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為弱勢群體的部分工人是“命苦”？

淪為弱勢群體的部分工人是“命苦”？

郭春孚　　

一部分工人已經淪為弱勢群體，還有一部分工人在弱勢群體的邊緣掙扎，這一現象將在今后較長一個時間內成為社會熱點問題，并且隨著人們反思的深入會逐漸升溫。　　

對部分工人淪為弱勢群體的問題怎么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個人原因還是社會原因起主要作用？不少人認為他們是“命苦”，然而這“苦命”是誰造成的？難道真的不可改變嗎？　　

已經淪為弱勢群體的工人，主要有三類：　　

一類是在崗低收入的老工人。有的老工人雖然在企業改制中沒有下崗，但由于身體有病、年齡偏大、技能較差等原因，工資很低，獎金很少。在物價上漲、支出增加的社會格局下，如果家庭底子薄，發生變故，特別是有人生重病，購買商品房，孩子上大學或結婚，就會陷入困境，不僅沒有一點積蓄，而且還會負債累累。這種一無所有而債主逼債的日子，誰有本事過好？如果是一個老實人，不去騙、去偷、去搶，只能是度日如年，如在開水中熬煎。　　

西安華山廠已31年工齡的潘鴻強，自己揮刀砍脖結束了49歲的生命。他是一個不幸的男人，襁褓中母親就死了，和父親、哥哥相依為命，后來哥哥也煤氣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他也是一個失意的男人，因為貧窮，供不起孩子上學，妻子也離婚了。他經常給工友打電話說，連飯也吃不開了。他的遺產是：欠兩個工友的賬，一個300元，一個600元，共900元；信用卡欠款3000元；銀行房貸3萬元；一部欠費47元的三星手機；一張工資存折，里邊只剩下0.46元；還有寫給兒子的遺書上，父親的骨灰寄存證……　　

流著熱淚讀完了報道，并認真編輯轉發后，不由得陷入深思：盡管潘鴻強家底薄，腰有傷，又患糖尿病，干不動重活，但是已經31年工齡，每月僅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這合理嗎？人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潘鴻強曾經年輕過，是健康的人，為企業獻出了青春，做過貢獻。像他這樣的老工人不止一兩個，有人考慮過他們為企業創造的利潤、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嗎？　　

精英掛在口頭上的“切蛋糕論”是：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在切的時候多切一塊。現在的蛋糕的確比過去做得大多了，可這些老工人分到的蛋糕卻越來越小了。　　

“先富帶后富論”也徹底破產了。事實證明，“切蛋糕論”與“先富帶后富論”都是謬論，害慘中國人的還有“一胎論”。　　

這些人精英都是否定毛澤東、倡導私有化改革的“先驅”，如果毛澤東活著，會不會將他們下放到農村或工廠勞動？他們應該不應該像農民、工人一樣每年參加一段時間勞動？需要不需要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新思維”和“新理念”？　　

一類是下崗失業的老工人。在名目繁多的企業改制中，一部分工人被迫幾千元、幾萬元買斷工齡，沒有任何收入，沒有任何福利，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在貧困之中。在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這是國內國際公認的，但他們羨慕農民有地種，能解決溫飽。試想，一部分在崗的工人都無法生活，何況下崗失業的工人呢？　　

一名老工人說，50多歲的失業人員，大多數人是黨和國家晚婚晚育政策的第一批執行者，下崗失業后還承負著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重負。特別是支內工人，是從月工資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第四年28元、第五年32元，繼之多年之后的40多元，這樣走過來的。沒有太多收入，沒有太多積蓄。我們為年輕的共和國的建設和發展，奉獻了全部青春和整個中年，承受了幾乎全部的苦難和重負。過去，政府安排了我們最美好、最具有活力的青壯年時段；現在，我們這些有30多年工齡、50來歲的人，被當成包袱“甩”給了社會，一切無人管，我們的生活何其苦！需要你了，把你拉出來為國家建設作貢獻；不需要你了，就把你一腳踢開。讓人有“卸磨殺驢”之感！　　

我們數十年的努力、奮斗和積累，成就了今天的一批“達官貴人”和“社會精英”。失業人員的境況，還不如失地農民。失地農民交一萬多元即可領退休金。失業人員全靠自己存錢買社保、醫保，還得必需年滿60歲才能領。不少失業老人已是病魔纏身，也許不少人因生活太差，無錢看病，還活不到60歲。希望政府能關注我們這批中國最悲慘的弱勢群體之一。　　

這位老工人的話，道出了大部分下崗失業工人的真實生活境況和心聲。我的心靈為之震顫。據反映，還有一些老工人由于病重無錢醫治等原因自殺的。雖然一些人的富裕要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貧窮上，一些人的幸福要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上，是早已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但不具有天然合理性。這種不公平的社會是必須改變的，也是可以改變的，而且已經為社會實踐所證明。　　

還有一類是“自我分配”的大學生半失業工人。在畢業的大學生中，一部分依靠權力爸爸、權力媽媽或權錢交易進入了公務員隊伍，一部分進入了金融、保險、電力、石油、煤炭、房地產等國營企業，拿著高工資、高獎金，享受著高福利，工作穩定，社會地位優越，甚至年紀輕輕已經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只能服從權力和資本的支配，自謀職業和生路，在大陸的私營企業工作一段時間，肯定會被以各種莫明其妙的理由解聘；再去臺灣人在大陸辦的企業干一段時間，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仍然隨時面臨解雇的威脅……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也沒有固定的收入，處于半失業狀態，是“漂”著的打工者。而且這些大學生很難找到與所學專業對口的工作，幾乎是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其中“農村大學生”和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占多數，沒有家庭支持，買不起房子，找不下對象，被迫晚婚者日漸增多，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正在像地火一樣燃燒。　　

我發現，這一代人患上了時代病。自謀職業者患的是自卑癥，唯唯諾諾，缺少改革前青年人的自信、激情和活力，沒有主人翁的責任感，沒有理想，得過且過，以工作穩定和多賺點錢為最高目標。權力家庭的孩子患的是優越癥，既有花不完的錢，又有受用不盡的恭維、羨慕，頤指氣使，高談闊論，目中無人。富裕家庭的孩子患的是富貴病，又懶又饞，注重享樂，愛擺闊氣，自私貪婪，不思進取。這一代人將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發生明顯分化，一部分會在自省后奮起，追求公平正義，推動社會發生變革，另一部分則會在金錢腐蝕、燈紅酒綠、沉迷女色、貪圖玩樂中沉淪下去，成為“自我淘汰者”。中國的年輕人令人擔憂，中國的未來卻充滿希望。　　

這些“命苦”的工人，特別是成為“社會棄兒”的下崗失業工人，有一個共同的呼聲：讓我們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如果說工人是社會的領導力量，那么他們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地位。一位老工人說，國營企業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一和主導經濟力量。具有20多年、30來年工齡的老工人完全有資格說：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豐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中有我們的血汗，在共和國日益增長的國民財富總量中有我們的一份。我們這部分人是國家發展打基礎和改革開放初期的30多年，實行低工資、高積累政策的“受害者”。 在經濟發展、國家實力增強后，要反補我們工人。怎樣使這部分人能安度余生，應該是政府應盡的職責和義務。
　　正確對待這批畢生為國家奉獻的50多歲的老職工，正確對待這些漸入老境的50多歲的失業人員，應該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對待我們的今天，意味著對待后代的明天。讓今天的我們寒心痛心，對社會現實寒心痛心，是不是還要讓我們的后代寒心痛心，對明天寒心痛心？！　　

一個公正的社會，應該對為了國家發展做出犧牲，承受了改革的陣痛，代替時代而受難的下崗失業職工們，給予適當的回報。好比一艘因風暴而瀕于沉沒的輪船，為了保住大多數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貨物，然后，有一些同樣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統一安排，一個一個地跳進了驚濤駭浪之中。輪船負荷減輕了，因此沒有沉沒，大多數人的性命保住了。當風暴停歇之后，輪船拉響汽笛，直掛云帆濟滄海，開足馬力奔前程。這時候，那些在危急關頭跳下大海的人，僥幸還沒有被淹死，還在那里掙扎。船長、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們，如果都是些高尚的人，就應該懷著虔誠的敬意，立即地、毫不猶豫地把這些殉難者迎上船來，拿出衣物，獻上食物，還有尊重和感謝。　　

貧富差別拉大，是社會不安定的罪魁禍首。另一位老工人說，對此我深有感受。本人有時也想，不如去犯罪，然后坐牢，這樣一日三餐不愁。4050人員正是家庭的支柱，卻成為社會的棄兒。在人生的責任正處于最大的時侯，卻落得一無所有。我們也想活下去，活得體面，活得有尊嚴啊！人在沒辦法的時候，要么犯罪，要么自殺，這是逼得啊！　　

傾聽他們的聲音，我如坐針氈。而看到有的青年人情緒激動地發表“左”的言論，心中回響著盼望出事的呼聲，我簡直夜不能寐。如果我們培養了人才，卻不加以重用，何必要家庭和社會都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呢？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只是為了打造一批富翁嗎？　　

富翁永遠只能是少數，而低收入、下崗失業和半失業工人卻不是少數。　　

[附] 　　

西安49歲國企工人車間自殺  生前工資存折僅剩四角錢　　

核心提示：
　　在寫給兒子的遺書上，他羅列了自己欠別人的900元債務，“誰看見誰幫我解決”。
　　自稱“孤獨者”的潘鴻強，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齡的國有企業工人。他的遺物之一是一張工資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殺”死了潘鴻強？他的死是性格悲劇？還是在這個激流勇進、適者生存的社會中，中國傳統產業工人彷徨轉型的一個失敗案例？

　　49歲的潘鴻強一直有個心愿，好好買塊墓地，把父親的骨灰安葬了。
　　這個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終也沒有實現。6月10日清晨，潘鴻強死了。他用一把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寫給兒子的遺書上，他放下父親的骨灰寄存證，并在遺書中羅列了自己欠別人的900元債務，“誰看見誰幫我解決”。
　　自稱“孤獨者”的潘鴻強，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齡的國有企業工人。他的遺物之一是一張工資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死亡　　

6月9日晚6時左右，潘鴻強像往日一樣去上班。
　　走出西安東郊韓北村那間巷子最深處的民房，穿過約50米的巷子，拐兩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鐘，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華山廠大門口。
　　正值下班，工人們涌出廠門，三三兩兩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鴻強低著頭，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門口時，“老伙計”耿田剛的女兒喊了他一聲“伯伯”，他好像沒聽見，就過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剛在路上最后一次見到潘鴻強，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個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剛感覺潘鴻強這半年來變化很大，比以前沉悶，不太愛和人接觸。
　　夏天的傍晚很熱，潘鴻強穿過工廠的辦公區，到了后面的廠區。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這里出生、長大，頂父親班成為一名工人，已經31年。大約3年前開始，他的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間看守廠房。
　　這是一座大約三四個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廠房，有兩層樓高，里邊堆滿笨重的機器。他的任務是定時拿手電筒巡視車間。
　　廠里本來是安排兩個人值班，但為了多一天時間休息，兩人約定，隔一天上一次班，這也得到了車間的默許。所以，夜間值班其實只有一個人。
　　大部分時間，走在空蕩蕩的廠房，潘鴻強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機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會偶爾和衣在長凳上打個盹兒。
　　大約晚上10點，車間一位負責人還見到他。“放心，這里有我沒問題！”他說。
　　凌晨1點多，他接到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這個朋友有點口吃，他倆通話有十多分鐘，閑聊中，他沒有表現出異常。
　　公安機關調取的車間攝像頭顯示，出事前，他曾在車間里繞行好幾圈，行為反常。
　　慘烈的死亡隨即發生。幾分鐘后，他用一把機床刀揮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時許，最早來上班的工人發現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鴻強。死亡的時間被公安機關認定為清晨6時。
　　耿田剛是第一個接到電話趕往現場的人。“路上我還想，那么硬氣的一個人，不可能是自殺，說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傷的吧。”
　　前妻馮萍聞訊趕到潘鴻強租的房子，開門迎面看見床上放的報紙，上面放著兩張紙，那是他寫在工廠記錄上的“留言”。第一頁寫著他欠兩個工友的賬，一個300元，一個600元，共900元，還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還寫著：“誰看見誰幫我解決一下。”
　　有一頁專門寫給兒子：“從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別人，生活一定要有記（計）化（劃），別不多說，再見了，永別了。”落款“孤獨者潘鴻強”，時間是2010年6月3日，距離他死前一星期。
　　遺書上壓著一個黑色的小證件，那是潘鴻強父親的骨灰寄存證。
　　“看到這個骨灰證，我就啥都明白了！”馮萍說，潘鴻強的父親1996年車禍去世，因為當時手頭緊，沒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殯儀館。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給父親買個墓地。
　　“這現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買兩個墓地，把他們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紅腫的馮萍說。

　　僅剩四角六分錢

　　馮萍本已忍住眼淚，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時，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兒子考上了大學時“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兩個男人中間，兒子高大帥氣，潘鴻強也很精神。他從年輕時就那樣，兩道很濃的劍眉。40多歲了，拾掇拾掇，“還蠻帥”。
　　“瞧這張照片，兒子太像他爸了。”她說，那是另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鴻強，留著80年代的大背頭，尖領白襯衫，濃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經的青春。
　　他們在1985年相識，結婚。她家境優裕，而他是窮小子，從小沒有娘，也沒有兄弟姐妹，就和當工人的老父親相依為命。或許是同情，或許是緣分，她不顧家里反對，和他好了。
　　結婚兩年，他們有了兒子，從小平房搬到了簡易樓房，但日子一直過得緊巴。作為工廠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資一直很低。這么多年過來，到2010年，他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緊，錢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籮筐。兩個人也常常說不到一塊兒去。“他是老工廠工人的樣子，你能感覺到他老是縮著，縮著。”
　　2004年，他倆協議離了婚。離了，可她也沒有離開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終下決心離開了那個家”。“離婚最主要是為了兒子！他工資太低了。離了我可以辦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讓姥爺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學咋辦？”女人說到這里，哭得更傷心。
　　兒子是軍校委培生，一年學費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爺姥姥出。離了婚的馮萍辦了低保，在外邊打零工，有時兼兩份工，推銷東西，在網吧幫忙，一個月收入有兩三千元，比他強。有時，他手頭實在沒錢，她就給他一兩百元。
　　最后一次見面，他在電話里說：“萍，我沒錢了，借你200元。等發工資還。”她說：“你用唄！還借啥呀。”他們在附近一個酒店門口碰面。拿了錢，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馮萍生日，他們在電話里說好要和兒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鴻強死了。
　　死去的潘鴻強身無分文。留下的遺物除了鑰匙、手電筒，就是一部欠費47元的三星手機。馮萍充上電，交了話費，“作為永久的紀念”。
　　能作為紀念的，還有一張工資存折，里邊只剩下0.46元。
　　工齡31年的潘鴻強，每月發到手的工資是600元，由廠里發現金，然后，車間再給這個存折上補發250元。
　　這張2009年12月9日新換的存折顯示，從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資，潘鴻強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發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發了250元，當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鴻強死后半個月，車間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資。只是這次，他沒有再等到發工資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撐不住了。”耿田剛說。
　　在耿田剛的記憶里，十幾年前的潘鴻強也有快樂的日子。那時，他沒離婚，周圍的人，又和他一樣——差不多的窮。除了自己的工資，還有父親的退休金，日子還過得去。
　　2000年，華山廠開始有數百工人下崗，到2005年，前后有幾千人下崗。潘鴻強所在的車間因工種特殊，下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來。可在耿田剛看來，沒有下崗的潘鴻強算不上幸運。
　　他們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車間工人的耿田剛和妻子相繼下崗。為了生活，耿田剛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騰了幾年，漸漸有了起色。如今，他們雖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在工廠上班相比，已經強多了”。大約一個月前，耿田剛裝修好了新房。雖然還背著一點債，但生活不會受影響。
　　而潘鴻強依舊圍著機器轉著。
　　大約三四年前，車間開始實行計件工資，潘鴻強腰有傷，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動活。別人能出100多個活，他最多出60個。有幾個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資。最后，還是朋友托人說話，車間照顧他，才有了這個輕松點的“值班”崗位。所有工資加起來，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舊為錢發愁。在耿田剛的印象里，這幾年，潘鴻強的日子越來越拮據。“我常接到他的電話，說沒飯吃了。有時叫他到家里來吃，有時給他點錢，有時一二百，有時二三百元。作為朋友，哪個月我不給他買兩條煙！”
　　潘鴻強平時抽4元錢一包的“延安”。每個月發了工資，先買米面油，再買兩條煙。可到月底，往往就“彈盡糧絕”了。
　　耿田剛認為這個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腳的人。“實在是工資低，用錢的窟窿也太多了。別人有家，兩個人撐著。他一個人，也沒有兄弟姐妹。連個‘混飯’的地方也沒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貸，確實困難！”他說。
　　潘鴻強所在的車間有互助工會。近一年多來，幾乎每個月，他都要向工會借款一二百元。
　　潘鴻強也想過改變，謀劃著“干點啥”。可干啥呢？他沒本錢，也沒有親戚朋友可借。何況，圍著機器轉了30多年的他，又會干啥呢？
　　“現在這時代啊，有智吃智，無智吃力，可他啥都沒有。再說，在工廠呆那么長時間，人的腦子都木了。他也想去應聘，但以他的年齡、身體，出去也就是給人看個門。”耿田剛說。
　　這個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終日子越過越拮據。“據我所知，他常常是饑一頓，飽一頓。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蕩蕩的，啥都沒有。”耿田剛說。
　　而他又好面子，紅白喜事，別人要掏200元，他咬咬牙，也要掏。“他愛充大頭”，工友的妻子這樣說。
　　而在朋友眼中，潘鴻強是個重感情、講義氣的人。“他心性強，在人跟前從不示弱。誰想在他跟前說風涼話，沒門！”耿田剛說，雖然潘鴻強對人很和氣，脾氣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這個在朋友眼中“很硬氣”的男人，平時的愛好是喝點酒。
　　今年春節，他們兩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鴨。那次他看起來還算高興。“多年沒見他開心了！其實有啥開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車。去年，要分房了，本來是高興的事，對他，倒成了災難，買了一屁股債。”耿田剛嘆息著。 　　

    沉重的房子

　　在親人和朋友的眼中，壓垮潘鴻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結婚后，潘鴻強一直住在一個叫新立村的廠區宿舍。那是個大雜院，住了大約100多戶人家，幾乎都是車間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親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長大，周圍都是老鄰居、窮朋友，常常人們下班回來，在門口一站，就能聊半個小時。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鴻強最愿意去的地方。雖然近兩年廠里要拆遷，老鄰居們都搬走了，可他還是常常拐彎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廠住房改革。廠里在旁邊的車間騰出一塊地方蓋福利房。這些一輩子住平房、簡易樓房的工人們，也可以住商品房了。“雖然是好事，可沒有幾家不愁的。家里都緊，要買房都差錢啊！”馮萍說。
　　夫婦倆交了房子的4萬元首付款。馮萍說，家里沒積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銀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鑰匙時，實際面積90多平方米，比當初登記的大點，又補交了4000多元。
　　2009年初，要拆遷了，廠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鴻強在附近的韓北村租了一間約25平方米的民房。
　　等新房裝修時，潘鴻強發現自己根本無能為力。他沒和馮萍商量，就和工友換了房子，把90多平方米換成了70多平方米，人家給他補了1萬元。他又借了些錢，開始裝修。
　　馮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裝修這個房子的。他自己設計，臥室鋪成復合木地板，客廳鋪瓷磚。這畢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房子。可裝修太花錢，常常就沒錢了，停停裝裝，一直到去年5月裝好，花了約6萬元。此時，潘鴻強已經是負債累累。“不知道這段時間他是怎么過的。”等馮萍知道時，潘鴻強已經把房子賣給了同事。70多平方米的房子，連房子帶裝修，總共賣了16萬元。“知道房子賣掉了，我心都涼了。”馮萍說，可想著那么多債務逼著他，也實在是沒辦法啊！
　　賣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裝修款還了，加上還了一些債，填了其他一些“窟窿”。馮萍說，最終，他只是“原吃原，打了個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還有3萬元的銀行房貸。
　　他又住進了租來的房子。賣房的事一直也沒給別人說。
　　這個“人生的失敗者”，最終沒有為兒子，也沒有為因貧窮離開的妻子，實現曾經的承諾。他最終沒有擁有這套讓他付出了心血和夢想的房子。　　

    “翻不過身來”

　　傍晚，78歲的蘇玉芳在幸福小區的垃圾桶里翻揀瓶子。
　　說起潘鴻強，老太太就抹眼淚。“給他多燒點紙，在這邊（活著時）難場，在那邊不要也難場。”她拉著馮萍的手，絮叨著。
　　老人是華山廠的老職工，退休了。兒子呂洪生和潘鴻強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鄰居。潘鴻強活著時，有事沒事也愛來他家轉。他們都知道彼此的“難場”。
　　2001年，呂洪生也下崗了，妻子也離了婚。19歲的兒子因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癥，每月都要吃藥，一犯病就砸人家車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著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還有孫子一個月290元的低保過日子。
　　幸福小區磚混結構的房子，一平方米998元。這看起來已經極低的房價，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小的數字。事實上，相當多的普通工人家庭，為買房子都背了債。呂洪生家這套6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是向姐妹們借錢買下來的。沒錢裝修，水泥地抹了抹，墻自己刷了刷，就搬進來了。
　　下崗后，呂洪生在外打零工，這么幾年，也沒有折騰出樣子。“我一個大男人，出門臉上都火辣辣的。”他說。
　　不過對潘鴻強的死，他表示想不通。“這不，孩子就要大學畢業了，日子也會慢慢好起來啊！”
　　“他為什么要走這樣的路？”記者問。
　　“他老是有一種翻不了身的感覺。老覺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別人低。”馮萍說。
　　“他一個人孤獨，又不愿示弱。”這是耿田剛的答案。
　　不過耿田剛也認為，潘鴻強的處境并不是特例。其實在他們工廠，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買點面或饅頭，隨便吃點。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幫忙，完了請大家吃飯，上兩個好菜，幾下子全沒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剛說。
　　他舉例說明工人們的窘況：前年，院子里的“石頭哥”和幾個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撿，犯腦溢血，送到醫院去，在場的三個人掏遍全身就湊出了12元錢。人最終沒有救過來。

　　“孤獨者”的苦果
　　一直到父親死了，兒子潘琦才覺得自己對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親遺物時，他對媽媽說：“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費都比爸爸一個月的工資高。”
　　這個23歲的年輕人，今年夏天剛從大學畢業。從小，他跟隨姥姥姥爺長大。上大學后，每個月姥爺要給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費。
　　“那邊消費高，兒子個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馮萍說。多年來，她苦心經營，努力為兒子制造著一個相對舒適的環境。“如果靠我們兩人，壓根不可能供孩子上這個大學啊！”
　　上大學后，每次放假回來，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這半年，他回西安實習，父子倆交流比較多一些。潘琦說，兩人在一起，爸爸平時不會講自己的工作，或許他覺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門，有啥可講的呢。兒子就給他講學校的事情，“啥都講”。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見不到陽光的角落”。但這并不妨礙父子倆享受他們的生活樂趣。
　　“爸爸做啥飯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搟面，搟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個頭，高大帥氣。他知道，爸爸是以他為驕傲的。他也知道，別人曾調侃爸爸：“就你那點工資，連雙鞋都給娃買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爺吃完飯，去找爸爸。爸爸在車間值班，跑出來兩個小時，爺倆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幾年了，冬天披個軍大衣，揣兩個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歡用礦泉水凍一瓶冰，帶著去上班。”這是兒子對父親的記憶。
　　他知道爸爸沒錢，從不向爸爸要錢。潘鴻強呢，每次吃完飯要去上班，總是要塞給兒子一點錢，一般都是五十，還有二三十的，兒子懂事，有時就給他留下了。
　　“我特別難受的是，他老是一個人上夜班，廠房那么大，他一個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說。
　　遺書上的“孤獨者”幾個字，讓馮萍想起來就難過。她覺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親就死了，和父親哥哥相依為命，后來哥哥也煤氣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這個49歲的失意男人，一生沒到別的地方去過。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時，回了兩次河南。
　　在他死后，馮萍和兒子去與廠里交涉。廠里表示，按照相關法規，潘鴻強的自殺和廠里并沒有關系，廠里只能給3000元的喪葬費。廠里同時“糾正”了他一個月只有850元工資的說法，說這些工資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鴻強還有半年獎和年終獎等。但馮萍算了一筆賬，即使這樣，他每月拿到的工資也不過1000元錢左右。
　　廠方并不認為是工資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說工資還行吧。我們還有環衛工人，一個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車間負責人說。
　　7月23日，廠方給出了最后的處理結果：給付潘琦撫慰金3萬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實我只是想弄明白，壓垮我父親的究竟是什么。”這個在父親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輕人說。　　

（來源：華商網-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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