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個周有光的發言貼。
周有光：“新加坡大學邀請我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大學規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閑下來，我和一位英國教授到公園散步聊天，我問他，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跡，你是什么看法？英國教授告訴我，世界上沒有奇跡，只有常規。什么叫常規呢？按照國際先進的先例來做，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國家要是民主的，要是開放的，有這個條件就可以得到國際幫助。新加坡本來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后來被趕了出來，李光耀大哭，我們又小又窮，又沒有人才，又沒有資源，怎么建立國家呢？后來召集國際會議，說建設一個新國家很簡單，沒有就請求幫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開放，很短時間就“起飛”了，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說“大國崛起”，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國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2）新加坡是民主國家？政治權力父離子繼，全國最有實的企業均出自李氏家族，新加坡不是一個國家，只能稱是一個氏族部落。如果不是因為地處馬六甲要沖，美國會扶它嗎？離美國更近的一個民主國家--海地，搞選舉已經無數年了，現在還是餓孚遍地，要中國在內的各國軍警去維持秩序。怎么不見到國際社會把它扶“起飛”了。
3）那位英國朋友說“新加坡是常規”，意思是符合大國利益的小國，會得到一些獎賞是“常規”。怎么學富五車的周有光先生沒聽明白人家話中有話？一個勁地憑臆想，以為貼上民主標簽就能來錢，就能起飛，從英國到美國，只有創新才能起飛，模仿“先例”的國家，沒有一個是能當上世界老大的，只能是“小國崛起”，新加坡的確就是典型，能崛成啥樣！模仿“普世”就能有奇跡，連英國人也不信，但周先生就總惦記著。。。
周有光:2大新聞說明中國落后驚人 沒有經濟奇跡
周有光：沒有奇跡只有常規
105歲的周有光老人對富士康和悟本堂事件感慨萬千，在他看來，中國現階段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很低，不存在“中國奇跡”；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只有靠走民主化道路才能解決；中國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
【《財經》記者 馬國川】“最近兩大新聞，一個是富士康的新聞，一個是悟本堂，說明中國落后是驚人的，我們的現代化沒法說”。
這話出自一位105歲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他主持編制的國際通用的“漢語拼音方案”澤被億萬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在銀行供職二十多年，和幾個著名經濟學家在上海主辦刊物《經濟周報》，還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從事語言文字研究。這讓他逃脫了兩年后的一場劫難。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上海經濟學界幾乎全軍覆沒，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自殺，周有光的一個學生王世璋也自殺了。
雖然離開經濟學界半個多世紀，但周有光老人對現實問題依然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在他看來，不存在“中國奇跡”，“沒有奇跡，只有常規”，“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p>
《財經》：近年來，您提出社會發展的三大規律：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從神權到君權再到民權；文化，從神學到玄學再到科學。在您看來，現階段的中國經濟處于什么階段呢？
周有光：在經濟方面，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同時進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國的工業化是廉價勞動和外包經濟，這是低水平的工業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工人一個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幾百塊錢，生活都不夠，工會不能保護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國工業發展史，富士康這樣的企業跟英國最落后時代的血汗工廠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們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羅斯福講四大自由，現在我們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網絡自由。
網絡自由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國還沒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來“四大自由”都沒有，第五大更談不上。全球化時代是透明化的，反對透明化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蘇聯經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們難道害怕透明嗎？
《財經》：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這兩年不斷有人鼓吹“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榜樣。您怎么評價所謂的“中國模式”呢？
周有光：據我看到的資料，關于“中國模式”國內外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中國模式。中國原來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后來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于是經濟就發展了。還有人想模仿我們，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種講法，認為美國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國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國的模式起來了，大國崛起嘛。這種說法鼓吹說，將來世界中國模式代替美國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個國家學習我們？沒有。所以我想這不是真的。
中國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經很滿意了。外國人研究中國的社會，認為中國已經發展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簡單來講，就是“半封建半資本”，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發展經濟。
《財經》：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夠發展經濟？
周有光：可以發展經濟。歸納起來，有幾種社會轉型的現象是相似的。第一種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四大財閥壟斷了日本的資源。第二種是蘇聯瓦解以后的俄羅斯，今天俄羅斯的大資本家都是蘇聯原來的官員。第三種是中國，叫做“翻牌公司”，“公營”一翻牌就變成“私營”了。第四種是印尼，蘇哈托上臺以后經濟發展了，搞的是“裙帶資本主義”。國外研究認為，這四種轉型是同一個模型，都是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很難逃過。
《財經》：當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分化嚴重，有人說中國有墮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周有光：國內外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國不是有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而是已經進入權貴資本主義時代。權貴資本主義跟印尼的裙帶資本主義、日本明治維新四大財閥是同一個類型，跟蘇聯官僚搖身變為大資本家是一個模式。俄羅斯學者寫了很多文章，可惜我們很少能夠看到。
《財經》：那么，權貴資本主義問題怎么解決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決的。專制，有野蠻專制，也有開明專制，走開明專制也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本來蘇聯是一個集權模式，中國是學蘇聯的，許多國家學蘇聯的。學蘇聯最厲害的一個高潮，一共有40個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今天還有幾個呀？說明蘇聯這個模式失敗了。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國的社會結構水平還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談話，他說，中國是在起來，是在發展，也發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國，至少要30年，而且這30年美國不是站著不動的。中國是在發展，但是太樂觀不行。我覺得李光耀講得對。
《財經》：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曲折，教訓多多。您認為有哪些教訓值得汲?。磕硐胫械默F代化中國是什么樣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向蘇聯“一邊倒”，蘇聯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嗎？
我理想的中國的未來是什么呢？我想，很簡單，我們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走這條道路，中國會發展；離開這條道路，中國受災難。沒有第二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可走。
《財經》：這些年出現的新情況，有些人覺得中國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來，好像我們發展經濟的方式還挺管用，我們不是創造“中國奇跡”了嗎？
周有光：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外國朋友開玩笑說，你們不是參加WTO了，有幾個WTO？改革開放以后，新加坡大學邀請我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大學規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閑下來，我和一位英國教授到公園散步聊天，我問他，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跡，你是什么看法？英國教授告訴我，世界上沒有奇跡，只有常規。什么叫常規呢？按照國際先進的先例來做，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國家要是民主的，要是開放的，有這個條件就可以得到國際幫助。新加坡本來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后來被趕了出來，李光耀大哭，我們又小又窮，又沒有人才，又沒有資源，怎么建立國家呢？后來召集國際會議，說建設一個新國家很簡單，沒有就請求幫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開放，很短時間就“起飛”了，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說“大國崛起”，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國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從經濟學上講，不存在“中國奇跡”。沒有奇跡，只有常規。”■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研究員張森根先生為本次采訪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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