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杯話中國的體育
第十九屆世界杯結束了,西班牙贏了,贏得很真切,贏得很實惠,西班牙應該贏,贏得無可非議。技藝超群,大牌球星多,球玩得很真、很細,控球時間長,有效射門多。
庸人是崇尚體育的,提起體育可以說是精神振奮。記憶猶新的是小時候啟蒙老師帶給我的第一個禮物就是一個小排球。小學時全公社舉行體育比賽,庸人拿了個全公社200米賽跑第一名,跳高第二名,鉛球第五名,為學校爭了名譽,令老師滿意,至今還引以為榮、時常津津樂道。中小學課外主要活動是在勞動和體育中度過的,乃至今日體質感覺不錯就是得益于那時候的鍛煉。我的體育成績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優”,從小學到大學都是班級籃球隊員(那時基本造不了假),青年時期還在縣級籃球賽中當過指導。記得在師專念書時立定跳遠成績是2·60米,在全校也算是過得去的成績。有一次上體育課是,50多歲的大個子體育老師對我說:你們班體育不行,我當場就演示——飛身跳了一次鞍馬,他馬上改口說“你們班就幾個人行”。其實,由于從小在農村學校讀書,體育設施并不好,在那以前還從未跳過鞍馬,但是憑著感覺第一跳就“行”。
如今長了年紀,已經將體育活動置之腦后,不過時常還是體育的“看客”,什么體育活動都看,夸一個海口:曾跟人說籃球能看懂百分之八九十,足球能看懂百分之六七十,其它的也略知一二,可這么說吧,體育對我來說還不是一個門外漢。
我崇尚體育,尤其崇尚“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或者叫做“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但這不等于我盲目反對競技體育,對于競技體育,也以為這樣的大國應該搞好,給國人以榮譽、尊嚴。像那足球,老爺子說:要從娃娃抓起,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還得深思怎么抓,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看破紅塵。靠應試教育是抓不好的,靠在那幾個公子王孫身上投入也是抓不好的,要從“全面發展”抓起,從基層抓起,從普及抓起,要從犄角旮旯里抓起。庸人曾有個幼稚的想法,新疆、內蒙人祖宗八代都過著游牧生活,身體內質極好,強悍高大,那就揚其長,避其短,充分發揮他們的天賦,從娃娃起就給他們撥一些錢,建一些體育設施,發幾個足球、籃球讓他們玩,像馬拉多納那樣從小就有足球玩,像科比那樣幼時就有籃球打,免得都來擠“數理化”的獨木橋,想當科學家,或者一定要出國留學發展,賺大錢,鯉魚跳龍門,一定要成龍成鳳。以此類行到西藏,再推廣到整個北方,還可以推廣到南方,這樣說不準還能玩出幾個足球、籃球明星。13億多人,按什么比例出多個馬拉多納、科比、詹姆斯都是有可能的,也能在世界杯里和人家平等地玩玩,自己也可以開個NBA,讓我們的夢想成真。想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亞洲稱雄的足球,往往神色黯然。
那籃球,什么“23(詹姆斯)對24(科比)”(騎士和湖人最后總決賽)?我總覺得牽強附會、沒有識破其機關,那“24”是個整體,那“23”一木獨秀,一旦“風必摧之”,就無戲可唱了。凱爾特人還可以,因為它團結一致,擰成一股繩,依靠集體的力量取勝,庸人一直看好,直至最后,我還不能分出個誰勝誰負?但教練有問題,第七場在第三節領先那么多,還想繼續擴大優勢。豈不知自己的老隊員透支體力是很危險的,應該換上替補,頂住一陣子,發揮自己的優勢替補與湖人隊較勁,咬住它,讓老隊員歇歇氣,回回神,再做最后一搏,要是那樣就不會有最后的進攻無章法、無著落,回天乏力了,稱雄奪冠的幾率就大得多。隆多貪功,想當MVP,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優勢時二打一不傳球,錯失了自己“一鼓作氣”,讓湖人隊“再而衰,三而竭”,以致自己后來手忙腳亂,進而無功,退而無耐力。中國的籃球,進至中國的體育事業也要以集體的協作來取勝,發揚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精誠團結、合作,發揚社會主義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我國的競技體育就有優勢,就有可能邁大步,上新臺階。
前些年曾多次與同仁調侃說——“火箭隊就是中國隊”,借以嘩眾取寵,博得開心,往往一呼百應。但又恨鐵不成鋼,況且“成鋼”了又能怎么樣呢?火箭隊畢竟是美國休斯頓的一個籃球隊,中國只有一個姚明在里面,而且難見天日,中國人有必要全民關注,都去吶喊助威、歡呼雀躍嗎?而且不遺余力,不惜傾家蕩產,怕是忘了自己是誰了吧!發展了三十多年,中國藍球還不是當年穆鐵柱那個水平嗎!不長進,要檢查方法,今天中國的足球、籃球花的錢不知道是過去的幾十倍,幾百倍……就像“三公消費”那樣——仔賣爺田心不痛,但成績還是等于一倍,甚至遜色倒退,讓人民失望,讓納稅人寒心。以此類推到中國的體育事業,還是要在貫徹執行“全民健身運動”上多做文章,以人力、物力、財力“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才是中國的體育正道,才是真正的體育精髓、真諦,讓有限的財力要花在實處、用在刀刃上。況且中國是個還有2億貧困人口的大國,就拿國人都以為富得流油的廣東省還有那么多貧困人口。廣東省委最近在抓扶貧工作,竊以為是個不錯的主意,畢竟溫飽比金牌重要得多,關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關注大牌明星明智的多。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人在試圖論證“為人民服務”是蔣介石首先提出來的,庸人沒能力論證是誰第一個提出來的,或許中國古代許多帝王就有這種思想,像三皇五帝什么的,劉邦、李世民、朱元璋、玄燁什么的都有這種思想,或許古代什么的政治家也有這種思想,像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像諸葛亮的治國理念,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意識,孫中山的民生方略,骨子里都透著“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只是那時候他們沒有創造“為人民服務”這個字眼,準確創造出“為人民服務”這個詞應該是毛澤東。不管是誰首先提出來的,但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為人民服務”是真理,是老百姓真心擁護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而其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最接近“絕對真理”,是目前能找到的真理“極點”。
有人以為改革一改就靈,改革是包醫百病的良藥,甚至要有以“改革出現的問題,要以改革方式解決”,顯得有些天真,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例證最為典型就是那足球,什么“俱樂部制”改革,什么市場化改革——商業化運營,當時的理由擲地有聲——一改就靈,結果摸著石頭過河到現在竟然找不到河岸了。
主流媒體也在隨大流,在推波助瀾。從央視到省、市電視臺等各大媒體,從中央到地方哪一級媒體不是唱紅體育明星和體育比賽。地方各級電視臺,哪一級沒有體育頻道,至少也有多個體育電視節目和摻雜著各種體育報道。似乎什么都可以缺,唯獨不能缺了體育,缺了體育報道的市場經濟就要地震,體育的各類報道幾乎成了人們的最基本的精神食糧。著了魔似地,各種報刊雜志大抵如此,央視更是表現突出。圖其所好,除了5頻道這個專業體育頻道外,其他頻道也有固定電視節目或摻雜各種體育報道,有時隨時隨地進行體育插播,失后必補。那擁有8億農民,兩億農民工的7頻道卻是和軍事節目合播的,寒磣得很,到了晚上十一二點就修身養性去了,只有其他頻道還在熱鬧非凡。以一斑窺見全豹,三農問題在這些頻道里就已經見出分曉,就能分出輕重緩急了,無需中央一個接一個的發一號文件。農村生活條件那么差,臟兮兮的不衛生,農民又是大老粗占多數,都什么世道了?現在人追求高層次消費,什么歌廳卡拉OK,什么小蜜二奶五星級賓館,還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還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沒事找事要去挖無人問津的農村題材,那得留多少血汗,吃多少苦頭?又累又臟的。人家拿國家人民的錢搞的是市場經濟,市場是導向,優化資源配置,哪里有錢賺就投向哪里,哪里對自己有利就百媚一笑,哪里能跟風就走向哪里,這就是市場法則,這就是商業化運作。
對于大牌明星和大腕明星的名字,庸人總是記不牢,記不住。或許是天性使然,或許就是覺得那不是太重要、不想記,甚至聯想到那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有人提出青少年少關心國家大事,少關心政治,認為那不正常,引起“大人們”反感,如鯁在喉,奪目刺眼。應該多關心學習“X+Y”,或者關心其他什么的都行,唯獨政治、國家大事著力應該是大人們關心的,與青少年無關。大人們關心政治本是無可厚非的,無奈那些大人們并沒有把國家大事、中國人民的政治關心好,吃子孫的飯,欠下債務需要子孫后代可持續的償還。事實證明了單靠大人們關心是很不夠的,這就未免顯得有些短視,實用主義什么的。這道青少年關心政治的門閘被關上以后,加上誘導,讓當時的青少年熱情銳減,都掉轉由頭,關心起其它什么的大事了,譬如說歌星,電影明星,各類球星,甚至賭徒、妓星。在體育上,特別賣力是在籃球、足球上,粉絲眾多,非常了得,迷度極深,可以無視國家法規,置自己于度外,不惜一切代價,把星捧得炙手可熱。冷靜地想一想就覺得有些冤枉,那眾星都是外國的居多,就算不是外國的,也是港澳臺的,我們花去“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神力得不償失,老百姓花錢沒有得到實惠。當然如果你要從“接軌”處、“普世價值”觀上去理解也未嘗不可,人各有志嗎。
中國的競技體育大多是跟在別人后面玩,沒有多少自己的價值觀輸出,原創的少,就是那蹴鞠你也不能把它說成就是足球,武術在奧運會這樣的國際大賽也還基本沒有登壇。既然是跟在別人后面玩,人家不熱情、不高興,你是不是考慮少玩一點人家的,多玩玩自己的?還可以自己創新去玩,或許能弄出個國際新聞,國際玩法,也省得以熱臉去貼著人家的冷屁股。
中國有自己的體育精神,“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都是至善至臻體育精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為什么“商業化運作”,“競技體育”就要至上,而且幾乎獨霸了天下,不是有中國的國情么,這國情決定了中國體育該走什么路?也應該有中國特色吧。
愚以為中國體育應該悶聲地“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張夷 20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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