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超級病菌、抗生素與轉基因

超級病菌、抗生素與轉基因

作者：劉仰

    最近，英國媒體報道，南亞發現新型超級病菌NDM-1，抗藥性極強，并有可能向全世界蔓延。目前，這一帶變種基因的超級病菌已經傳播到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國，在英國已經造成5例死亡。對此，西方國家有一種觀點認為，NDM-1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的可能性極高，必須加以密切關注。也有觀點認為不必太恐慌，現在還有一種抗生素能夠對付它。而且，汲取甲流恐慌的教訓，還有人指出，這可能又是一場新藥推銷的炒作。真相如何，由專家們去說，我們兼聽則明。這里要說的是超級病菌與抗生素的關系問題。
    病菌危害人類健康早已有之，它是奪去人類生命的主要殺手之一。自然界其實有很多天然的抗菌藥，例如中國人早就應用的板藍根，再如，鱷魚身上也有天然抗生素，使得它們幾乎不怕任何病菌。據統計，現在世界上已知的天然抗生素約有一萬種。當然，隨著西方文化的擴張導致物種的大量滅絕，這個數字不知還能保持多久。天然抗生素在西方文化看來是有缺陷的，一是不夠廣譜。病菌多種多樣，某種天然抗生素很難將所有病菌一掃而光。其次，天然抗菌藥有時候效果不是很明顯。第三，天然抗菌藥不便于大批量、標準化生產。因此，在西方商業文化主導下，天然抗菌素不太符合商品經濟的要求，難以實現像可口可樂一樣，讓全世界人分享同一個標準的商品。西方文化的商品經濟喜歡單一化、標準化，不喜歡多樣化、非標化。因為，后者不利于壟斷控制。
    上個世紀30年代，德國的一位化學家多馬克發現，一種叫做百浪多息的化學染料可以殺死鏈球菌。多馬克最初是搞化學染料研究的，這個偶然發現使他開始研究化學抗菌藥。有一次，多馬克年紀很小的女兒因手指受傷感染了鏈球菌，醫生都說無藥可救，只能等死。多馬克冒險讓女兒服用了百浪多息，結果挽救了女兒的生命。這也是百浪多息作為化學抗菌藥的第一例人體試驗。由于百浪多息此前已經申請了專利，多馬克的這項發現沒有及時公布。因為，百浪多息以前的專利是一項紅色染料專利，多馬克發現它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在成份上沒有變化，只是實用領域發生了變化。也許，多馬克擔心，如果就這樣公布的話，自己可能得不到專利。于是，多馬克又研究了很多年，終于研制出一種分子結構相似的化學合成物，成為現今磺胺類藥物起源。如今，磺胺類藥物品種很多，源頭都來自多馬克。有人指出，多馬克為了自己的專利，將一個有利于人類的研究成果拖了很多年才公布，致使這些年間，很多鏈球菌感染者死亡，而如果多馬克早公布的話，這些人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這種道義指責并沒有影響多馬克獲得西歷1939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但是，希特勒不允許他領獎，直到西歷1947年，他才領到了補發的獎金和獎狀。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英國微生物學弗萊明正在從事生物抗菌素的研究，也是一個偶然，他發現了盤尼西林，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青霉素。多馬克獲得諾貝爾獎那年，弗萊明將他的青霉素菌種提供給澳大利亞的弗洛里和錢恩。后二人經過大量實驗，終于找到了大量提取高純度青霉素的生產方法，制藥公司立即將青霉素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供受傷的士兵使用。西歷1945年，弗萊明、弗洛里、錢恩共同領取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
    從人工合成的化學和生物抗菌藥的誕生來說，它的出發點也沒必要指責，雖然其中有較大的賺錢動機。但是，盲目相信抗菌藥的結果，很快就產生了。以青霉素為例，最初它幾乎能100%地殺滅葡萄球菌，但是，30年后，這個數字降到了10%。這一結果在今天就是人們常說的抗藥性或耐藥性。病菌作為一種自然界的存在，與自然界的天然抗菌性，常常是一物降一物，很少有通殺的霸道狀況。這也是中藥藥方千變萬化，治病原理卻萬變不離其宗的原因。但是，人工合成的抗菌藥、抗生素出現后，其廣譜性必然遭到自然界病菌的反抗。這個道理就像人類社會一樣，如果某人要唯我獨尊，要殺死或奴役所有的人，必定要遭到強大的反抗，也必定不能得逞。也許能得逞一時，就像抗生素能有效幾十年一樣，但總歸要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競爭中被淘汰。
    所謂超級病菌并不是今天才有。當一種人工合成的抗菌藥、抗生素出現，它往往能在一段時間里有效，然后出現具有抗藥性的病菌，然后，人類再研究更厲害的抗菌藥、抗生素，然后，自然界再出現不怕你的病菌。每一個這樣的循環過程里出現的具有抗藥性的病菌，都可以叫做超級病菌。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因為它們并不是自然界的必然產物，而是在人類的人造壓力下，病菌為了生存而自身獲得的新能力。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人類企圖干擾、控制自然的非自然方式介入，自然界的病菌也不太可能這么快地經常變異，是人類刺激了它們的自我升級換代。所以，這次出現的NDM-1病菌，也被稱為新型病菌，并不是唯一的“超級病菌”。只不過，以前的超級病菌似乎已經被新的抗生素戰勝了。之所以這次英國科學家會比較急迫地呼吁，還有一個原因是，在病菌-抗生素這個“魔與道”的競爭中，現在日益顯示出，最終獲勝的可能是病菌，而不是抗生素。因為，新的耐藥性病菌出現越來越快，而新的抗生素出現則越來越難。反過來說，由于抗生素的濫用，致使具有更強大抗藥性病菌出現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快，科學或醫學研究已經氣喘吁吁地跟不上了。
    這次NDM-1新型病菌的出現，英國專家說，源頭在南亞印度地區，于是，有些人借機指出，像印度、中國這樣的“半落后”國家，以及其他非西方的落后國家，濫用抗生素現象極為普遍。這種論調似乎在說，都是你們這些無知的人濫用西方的好東西，才造成了超級病菌層出不窮的局面。這種論調很可惡，也很沒有道理。當今世界濫用抗生素的，并非落后國家的窮人、“無知者”，而是發達國家的動物。在發達國家的動物飼養場，包括牛、豬、雞，是抗生素最大的濫用領域。換句話說，食品生產的高度集中的工業化，使得一個現代人即便從來沒打過抗生素的針，沒吃過抗生素的藥，通過每天日常的肉食，已經大量間接服用了抗生素，或者已經把很多可能導致超級病菌的基因變異吃下肚子了。所以，在這件事上怪非西方國家“沒文化”，沒有道理。
    最后要說到轉基因的問題。超級病菌就是病菌在抗生素環境中發生基因變異。從抗生素與超級病菌的關系來看，自然界基因的變異能力是很強的。當人類制造了一個廣譜的、針對所有同一種基因的外來方式后，自然界的基因一定會做出抵抗的反應，沒有一種生命甘愿俯首帖耳地被滅種。對于病菌如此，對于轉基因作物同樣如此。我認為，自然界針對轉基因作物的自發抵抗會出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被轉基因的動植物之外。比方說，某種莊稼被轉了基因，使得蟲子不再吃它，結果是，一定會產生另一種不怕這一轉基因的蟲子再來吃它。對于除草劑也一樣，被轉了基因的莊稼可以抗除草劑，自然界也一定會產生不怕這一除草劑的作物。這兩種狀況事實上都已經出現了，例如轉基因棉花出現的新的害蟲，和抗農達莊稼地里出現的“超級雜草”。抵抗轉基因的第二個領域，應該是被轉了基因的動植物本身，也就是說，一個動植物自己正常的基因被人為地破壞，進入了一個外來的新東西，短期內可能看不出影響，長期來說，這種作物自身一定會出現抵抗外來基因的反應。目前，轉基因作物的這類抗轉基因性還沒有被廣泛重視，然而，作物自身必將出現的抗轉基因性，由于根本無法預料，而且是人類直接的食物，它的潛在危害更大。抗生素與超級病菌的關系應該讓我們懂得，不要迷信科學。對于抗生素如此，對于轉基因科技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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