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80后幸福指數的實現路徑》一文批判
原來只聽人說任志強經常說些雷人的話,還沒有將其上升到反動高度,今日讀了他的《80后幸福指數的實現路徑》才知道這個資本家很反動。
他在文章中主要觀點是“教導”八十后年輕人不要對生活質量預期過高,指責政府的承諾提高了年輕人預期,應該多宣傳毛時代生活有多不好,這樣對比八十后就不會認為毛時代幸福指數高了。為此他列出了系列八十后該知道而不知道的毛時代的不好,并說現在改革之后有多好,以降低毛時代的幸福指數提高改開時代八十后的幸福指數。他認為只要年輕人了解了這樣的歷史對照,就自然感覺自己幸福了。這種掩耳盜鈴的邏輯,真能說服八十后的不幸福感嗎?
他勸誡青年人今天的不公、腐敗等系列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不應用階級斗爭方式解決而應該象他一樣提些批評。呼吁年輕人要面對現實,承認客觀存在,抓緊時間,努力奮斗,吃苦耐勞,改變自己命運,力求在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不要再抱怨中丟掉成為馬云的機會。
本來按照人性自私的出發點,他講的是自圓其說的,也能說服很多群眾。但只要年輕人按照他的價值觀走下去,能夠象他一樣成功幸福的是微乎其微的,因為他就是那0.4%占有社會財富80%中的一員,年輕人如果成為資本家了,不用說服就自然和他一個論調了。
不過不得不承認他是0.4%中比較清醒的,他認識到了:“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也提出了個真問題:“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只是他的答案有點唯心:“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
雖然沿著唯心思路走雖然也抓住了問題癥結:“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但卻繼續唯心去解釋就南轅北轍了,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為此他用自私自利價值取向判定毛時代的壞:
“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當然,他不說四大憲法下的自由。
“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繼續拿大而化之的數據述說歷史,強化匱乏時代的物資匱乏。全然不提改革對象就是人民匱乏下的物質積累。
“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貶斥沒有科舉的不好,不說新科舉與舊科舉打造脫離群眾精英的惡果。
“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控訴節制欲望時代的痛苦,卻不對濫情時代制造的人性扭曲更為邪惡與災難的嚴重,任欲望忘記了現實是最好的教科書,年輕人欲望膨脹來自于現實的物欲橫流。
“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現實是沒畢業就失業,而投入的科舉精英教育不知何年何月收回成本。今天創業夢早已被高平臺擊碎,只有少許人是政府扶植的典型,但不能普遍實行。今天大學生渴望被分配,但還哪里有機會?
“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達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出現的卻是貧富兩極分化。他說均貧富沒有出路,我說不均貧富99。6%的人也沒有出路。共產黨就是干均貧富事的,否則也就不叫共產黨了,那該叫私產黨了。
“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分配時代的奴隸至少覺得自己是主人。不像現在的“房奴”,那感覺是地地道道的房子的奴隸。任先生說昔日有尊嚴有地位的主人是奴隸,那么今日為老板當奴仆又為房子當奴仆雙重奴隸,難道不是真奴隸嗎?
“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平均分配是最大不公平,那現在的兩極分化就不是最大的不公平?這樣的道理誰能接受呢?現在中國人倒是行了,尤其進城的農民工,在流水線上的工人,他們又行到哪去呢?國內、國外能去嗎?你說的還是0.4%人的事。因此兩極分化對這少數人來說是最大的公平,對長年累月奮戰在流水線上工人和廣大農民來說依然是最大的不大不公。要不是這幾年農村不要稅并平均分配些補助,那早就農民起義了。難道中央出臺的平均分配政策又錯了?
“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對唐山大地震的重建我們應尊重歷史,沒有外來援助我們沒有處理好嗎?要不是有毛時代的任性善的累積,我很難想象在汶川大地震后全國踴躍捐款局面會那么火。如果按照自私自利的價值觀繼續走下去,不出三十年再來次地震我看就難說了?我們還在吃老本。就這幾年的水旱災害來說,不是把毛澤東時代的水利建設荒廢了,能有現在這么嚴重嗎?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稍有點腦子都清楚按照三千萬死,就意味著20個人中有一個餓死的,我調查了許多村子沒有餓死的,人家一天三兩糧沒餓死,你們就餓死,有這道理嗎?這是個常識問題,把局部地區的問題放到為一個時代,說得過去嗎?
“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雇工大量涌現,還否認剝削嗎?就業機會創業自由這樣的話,讓那些找不到工作人看了該怎么想呢?這好像一個救世主對地上的人說,你們要珍惜機會。只要信靠信靠就得救了。這不是迷信嗎?瞪眼說瞎話。博士、碩士、學士逐漸開始就業一年難于一年,你還這說風涼話。難道每年國家媒體公布的就業率都是假的嗎?每年至少30%找不著工作,一年就將近200萬大學生。這200萬能不罵任志強嗎?有就業權利卻享受不到工作權利,那要就業權利有屁用?
“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他們怎么富的,臨近他們的老百姓都清楚。一個鐵的實事是0.4%占有了社會財富的70%-80%。至于是腐敗還是圈錢交易這不重要,多數人匱乏得連張床都沒有,而少數人卻將600座城市的6750萬套房空閑著,這本身就是罪。什么物權法都擋不住天賦人權,生存居住權。
“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你也不必扣帽子,兩個階級的對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說他們愚昧,他會說你無恥,他們如往后覺醒了,也許不是口水仗了,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想制止未來的暴力革命,但少數無恥者不斷地妖魔化文革,也許迎接他們的就是暴力革命,各地群體性事件就是自發下的,到自覺也就不遠了。
“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號召八十后象王寶強學習,努力吃苦,爭取成為人上人,這就是自私自利的價值觀在起作用。不再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幸福的標準,而是將擁有財富多少地位高低作為幸福的標準,這就是誘導群眾走向自私自利的價值觀。這也是他評價毛時代不幸福的價值準則,也是不能理解毛時代人們幸福指數高的原因所在。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繼續誘導家庭、社會、政府按照自私自利價值觀教導八十后,讓他們知足,讓他們被幸福。殊不知越是如此,他們越不覺得幸福,因為自私自利往往是在攀比中覺得自己不幸福的。這就是他誘導的價值觀必然的結果。如果任志強理解這一點,就會散盡萬貫家財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人民頭上卻讓人民甘于受他的剝削,還要人家感覺幸福。
“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他認為是宣傳部門不敢讓八十后知道知道毛時代真相,是這樣嗎?近三十年妖魔化毛澤東時代還不夠嗎?他文中的控訴難道這三十年中還有沒宣傳到的嗎?難道民間祭奠毛澤東的活動也該禁止才是真的將毛澤東退出神壇嗎?政府這么多年神化國毛澤東嗎?不都將毛澤東思想排除在特色理論之外了嗎?為什么民間還是如此風起云涌想念毛澤東呢?是老百姓愚昧嗎?
“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作為精英的任志強又說到了百姓素質問題了。當年發動文革教育都沒有教育好他們,現在不教育他就自然素質高了嗎?如果群眾到了任志強期望的那樣的高度,我想新時代的文革想不到來都難。要不是他們對城管逆來順受,成為真正國家主人覺悟的公民,城管還敢欺負群眾嗎?0.4%的人還能如此安生的享受人民創造的勞動成果嗎?任志強是最應該慶幸群眾素質還不夠高了。得了便宜還賣乖,這不是找罵嗎?
不過任志強先生總結“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還是說點上了:“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正是共產主義信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信念,才是毛時代人們幸福的源泉。而八十后感覺不幸福也就在于在改開時代沒有了正確的信仰,有的只是對金錢的崇拜、享樂主義的信奉。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不要說今日感覺不幸福,就是一萬年也休想幸福。因為這不符合人類的精神法則。因此你也不必要用迷魂湯繼續灌他們了,諸如“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這樣的謊言不要再說了。不要說人家歐美就是經過多少代才走到今天的,可人家是有上帝信仰和法制傳統的。我們這兩項都缺,就不要再拿人家標準說事了。
“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任先生這種號召能有效果嗎?你在呼吁沒有飯吃的人不要吃多了。降低幸福指數他們已經降得夠低了,奮斗的蟻族不就是降低了嗎?昨天看一報道,為了降低房租,杭州倆男倆女大學畢業生合租一單間,你還要讓他們降到什么標準呢?非得要再加倆位嗎?
“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弱肉強食,劣勝優汰。這就是人類社會變成動物的競爭。如今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勝出。這種上沒有上帝下沒有法制的競爭,誰會是優勝者呢?遲早是黑社會分子!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和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怕叫蟻族罵,說美國人貶損中國蟻族。其實老任沒有走到蟻族中去,他們有一大批是社會的精英。當這些精英淪為蟻族的時候,這個社會能按照老任說的發展方向走嗎?恐怕是0.4%的人一廂情愿的事。
“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讀到這里,我不得重申這個問題。看看1949年出生的與1980年以后出生的,這兩代人各自前三十年比照下,他們究竟幸福?即為人民服務與為人民幣服務究竟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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