼應，又開始擺出自己表示準備賣身的姿態，如此一來，如果我們不至于太幼稚的話，就完全可以估計到，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最終消亡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復辟成功的一天的到來，就已經是進入倒計時的為期不遠了！　　

不過，這些人到頭來可能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為中國人民大眾對于叛黨叛國叛人民的一切內奸的一個“殺無赦”的法令，也一直在醞釀中；只要這些內奸不懸崖勒馬，那么，這個法令到頭來不得不發出的一天，肯定也要隨之而來了！　　

2009、12、21

附文2：
機會主義的李融榮先生上當受騙了
作者：姚樹

　2010年5月19日　　　

前言：　2010年3月21日，創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召集32位學者及媒體工作者，在一起研討“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希望能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找到一條出路。這些學者的研究搞出怎樣的結果呢？他們并沒有搞出什么新鮮東西，只是把胡錦濤總書記的“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結合論”發揚光大了一番，讓人們認識得更加清楚罷了，這也算是“成績斐然”吧。他們告訴人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融合。在他們眼里，社會主義是公平、正義和公共利益至上的代名詞，但是效率低下；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高效率的同義語，卻又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公平、正義的缺失，因而需要社會主義來校正和彌補。因此，他們斷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融合“已成為不可阻礙的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基礎上引進市場經濟、嫁接資本主義”。應當承認，這些學者的“結合論”或者“融合論”在當前理論界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有市場和影響的，著實迷惑了不少人。但是，謬誤終歸是謬誤，它永遠也成不了真理。　　

要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是無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問題，是繞不開的問題。而我們的這些學者恰恰沒有弄清楚什么是真的社會主義。因此，他們不知道天底下還可以有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生產方式，還可以有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效的市場經濟，還可以有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完美統一的社會經濟制度。當然，他們更不可能得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然生長物”，“是內生的而非嫁接的”這樣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這些學者的研究及成果恰好反映了現今中國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況，也恰好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在這樣的資源高度集中的國度里，真理必須服從權力。權力是掌握在領導人或者精英的手里的，所以領導人的觀念就成了“真理”，而學者們的科學研究就是把領導人的觀念以學術的形式表現出來，使它看上去更像“真理”。因此，學者們研究“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真的社會主義，只需把學者、教授、專家、權威的名頭拿出來晃一晃就可以了，哪怕他對所研究的對象一無所知，也照樣可以高談闊論，作出似乎是唯一“科學”的結論來。這樣缺乏真理追求的“科學”的盛行，或許就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有學者說“社會主義”這個詞有很多種解釋，人們莫衷一是，似乎沒有真理可言。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有一個故事可以讓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從前，有四個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樣子，可他們看不見，只好用手摸。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齒，說“大象就像一個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蘿卜”；高個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就說“大象是一把大蒲扇”；矮個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以為“大象只是根大柱子”；而那位年老的盲人摸的是大象的尾巴，于是嘟嚷道：“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過是一根草繩。”四個盲人爭吵不休，都說自己摸到的才是真正大象的樣子。而實際上呢？他們一個也沒說對。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大象只有一頭，眾盲人去摸，所摸部位不同，對大象的認識也就各不相同，因此有很多種說法。但是真理是存在著的，這就是人們面前的實實在在的大象。“社會主義”的確存在很多種解釋，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是因為人們的視角不同，考察的對象不同，認識結果也就不同。可是真理也是存在著的，而我們的任務就是探索真理、發現真理、認識真理，并以此造福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人民。　　

為了讓人們有比較地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作為與學者們的“結合論”或者“融合論”的辯論，我把自己的舊作《機會主義的李融榮先生上當受騙了》一文再次網發出來，謹供大家參考。　　

正文：據網絡媒體報道，中國國資委主任李融榮先生有兩個著名的說法，其一是“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關系”；其二是“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國有企業一定能搞好”。根據報道，在過去李融榮掌管國資委系統的六年間，中央企業國有資產從2003年的約2萬億增加到目前的5.5萬億，翻了一倍多，這似乎證明了　李融榮　先生的說法是對的。于是，人們產生一個疑問：難道馬克思錯了嗎？　　

多少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以他的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創立了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馬克思認為，一定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當時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并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按照馬克思的這個觀點，企業作為現代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直接作用于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無疑是企業能不能搞好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和最關鍵的因素。　李融榮　先生的說法與馬克思的觀點明顯是相互對立、相互否定的，不由得人們不產生疑問。　　

一　　

為了弄清楚李融榮先生的“著名的說法”是不是真經，我們不妨首先探究一下他的認識的來源。李融榮先生一定以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西方的國有企業本質上是一樣的，如果實施“資本化”，即在國有企業建立按“資”分配制度和雇傭勞動制度，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除了老板——資本所有人不同之外，其它都是相同的，因此 “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關系”；而在“資本化”的條件下，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及管理方式也都是一樣的，是企業一般規律的表現，因此才有“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國有企業一定能搞好”之說。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夠得出這兩個“著名的說法”呢？同時，他不遺余力熱衷于中國國有企業“資本化”和“私有化”改制的事實，恰好也說明他就是這樣認為的。

李融榮先生的這個認識實際上恩格斯早已揭露和批判過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是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由此可知，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國有化并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和輿論把西方的國有企業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甚至把美國奧巴馬政府為拯救美國金融業而向美國金融機構大量注資，也說成是搞社會主義，其實是在混淆視聽，蒙騙和愚弄善良的人們。而李融榮先生就這么糊里糊涂地上當受騙了，已經跌入資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陷井里去了，他的兩個“著名的說法”完全是在為國有企業“資本化”張目，為他在國有企業進一步推行按“資”分配和雇傭勞動制造輿論。　　

那么，什么是真的社會主義呢？怎樣的國有企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呢？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著作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存在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特別時期和特別階段。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者低級階段。在這個時期和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私有財產，它已歸整個社會所有。“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就是說，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國有化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國有企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因此，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方式》一文中寫到：“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西方的國有企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中國的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國有企業，在于中國的國家政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里，是由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美國以及其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有不少國有企業，但是沒有一家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它們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是為資產階級的政府所掌控，符合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的，并且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管理的。　　

由李融榮先生的兩個“著名的說法”可以看出，李融榮先生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自然他也就不知道如何真搞社會主義，因此他上當受騙跌入資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陷井是難以避免的，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如此說來，盲目相信李融榮先生的“著名的說法”，對他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寄予厚望的人們，恐怕要失望了。　　

二　　

李融榮先生之錯，錯在不辨真偽，把冒牌的社會主義當成了真的社會主義，他的兩個“著名的說法”就是這種認識的產物。與李融榮先生的認識主張相反，我們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與西方的國有企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搞的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及企業制度與西方的國有企業是根本不同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這個道理。

（一）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國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國要搞怎樣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些問題在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方式》一文中已經研究過了，在文中我認識到：“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是中國必然的歷史的選擇，是由中國的現實的基本的國情所決定的。”

毛澤東同志說過：“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中國的國情有兩個內在的基本點：一是中國人口多、底了薄，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現代性質的社會生產資料遠遠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需要；二是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家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里。我們的認識就是以此為根據而得到的。　　

馬克思指出：“并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國社會生產力之落后，根本性地表現為現代性質的生產資料還遠遠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需要。在這樣的物質生產條件面前，為了謀生，勞動者不得不設法首先滿足自己勞動的需要，不能不要求個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馬克思說過：“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它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所以，個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是當前社會勞動者最基本的物質需要，是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顯然，個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并不是個別勞動者的意識和要求，而是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是客觀的、普遍的社會意識存在，是不容忽視或者輕視的。

中國的經濟雖然比較落后，但卻是現代性質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已占了我們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我們的國有經濟現在幾乎完全是建筑在現代性質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的。眾所周知，現代性質的社會生產資料是勞動者共同創造積累下來的勞動的結晶，并且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勞動者的集體活動，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勞動者的集體活動，才能被運用起來。因此，在社會生產資料面前勞動者是平等的，他們對社會生產資料實行個人占有的權利是平等的。那么，如何才能實現勞動者對社會生產資料平等的個人占有呢？馬克思指出：“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測量。”（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因此，只有在勞動的過程中，以勞動者自己的勞動為占有的條件、手段和測量的尺度，才能實現勞動者對社會生產資料的“平等”的個人占有。勞動才是實現“平等占有”的唯一途徑和“法器”。所以，實行平等的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是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根本利益訴求，只要不是站在資產者的立場上，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要實現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不廢除私有制，不首先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公有制，顯然是辦不到的。在社會生產資料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需要的物質條件下，生產資料作為私有財產要拿出來讓全社會勞動者實行平等的個人占有，無異于與虎謀皮，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當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英勇不屈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可以自己當家作主的時候，廢除私有制，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就是確定無疑、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現在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是隨意的和無緣無故的，而是由中國的現實的基本的國情所決定的，是中國歷史的必然的選擇。同時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要搞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是“人人皆無生產資料”，而是“平等擁有生產資料”。所以不僅僅是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而且要在這個基礎之上，由勞動者在自己勞動的過程中，并且只在他自己勞動的過程中，進一步實現對社會生產資料的無償的個人占有，即實行勞動者平等的個人“勞動占有”。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中國無論是政黨還是政治人物，如果背離了中國人民的這一根本利益，違背了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都是沒有前途的。

（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　　

中國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這是怎樣的基本經濟制度呢？就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這一基本制度，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在企業勞動者自己勞動的過程中，并且只在他自己勞動的過程中，實際是歸勞動者自己所有的。通俗地說，就是“誰勞動，誰占用，生產資料就歸誰所有”。這里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歸勞動者自己所有，只存在于勞動者個人勞動的過程中，一旦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完成或停止了，他對生產資料的無償的個人占有也就結束了，生產資料又回復到了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的狀態。由國有企業的職工對企業的生產資料實行個人“勞動占有”，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就真正成了勞動者自己的生產資料，勞動者就從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隔絕狀態變成了生產資料直接的主人，從而成了自己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完全的主人；企業勞動也不再是“資本化”條件下的雇傭勞動，而是勞動者自主的聯合勞動。由此，一種新型的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出現了。

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這同過去有階級以來的一切社會都是不一樣的。而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就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直接經濟形式，也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必要經濟基礎。沒有這個形式和基礎，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乃至人民當家作主就不能落到實處，而只能是一句空話。　　

中國國有企業必須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國國有企業也能夠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因為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與之相反，西方的國有企業盡管生產資料也歸國家所有，但絕不可能讓勞動者去實行個人“勞動占有”，因為他們的國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里，如果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存在的條件就不復存在了，資產階級通過“資本化”和雇傭勞動剝削工人剩余價值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它的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就被損害了。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少數企業的“國有化”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而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國有企業生產資料卻是資產階級萬萬不可以接受、絕對不能允許的。“資本化”和雇傭勞動制作為資產階級生存的必備的條件，是西方國有企業的必然的唯一的制度選擇，在無產者要求實行平等的個人“勞動占有”的利益主張面前，它的資本主義性質就暴露無遺了。所以，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能辦到，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表現。顯而易見，這一基本制度是與“資本化”和雇傭勞動制根本對立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徹底否定。是否實行這一基本制度，是否讓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是區隔國有企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水嶺，是檢驗真假社會主義的試金石。　　

（三）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是真正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必由之路和唯一出路。　　

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可以實行“資本化”，因為這不符合中國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為工人群眾所反對的。可是國資委主　任李融榮　先生卻一門心思要在中國國有企業搞“資本化”，他明顯代表的不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他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呢？他為什么非要這樣做呢？　　

在中國，主張國有企業“資本化”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和代言人，他們大多以學者、專家、教授和權威的面目出現，常常打著改革的旗號招搖撞騙，“國退民進”就是他們的口號和標簽。他們鼓吹國有企業“資本化”，并不是要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而是要割斷工人群眾與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直接聯系，把職工群眾從國有企業剝離出去，為國有企業“私有化”即為資產階級瓜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另一類是機會主義者，代表的是極少數當權的所謂“精英”們的利益。他們并不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但是他們明白，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事關國計民生根本的大型國有企業絕不能落入國際壟斷資本之手，否則，中國就將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他們苦于中國民族資本之弱小，缺乏接盤大型國有企業的實力，而不得不暫時承擔起監管大型國有企業的責任。可是他們實在不知道如何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只好套用西方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的管理模式。對于他們而言，國有企業“資本化”與“私有化”之間，只有一紙之隔，一旦條件成熟，這層窗戶紙隨時都是可以捅破的。他們主張國有企業“資本化”，事實上是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了職工群眾作為企業主人的基本權利，而維護的是精英們無代價、無風險地掌控和支配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超額占有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成果的特權和利益。李融榮先生不過是機會主義的一員罷了，他究竟代表和維護誰的利益是不言自明的。

機會主義的李融榮先生其實很無奈，他不得不維護精英們的特權和利益，因為他要在國有企業搞“資本化”，完全得依靠這些精英。李融榮先生雖然糊涂，但并未“糊涂透頂”，起碼他懂得要搞好中國的國有企業，必須首先解決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無人負責的根本性問題，而他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的靈丹妙藥，就是實行“資本化”，把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交給精英們管理和經營，由精英們對國家和企業負責，而對這些精英則施與高薪收買。李融榮先生的靈丹妙藥是否真有那么靈驗呢？他所依靠的精英們是否靠得住，是否真的對國家和企業負責呢？事實勝于雄辯，央企高管高薪不養廉的一個又一個事實和國企不務正業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已經很能夠說明問題了。

央企高級管理人員領取天價薪酬是公開的秘密，雖然李融榮先生極力為他們掩飾和辯護，稱“現在央企高管的薪酬定得并不高，年平均薪酬也就是60萬元左右”，但香港《東方日報》2010年1月11日文章指出：“‘平均薪酬’只是數字游戲，央企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其實遠高于60萬元，而且這只是公開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根本無法統計。事實上，近年央企高管的薪酬不斷大幅上升，年增幅達一成四”，“在企業內，這些人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央企員工的工資本來就比其它企業員工高，因此央企高管與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更大”。盡管央企高級管理人員領取天價薪酬，可是近年央企老總貪污受賄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貪污近2億元，接著中核集團原總經理、黨組書記康日新收受巨額賄賂的問題被查處，最近前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黨組書記、副總裁張春江又被揭發“嚴重違紀”的問題。“而這些人都享有天價薪酬，公款消費更不受限制，可見高薪酬并不能阻止他們走上腐敗道路”（見2010年1月11日香港《東方日報》）。人們不禁要問：這些占據著國企高管之位的精英們為什么一個個都如此貪得無厭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私有化”和“資本化”，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精英們所要謀取的絕不僅僅是天價薪酬，而是要謀取私有資本，以使他們能夠躋身于資產者的行列，這才是他們的根本利益和要達到的目的。而把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轉變為自己的私營企業和私有資本，對于掌控和支配著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精英們來說既不是什么新鮮事，也不是什么不可企及的事情，這些年來中國的眾多中小國有企業不是被“私有化”改制了嗎？不是有不少的國企高管搖身一變成為改制企業新的私營業主了嗎？在中國社會“私有化”和“資本化”的預期下，在資本逐漸主宰社會，決定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情況下，只要存在條件和可能，無論他是不是精英，都會想方設法謀取私有資本，甚至不惜挺而走險。所以，在中國“資本化”程度日益加深，“資本化”預期不斷加強的社會環境里，精英們一個個走火入魔走上腐敗的謀取資本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李融榮先生即使給與他們再高的高薪，也是阻止不了的。　　

一心一意想要謀取私有資本的精英們是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他們是靠不住的。精英們要謀取私有資本，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損害國家和國有企業的利益為代價，即使不貪污受賄，也會以其它方式進行利益輸送，謀取個人私利。香港《東方日報》指出“因為央企高管的薪酬與業績掛鉤，部分企業竟不務正業，大舉投資房地產市場賺快錢，令企業經營風險大增。”而據國資委副主任李偉披露，國際金融危機中68家央企不務正業，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他們的這些行為表明，精英們并沒有多少對國家和國有企業負責的意識，為了謀取私有資本，他們甚至可以不顧國有企業的生死。更加奇妙的是，精英們不負責任的經營行為幾乎不需要承擔什么個人風險，李融榮先生的“資本化”的制度設計是精英們只負盈不負虧，即使造成企業嚴重虧損，只要不嚴重觸犯法律，至多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人，并不付出實質性的代價。所以，精英們謀取私有資本可以毫無顧忌、不擇手段地進行，只要價錢合適，他們隨時可以出賣國家和企業的利益。

不錯，這些年來國有大型企業的確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對國家經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但這并不能作為精英們負責任地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證據，因為“這些企業的發展關鍵，不是靠高管們的英明決策，而是靠國家政策支持的壟斷地位，正如有人說，只要高管不是傻子，央企都會賺大錢”（見2010年1月11日香港《東方日報》）。因此，指望精英們對國家和國有企業負責，依靠精英們搞好中國的國有企業，只會是緣木求魚，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結果的。

不負責任的精英們遲早是要搞垮國有企業的，這樣一來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在所難免了。所以，李融榮先生的“資本化”的靈丹妙藥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真正解決中國國有企業無人負責的根本性問題，反而有可能把國有企業推向不負責任的危險境地，其最終結果就是走向“私有化”。由此我們認定，國有企業“資本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是錯誤的，是背離了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遭到日益覺醒的工人群眾的堅決抵制和反對，是沒有出路的。2009年7月下旬發生的吉林省“通鋼事件”就是一個證明。

資產階級圖謀搞垮和瓜分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精英們又根本靠不住，因此，要搞好中國國有企業，只能依靠中國工人階級，唯有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與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目標相一致的，是真心實意要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是唯一靠得住的。而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就必須在國有企業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生產資料，就必須讓職工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只有忠實地代表和維護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把職工群眾動員和組織起來，充分調動他們的主人翁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才是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希望所在，除此之外，別無它路。

（四）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及現代企業制度是全新的、先進的，必然造就中國國有企業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

我們怎樣搞好中國的國有企業呢？就是堅持、鞏固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讓職工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在國有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其關鍵在于正確認識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確立適合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

1、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經濟關系是怎樣的呢？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方式》一文中我得出結論：“中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所確立的就是這樣一種基本經濟關系：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勞動者共同所有（或國家所有），由勞動者在勞動中實行個人‘勞動占有’，勞動產品歸生產者所有。”

中國國有企業的勞動產品不是歸資產者（國家或者政府）所有，而是歸生產者所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國有企業搞的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雖然歸國家所有，但是由勞動者在勞動中實行無償的個人“勞動占有”。勞動者運用他們在勞動中無償占有的生產資料生產的產品，理所當然是歸勞動者自己——生產者所有。具體地說，由個體生產者生產的產品，直接歸個體生產者所有；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由集體勞動共同生產的產品，歸生產者的集體所有。盡管這時勞動產品仍然屬于個人私有的范疇，但是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的產品私有根本不同的是：這時勞動產品歸誰所有不是取決于是誰的生產資料，而是取決于是誰的勞動。

在勞動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的基礎上，由社會從生產者的勞動產品中扣除以下的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

第一，用來補償在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進一步滿足勞動者勞動需要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第四，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社會管理費用；

第五，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公益服務設施等；

第六，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

扣除這些部分并沒有改變勞動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的歸屬，因為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這一切，是用來直接或者間接地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福利的。在完成了這些必要的社會扣除之后，勞動者所得到的就是他自己的勞動成果，至此，“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也就實現了。　　

中國國有企業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本經濟關系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明顯與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不同的。之一，企業的勞動者是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主人，而不是資本的奴隸；之二，企業的勞動者都是平等的，是因為共同勞動聯合在一起的。而中國國有企業就是勞動者自主聯合勞動的載體；之三，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是完全屬于企業勞動者自己的。企業制度乃是企業基本經濟關系的集中反映，只有認清了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我們才能確立適合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正確地解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2、中國國有企業應當建立怎樣的現代企業制度呢？

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有三個基本的特征：　　

第一、   它是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

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為企業職工個人“勞動占有”，而生產的產品又歸企業職工自己所有，因此，企業全體職工完全享有對企業生產資料和物質產品進行管理和支配的權利，必須在企業實行職工民主管理。由企業全體職工民主選舉產生，并且受企業全體職工監督的企業民主管理機構，是企業經營管理的最高決策和權利機構。

國有企業實行職工民主管理制度，是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和組織方式。國有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并不意味著要否定企業經理負責制，恰好相反，是要在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和監督下更好地實行企業經理負責制，企業經理必須對企業全體職工負責，必須對企業民主管理機構負責。企業經理以及其它高級管理人員只能由企業民主管理機構來任免，并接受企業民主管理機構的考核與監督。企業的重大問題必須提交企業民主管理機構集體決定。

要在國有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國家首先必須把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授予企業全體職工生產和經營，由企業的全體職工承擔國有企業資產的保值增殖責任，確立企業全體職工的主人翁地位。隨之而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也改變了，國有企業不再從屬于政府，而是一個個獨立的社會生產經營單位。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職能，一是向國有企業的職工，最終向全社會勞動者無償地提供勞動所需的生產資料；二是清產核資，審計監督，確認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保值增殖，并以行政和專政的手段確保國有資產的安全；三是承擔對國有企業及職工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

第二、   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制度。

中國國有企業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其生產完完全全是商品生產。即使沒有私有資本的參與，即便沒有其它所有制經濟成份，中國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也能夠獲得充分而深入的發展，其存在與發展的條件是完全具備的。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之所以完完全全是商品生產，在于國有企業的勞動產品是分屬于各個不同的生產者或生產者的集體的，是歸生產者私人所有的。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由于社會勞動分工愈來愈細，任何人都不能離開其它人的勞動產品生產和生活，國有企業的職工要獲得其它任何人（包括其它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產品，都只能以自己的勞動產品同別人相交換，即是說在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甚至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也必須通過商品交換。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國有企業是無處不在的。商品生產是國有企業物質生產的一般經濟形式，商品交換是國有企業勞動者社會聯系的必要經濟紐帶。所以，中國國有企業必須毫無保留地發展商品生產，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又是商品經濟制度。　　

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雖然是商品生產，但卻不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盡管它們都處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基礎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其一、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在勞動的過程中對社會生產資料實行個人占有，勞動者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它們都不是商品；其二、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是在國家的有效控制、引導和調節下進行的，是服從和服務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的要求的。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歸國家所有，主要由國家投資生成，因而國家對于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通過對企業的投入和其它經濟、行政手段，國家一方面能夠直接擴大和調整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又能通過改善社會商品的供求關系，對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進行正確引導和宏觀調控，達到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的目的；其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國有企業進行商品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榨取剩余價值，而是為了滿足全體職工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整個社會而言是為了滿足全社會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除了這些本質的區別之外，國有企業的商品交換在生產者之間進行，不僅存在于企業的外部，而且存在于企業的內部，存在于企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貫穿于企業生產的全過程，這也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所達不到的。鑒于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它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截然不同，我們說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單位。中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因此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制度。　　

第三、   國有企業實行崗位競爭、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

中國的國有企業由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勞動成果也完全歸企業職工自己所有，這在其它任何企業都是辦不到的，因此，中國國有企業無疑是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首選之地和向往之地。可是在中國當前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國有企業并不能滿足所有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要求，而要滿足部分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要求，就必須在企業內實行定崗定員。如此，它所提供的勞動崗位必定是有限的，因而社會范圍內勞動者對國有企業崗位的競爭是激烈存在的。所以，國有企業實行崗位競爭、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勢在必行，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中國國有企業是勞動者聯合勞動的載體，勞動者聯合的目的是為了生產符合社會需要的優質產品，只有具備良好勞動技能，能夠生產優質產品的勞動者，才能通過崗位競爭參與到這個聯合體中來，才能為這個聯合體的其他勞動者所接受、所聯合，才能上崗勞動。因此，一個勞動者能否成為企業職工，能否上崗勞動，取決于企業的其他職工，即取決于企業的全體職工，是由企業職工民主管理機構決定的。而在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制度下，實行崗位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對于每一個企業職工而言都是公平和公正的。　　

循著這些基本特征，中國國有企業應當建立怎樣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很明顯，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中國國有企業無論是基本經濟關系還是現代企業制度都是全新的，在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在任何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曾出現過。因此，我們構建中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和模式，而只能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我們自己的路，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民主化”的改革與發展之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中國國有企業柳暗花明的光明前途是完全可以預言。　　

3、中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先進的，其競爭優勢是其它企業無可比擬的。

中國的國有企業一定能夠搞好，但不是在國有企業“資本化”的基礎上，而是在國有企業“民主化”的基礎上。按照國有企業“資本化”的辦法，無人負責的國有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只能依靠壟斷經營才能生存，這或許就是　李融榮　先生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讓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較強行業退出的真實原因。而我們在國有企業“民主化”的基礎上搞好中國國有企業，依靠的不是國家政策支持的壟斷地位，而是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先進性，依靠的是國有企業“民主化”所造就的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

企業競爭歸根結底是企業人的競爭、人才的競爭，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首先就表現為企業人的優勢和人才的優勢。之一、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能夠實現勞動者個人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因而是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首選之地和向往之地，在崗位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條件下，只有最優秀的勞動者才能參與到國有企業中來，才能成為企業職工。所以，中國國有企業是人才的聚集之地，職工隊伍由最優秀的勞動者所組成，其整體素質之高是其它企業無法達到的；之二、中國國有企業的全體職工（包括經營管理人員）作為企業的主人，是有覺悟的勞動者，他們自己當家作主，完全為自己進行生產和經營，因此，他們每一個人對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都高度負責，其主人翁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空前的，是其它企業無法相比的；之三、中國國有企業實行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企業生產經營成果完全歸企業全體職工所有，在職工中“按勞分配”，它所營造的人盡其才、團結協作的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是其它企業所沒有的。

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其競爭優勢又直接表現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優勢，表現為中國國有企業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方式的先進性。在中國國有企業，商品交換在生產者之間進行，不僅存在于企業的外部，而且存在于企業的內部，存在于生產的每一個環節，貫穿于生產的全過程，因而國有企業以商品交換為紐帶連接整個生產經營活動，其生產經營方式與其它企業相比是更加先進的。在企業全體職工（包括經營管理人員）高度負責，人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的基礎上，中國國有企業組織之嚴密，管理之科學，關系之協調，生產經營的效率之高、質量之優、耗費之省、效益之大，是其它企業難以望其項背的。

如上所述，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源自于企業制度的創新與革命，源自于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民主化”，是根本性的、戰略性的，是其它企業無可比擬的。有了這樣的市場競爭優勢，中國國有企業一定能夠搞好，其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三

現在擺在人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李融榮先生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路，這是冒牌的社會主義的路，是通往資本主義的路，其最終結果就是國有企業走向“私有化”；還有一條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國有企業“民主化”的路，這是真正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之路，這條路通往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從而消滅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消除剝削與壓迫，實現人的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中國目前仍處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擴張包圍之中，國內也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我們能否消滅私有制呢？我們如何消滅私有制呢？我們通往共產主義的現實之路究竟在哪里呢？當我們對中國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認識更加深透之后，我們的回答是：從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充分發揮中國國有企業在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上所具有的不可比擬的經濟優勢，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通過“平等”的市場競爭，用經濟手段逐步淘汰私有經濟，最終消滅私有制。這就是我們通往共產主義的現實之路，它就在我們的腳下。　　

我們主張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首先是因為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是國家的政治意志，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是由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是不可置疑的。其次，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先進的，有著不可比擬的經濟優勢，完全能夠在平等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然發展壯大起來，是經濟的自然法則的不二選擇。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能夠達成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統一，能夠達成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能夠達成生產與消費的統一，能夠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是與中國社會生產力又好又快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的。

在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同時，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平等競爭在當前仍然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我們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僅僅依靠公有制經濟還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需要，同時社會生產也不完全是現代性質的社會化大工業生產，因此，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狀況還將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平等競爭中發展和壯大，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它所有制經濟所占的比重將逐漸縮小，這種狀況最終是要結束的。　　

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就必須創造有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我們知道，以中國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現階段必須走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之路，無一例外都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單位。因此，建立適合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環境是十分必要和至關重要的。在商品生產作為當前社會物質生產的一般經濟形式，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市場必然要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的積極作用。　　

那么，我們所要構建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怎樣的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內生的而非嫁接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然生長物：　　

第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為主體，適合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的市場經濟。中國國有企業及其它公有制企業都是相互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單位，它們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　　

第二、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參與，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　　

第三、遵循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是社會商品生產單位相互聯系的必要的和唯一的經濟紐帶；　　

第四、是由國家宏觀管理的，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制定市場規則，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市場參與者的合法利益。　　

第五、是以我為主，面向世界的市場經濟。　　

綜上所述，中國要搞真社會主義，而不是搞假社會主義；要以社會主義方式搞好中國國有企業，而不是以資本主義方式；要全心全意依靠中國工人階級搞好中國國有企業，而不是只依靠極少數的“精英”。　李融榮　先生如果真想搞好中國國有企業，就必須改弦易轍，從資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陷井中爬出來，站到中國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在中國國有企業搞社會主義“民主化”，讓職工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如果真是這樣，李融榮先生還是可以救藥的。　　

　201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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