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的五個特征論

中央黨校最近比較出名，先是宋惠昌教授對“懷舊”情緒的批判，接著是吳忠民教授對當前社會矛盾的五個特征表述。前者謬論種種，后者種種謬論，最終反應出中央黨校教授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與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修養和理念，如此黨校教授，雖然代表個人觀點，但處在培養中共高級干部的位置，宣揚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非社會主義價值觀，就太出人預料了。依靠諸如此類的教授，要想培養出真懂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高級干部，就太出人預料了。

中國的社會制度被現在的執政者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么這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生產力發展與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不相適應的矛盾為主嗎？這個似是而非的社會主要矛盾說，經過三十年的改開歷史，并沒有得到充分證明。倒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你死我活的斗爭，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所說的諸多矛盾，總而言之，不過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已。毋庸置疑的是，這種斗爭形式不再時隱時現，而是公開化，整個社會按照階級利益重新進行了組合和劃分。執政黨何去何從，的確到了再次選擇的關口了。

在吳忠民看來，社會成員的個體意識、財產意識、維權意識的覺醒應當歸功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和以人為本理念的擴散。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成為普遍現實感，人們開始關注現實的生活質量，不再高度關注禁欲主義，和過于理想化的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這里吳忠民僅僅說對了一半，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縱欲主義的確市場經濟體制和以人為本的功勞，這種理念的污染，使得中華民族再次陷入散沙一片的衰落之中。良好社會主義價值觀和道德觀，助人為樂的社會風尚喪失殆盡，扶危濟困成了高風險行為，我們的社會不得不面對老人摔倒之后無人敢上前扶助的尷尬局面。沒有說對的一半是，正如吳忠民的同事宋惠昌所說的“懷舊”情緒的蔓延，就是對吳忠民所謂摒棄禁欲主義和“烏托邦”理念的最好回擊。

看得出來，宋惠昌也好，吳忠民也罷，作為培養中共高級干部的中央黨校教授，價值觀取向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真不知道這樣的人培養出來的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價值觀取向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說出生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吳忠民對過去的歷史不甚了了，尚情有可原，但至少他的父母教育之責未能盡到。我看讓吳忠民這樣的教授到民間走一走，了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是如何思考這一問題的，免得人云亦云，信口雌黃。

人民關注民生問題，其實質是對政治訴求的一種客觀反映。把民生需求與政治訴求割裂開來，掩飾目前窘迫的社會現實，實在不是高明的手法。改革前的民生問題，不是貧富懸殊的問題，而是生產力發展尚未達到較為發達的原因，是國內外的種種壓力以及為國家工業化積累巨額資金的客觀需要造成的，也是人民群眾舍小家為國家奉獻精神的具體體現。盡管如此，國家財力優先安排解決民生問題，使得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問題得到良好的解決，使得農村水利、化肥、機械等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得到穩步提高，為日后經濟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前三十年的艱苦創業，幾代人做出的巨大犧牲，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是國家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沒有這些堅實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基礎作后盾，改革開放就是無水之源，無根之木，無米之炊。一個黨校教授如果連這一點也搞不清楚的話，還是閉口為好。

把干群關系之間的矛盾歸咎于民眾的法治意識比較淡漠，社會組織的發展比較滯后，現階段的法律制度建設還比較滯后，著實是亂彈琵琶。為什么過去的干群關系如同魚水關系，現在的干群關系形同陌路、對立關系？似與法律制度健全不健全沒有多大直接關系。戰爭年代，前三十年的法律制度比之現在多如牛毛的法律條文，相形見絀，絕對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為什么那個時候的干群關系親如魚水。吳忠民或許真搞不清楚，或許他心知肚明裝混蛋。既然在中央黨校混日子，建議狠下苦功把這個簡單的問題琢磨透，免得再說出此類的不著調來。

干群關系的惡化，在于官僚主義橫行，在于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于官員的腐敗變質。而人民群眾民主與法律意識的提高，正得益于毛澤東時代群眾運動的洗禮，與干部民主和法制意識的泯滅和官本位意識的暴露形成鮮明的對比。毛主席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卻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吳忠民把干群關系的惡化歸咎于民眾法治意識淡漠，是儒家“上智下愚”腐朽觀念的大暴露，也是他反人民的本質大暴露。在他看來，精英們才是英雄好漢，人民群眾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可怕的。

人民群眾有了問題找政府，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各級政府一以貫之的告誡，所謂的執政為民，群眾的事無小事，就是最好的說明。政府應該承擔起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事業責任，是義不容辭的。把教育、醫療、住房甚至養老產業化，才是把政府置于不仁不義之地的政策。政府決策者如果繼續執行這樣的混蛋政策，繼續被少數市場經濟傳教士所誤導，繼續拿民生問題當球踢，那么他們垮臺的日子就為期不遠了，人民揭竿而起的沖突隨時可以爆發。造反是死，忍耐也是死，與其窩囊去死，不如轟轟烈烈干出一番事業，奪回人民失去的社會主義大好江山。

吳忠民也是一位市場經濟擁躉者，反對國家對某些經濟行為進行干預。在他看來，政府在法理框架內難以有效、全面地解決民眾的多方面要求（不知所云），就不要橫加干涉，免得直接損害民眾的合理利益。這就讓人看不懂了，政府不加干預，民眾訴求得不到解決，才會損害民眾合理利益；如果加以干預，何來直接損害民眾合理利益的矛盾之說呢？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吳忠民前后的“民眾”含義是不同的。前一個提出訴求的“民眾”是指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后一個合理利益的“民眾”，應是少數既得利益的強勢人群，比如官僚資產階級，資本家群體。這樣一來，吳忠民的直接損害說，也就有了合理的出處。

在吳忠民看來，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他們難以對社會形成一種積極的認同。這是一句實話，這個民眾基礎就是工農階級，這個不認同的社會是指宋惠昌所說的“新制度”。按照宋惠昌的說法，工農階級應該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舊制度”的懷念和認同的群體。為什么呢？因為工農階級在改開過程中獲益少、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很容易卷入社會糾紛和沖突事件中。之所以會這樣，吳忠民找出兩個原因，其一，歸咎于人們缺乏的理性約束，缺乏應對社會問題的從容心態，缺乏從長計議，從而加重了社會矛盾的嚴重性。這下可好，群體事件，社會沖突，工人跳樓，農民工討薪，都與強者無關，都是弱勢群體之罪。看來吳忠明希望的是任憑資本家剝削，任憑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賣國，任憑貪官污吏橫行，任憑黑社會燒殺搶掠。工農大眾要克制，要有理性約束，要從長計議。不要造反，不要反抗，不要討個說法。由此看來，吳忠民已經與宋惠昌一樣淪落為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吹鼓手，成為工農階級的死敵。其二，歸咎于互聯網等先進信息傳播手段的擴散與放大作用。因為某些階級成員使用網絡或短信發表看法，承擔的風險和責任都很小，進而使得一些社會成員借題發揮，借機泄憤。歸咎于發表看法者缺乏理性，聽者看者同樣缺乏理性或者至少來不及分析。在吳忠民眼里，老百姓還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烏合之眾，根本就沒有發表自己看法的資格和權利，因為他們的看法總是缺乏理性，多是借題發揮、借機泄憤。只有精英們獨霸話語權才是理性的，只有精英們的觀點才是睿智的。

看了吳忠民大言不慚的謬論，讓人笑掉大牙。也看得出，由于互聯網的誕生，精英們話語壟斷地位的喪失，使得他們靠造謠蒙騙過活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之后的頹廢心態。由于人民群眾可以利用互聯網（雖然仍受到制約）可以毫不留情地揭露他們的丑惡嘴臉，不爭論的發明和“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取消失去了堵塞言路的效用，使得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也懷起舊來：要是沒有互聯網多好啊！

面對著中國現階段的階級矛盾，吳忠民搬出“維穩”理論詐唬人，希望人民群眾采取溫和的訴求方式，因為民眾大量的訴求必須通過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決。謝謝吳忠民的“善意”勸告，對于中國老百姓來說，只要還有一口飯吃，還有一寸棲身之地，還有一點生存之望，決不會輕易地進行反抗的。正是因為中國勞動群眾過于善良，才導致中華民族屢被外夷欺辱，才是長期被官僚豪紳剝削壓榨的緣故。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得益于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得益于擺脫了儒家學說的精神枷鎖。所以，毛澤東思想是勞苦大眾的指路明燈，是勞苦大眾的保護神。正因為如此，現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精英們急于清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他們對毛澤東思想恨之入骨。三十年來，他們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毛非毛浪潮，竭盡污蔑誹謗造謠惑眾之能事，利用攫取的輿論陣地和教育場所貶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把毛澤東說成十惡不赦的民族罪人，意欲徹底顛覆中國共產黨存在的政治基礎。然而，事與愿違，人民群眾經過三十年的比較鑒別，徹底認清了資改派們的嘴臉，幡然醒悟，不再被資改派們所欺騙，毛澤東熱一潮高過一潮，就是人民群眾懷念當家做主情緒蔓延的結果。今日之中國，經過毛澤東時代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已經厭惡了資改派的花言巧語。人民群眾知道，只有團結起來，才能迫使官方介入，使自己的合理訴求得到比較快的解決。只有團結起來，才能迫使資改派們不敢輕易地放棄社會主義的招牌，才能展開與資產階級殊死的搏斗，才有可能恢復社會主義道路，才能走上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幸福之路。斗爭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把自己的命運交到資產階級手里，永遠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吳忠民所說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兩難處境，歸根結底是所有制矛盾，這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在毛澤東時代，由于抓住了階級斗爭的主要矛盾，才使得生產力發展與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的矛盾突現出來。隨著生產力的全面提高，這樣的矛盾會逐步得到解決。華西村、南街村、劉莊村等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證。在他們那里，勞資關系是集體與個人的關系，剩余價值變成集體財富，并最終造福于廣大群眾，而不是中飽少數人私囊，勞資矛盾自然化解，又怎么會變成兩難問題呢。不解決所有制問題，社會財富（尤其是剩余價值）分配嚴重不公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就會成為社會痼疾，對所有政府來說，都是“兩難”問題。政府要么偏向無產階級，要么偏向資產階級，這是一種無法調和的階級矛盾。對資產階級寬容就是對無產階級的殘忍，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矛盾，不消滅人剝削人而且效率低下并引發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靠共決工資制就能實現調和嗎？癡人做夢！

總而言之，中國現實社會的主要矛盾仍是兩個階級的矛盾，仍是走社與走資的矛盾。這個根本矛盾得不到妥善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分配弊端無從解決，否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早就迎刃而解了。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在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不會停歇，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不會停歇，這種斗爭將隨著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加劇，并終將引發更大的社會沖突和社會變革，直至無產階級取得最后的勝利。

寫于2010年7月29日修改于30日

附文：

我國現階段社會矛盾演變新趨勢
 
時間:2010年07月26日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吳忠民 
 
 
　　我國是在一種比較特殊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這同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同。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條件使得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的演變呈現出明顯的新特征。

　　特征之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訴求

　　現階段，我國民眾對于基礎民生問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以及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擴散，導致了社會成員個體意識、財產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同時又使人們十分看重自身的經濟利益問題，于是造就了一種普遍的現實感，使社會成員注重現實的日常生活，注重現實生活的質量問題，而擯棄以往“禁欲主義”以及過于理想化的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但是，由于民生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于出現嚴重欠賬的情形。大量社會調查幾乎都一致地顯示出這樣一種情況：民眾關注的主要問題多集中在同民眾日常生活有直接關系的部位，如就業難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社會保障滯后、教育問題、住房問題等。一方面是對于基礎民生問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另一方面卻是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會矛盾必然會大量出現。相比之下，政治方面的訴求尚未引起民眾的足夠重視，相應的由政治訴求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不可能成為數量居多的社會矛盾。

　　特征之二：干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

　　從社會矛盾對應群體的角度來看，官民（干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這是由中國特定的社會轉型背景條件所決定的。一方面，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心理和行為的慣性依賴。應當承認，中國現階段的法律制度的建設還比較滯后，民眾的法治意識比較淡漠，而且社會組織的發展也比較滯后。在這樣的情形下，作為民眾傳統心理的一種延續或者是一種路徑依賴，民眾自然就會向政府表達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實際上，這是民眾對政府的一種錯位行為，即：該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該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對于民眾承擔了大量的、幾乎可以說是難以勝任的無限責任。本來，現代社會當中政府的合理定位應當是公共服務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政府推動型的，政府對于整個現代化進程起著其他國家和地區所沒有的巨大作用，對于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著力度較大的干預力。這些干預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時期不得已而為之，有的則是越過了公共利益的邊界成為一種有害的行為。既然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過度的依賴，依靠政府解決問題的期望值很高，同時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內難以有效、全面地解決民眾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當的干預力也會直接損害民眾的合理利益。在這樣的情形下，官民（干群）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凸顯。

　　特征之三：個案問題容易演化成整體化的矛盾

　　從社會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往往表現出一種連帶性的、迅速擴張的特征，即個案問題容易演化成整體化矛盾的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由于基本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因而使得為數不少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當中的一些成員產生積怨，難以對社會形成一種積極的認同。作為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中的成員，由于獲益少、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因而一些人作為當事人很容易被卷入社會糾紛和沖突事件當中。

　　其二，社會焦慮現象推波助瀾。在急劇轉型的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彌漫著一種焦慮不安的情緒和浮躁的社會風氣，使社會焦慮成為一個比較明顯的時代特征。社會焦慮使人們缺乏一種應對社會問題的從容心態，缺乏從長計議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的約束，那么人們相對來說就容易卷入某些自己本來或許所沒有料想的糾紛或沖突當中，從而加重了某些社會矛盾的嚴重性。

　　其三，互聯網等先進信息傳播手段的擴散與放大作用。近年來，中國的信息傳播手段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互聯網等先進信息傳播手段對社會矛盾的形成和擴散自然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先進信息傳播手段越來越普及的條件下，至少出現了兩種情形：一是關注某個社會矛盾的某些社會成員，使用網絡或短信發表看法。由于大量網絡帖子和短信采取匿名的方式發布，因而發表者所承擔的風險和責任都很小，進而使得一些社會成員借題發揮、借機宣泄，這樣，大量未經證實或認真分析的看法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就會紛紛出現。另一種情形是，越是激烈的言論，越容易引人注意，因而傳播的范圍就越廣。如果說看法發表者缺乏理性的話，那么聽者同樣也缺乏理性至少是來不及進行必要的分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社會矛盾很有可能會加重，個案問題易演化為整體化矛盾。

　　特征之四：訴求方式相對溫和

　　就現階段中國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訴求方式而言，仍然是以溫和的方式為主，激烈的利益訴求方式只是少見的現象。

　　其一，人心思定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共識。改革開放的發展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社會穩定是現代化進程得以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條件。如果沒有社會的穩定，那就意味著社會動蕩。這一點已經為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所廣泛認同，人心思定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顯然，在人心思定這樣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理背景下，民眾在表達利益訴求時，更容易傾向于以溫和的方式來進行。

　　其二，利益訴求一方行為方式的理性選擇。中國民眾是十分理性的，在考慮一些重要問題時，實現目的和成本付出是一件必須考慮的事情。受歷史傳統因素的影響，民眾當中的一部分成員仍然存在著“怕官”的心理，同時現實的狀況是，民眾大量的利益訴求必須通過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何一方面使自身的利益訴求得到了表達，而且通過某種壓力使問題的影響增大，讓政府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并認真介入來解決此事，另一方面又能夠小心翼翼躲開“違法”嫌疑，以不被界定為違法行為作為出發點，減小自身的風險，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便成為社會成員普遍考慮的問題。這樣，各種各樣溫和的利益訴求方式便成為當事人的現實選擇。

　　特征之五：解決社會矛盾的兩難境地

　　解決社會矛盾容易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即：在解決此種社會矛盾的同時，卻往往會加重了彼種社會矛盾。這在一些事關社會成員基本權利保護的政策和發展經濟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比如，勞動保護政策的落實同一些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之間有時會出現兩難的情形。勞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大勢所趨，但同時還要看到，勞動保護政策的落實，意味著企業要支付較之以往更多的成本。于是，勞動政策的充分落實同一些企業發展的后勁兩者之間有時會難以避免地出現此消彼長的情形。同時還要注意的是，現階段法治建設明顯滯后，各種各樣的潛規則以及無規則現象各有各的生存空間，這就使得人們在判斷或解決社會矛盾時往往缺乏一整套統一的標準。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社會矛盾的解決就難免會出現此起彼伏的狀況，從而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

　　特征之六：社會矛盾的演化空間大

　　從社會矛盾演化趨勢角度看，其生長空間很大。兩方面的數字足以說明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一是“上訪”數量居高不下，二是勞資糾紛的數量上升迅速。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要群體出現了某種弱勢化的趨向，同時精英群體卻出現了一種“利益結盟”的苗頭。這種社會不公現象甚至出現了代際傳遞的現象。就此而言，至少有三種現象對社會矛盾演化有著重要影響：一是勞資矛盾的顯性化；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三是許多社會成員對于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公正、不合理問題的“倒找”舉動。隨著法治的逐漸健全和社會成員法治意識的形成，許多社會成員有可能會對自身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問題進行追溯性的維權活動。這也會加重社會矛盾。

　　總之，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對于社會經濟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勢必產生某種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和實施相應對策時，既要考慮到應對措施的可行性，又要加大應對措施的力度。

　　（作者為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

　　■鏈接·數據與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人民內部矛盾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在劃定的十個群體類別中，有兩個群體被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一個是黨政干部，另一個是私營企業主，選擇百分比分別為59.2%和55.4%。而作為人數最多的農民和工人的選擇百分比則倒數第三位和倒數第二位，分別為3.4%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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