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中央黨校能按校訓辦校——慶祝黨的生日
明天是中國共產黨89歲生日，想寫篇東西慶祝一下。既然祝壽就該帶些禮品，想來想去，覺得提醒一下共產黨的中央黨校今后能夠按門口寫的校訓——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來辦校比較合適。如果中央黨校真的能改改這些年脫離實事求是原則的毛病，貧道也算盡一個普通黨員的職責了。
1941年冬，毛澤東同志為中央黨校（當時為馬列學院）題詞——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至今仍是中央黨校的校訓，鐫刻在中央黨校大門口影壁墻上。實事求是也一直成為中國共產黨做事的原則。
但是，這些年來，貧道看到，在很多中央黨校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基本放棄了這個校訓，沒有按照實事求是辦事。他們有時候在校刊上杜撰數字，有時候發表一些斷章取義的評論，有時候不顧事實武斷做結論。在貧道看來，中央黨校起碼在學風上已經不是實事求是的代表，而是胡編亂造、崇尚空談的代表（毛澤東當時題字還有“不尚空談”四個字）。
貧道就將中央黨校最近幾年部分不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文章介紹一下。
中央黨校 杜光 教授在2008年發表文章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不久，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公開宣示共產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說溫州“雖然也把對人民和對敵人作了區別，但同時也為他把大量的知識分子和黨內的同志、戰友作為形形色色的敵人，加以鎮壓，埋下了伏筆”。還說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5篇評論，表面上是針對美國國務院當時發表的白皮書，實際上是批判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自由民主幻想”。
作為中共黨史研究的主要部門，闡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部門，這篇文章顯然一點沒有實事求是的學風。
好在有毛澤東的原話：“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叫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獨裁者”是誰，毛澤東列得很清楚，也就是除了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四大家族等，其他參與打倒三座大山的所有人都屬于“獨裁者”。 杜 教授可以對反右和文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硬是斷章取義，把毛澤東已經講得清清楚楚的話給歪曲了，顯然一點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同時，毛澤東這5篇文章，確實起到了告誡中國知識分子要丟掉西方民主的幻想的作用。但是， 杜 教授用貶義的語調說毛澤東“實際上是批判知識分子”則是主觀臆斷，惡意引申。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在這個時期迷信西方，迷信美國是事實。這種意識形態與當時的共產黨的主張不僅是不一致的，而且對新中國建立是有害的。如果不能及時讓這批知識分子改變看法，不僅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利，對知識分子本身也不利。這才是毛澤東寫這幾篇文章的本意。毛澤東干嘛要在這個時候“批判”知識分子？還有一點，難道中央黨校現在的意見是中國真的需要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嗎？如果中央 黨校 教授這樣認為，就與黨中央沒有保持一致。
去年，黨校 周天勇 教授在校刊上發表文章，為了證明改革開放的必要性，不惜把共產黨執政前30年說得比解放前還壞，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差。但是，他所列舉的數字要么是編造的，要么是通過不當類比引誘讀者上當的，要么是設局讓讀者得出錯誤結論的，基本找不到一點點實事求是的影子。
貧道簡單舉幾個周文中不實事求是的例子。
周 教授說：“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但根據世界銀行公布數據，這個時期中國人均GDP即使按匯率計算，也是印度的1.3倍。
周 教授說：“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但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糧食是1949年的146%，高出194斤。
周天勇為了說明中國科技水平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低，說因為中國教育水平低。但根據聯合國數據，1975年中學毛入學率，中國為86.5%，印度26%；韓國56%；泰國26%；墨西哥34%；阿根廷54%；巴西26%。
周 教授說：“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輕工業、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設與世界上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相比，還十分落后；即使重工業，在技術工藝方面，差距依然較大。交通通信體系落后于印度。” 周 教授接著列舉了一系列數字，但并不給出數字來源。但這些數字都是可以從公開資料上查出來的。看看世界銀行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
1980年中國人口為印度的1.487倍，巴西的10.7倍。同年：
發電量（億千瓦時）：中國3006，印度1193。中國人均發電量高出印度70%；
鋼產量（萬噸）：中國3712；印度943。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65%
煤炭產量（萬噸）：中國62015；印度11370。中國人均高出印度267%。而作者竟然給出中國人均煤炭產量只有印度的40%的數字！
水泥產量（萬噸）：中國7986；印度1780。人均高出印度140%；
化肥產量（萬噸）：中國12321；印度3022。人均高出印度177%。汽車產量（萬輛）：中國22.3，印度3。人均高出印度400%。
電視機（萬臺）：中國2492，印度88。人均高出印度1806%。
中國與印度在1949年經濟發展水平很接近，各方面條件也是最接近的國家。區別就是中國計劃經濟，印度市場經濟。發展二十多年后，差距不是一點點。這連印度人都承認，怎么中央黨校不承認呢？
周 教授除了數字不真實外，為了證明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落后，竟然專門挑出各國優勢數字與中國相比。貧道當時就評論說：“讓美國人與沙特比人均石油產量，與瑞士比人均手表產量，與瑞典比人均汽車，與中國比人均芭比娃娃等一系列產品，與古巴比雪茄……比來比去，美國一定是世界經濟最不發達國家！”一個教授能想出這樣欺騙讀者的手法，已經不是是否實事求是問題了，而是蓄意誤導了。
十七大期間，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１３億中國人的生活總體上實現了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社會主義制度在除弊創新中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充滿活力，國際地位蒸蒸日上。“毫無疑問，目前中國已經進入近代以來的最長繁榮期。”他論證說，1949年到1957年算是個繁榮期，此后就是毛澤東去世后29年是繁榮期。
謝 教授顯然是想把毛澤東時期與現在做個切割。但是他的刀下得不準確。首先，改革并不是從毛澤東去世時開始的。農村完成改革是1982年，城市是1988年，此前一直是計劃經濟體制。如果按1949到1981年計算，中國農業、工業各項增長速度都不低于1981年到2007年，這都可以從中國統計年鑒上查閱出來，包括糧食、棉花、油料、肉類、鋼鐵、煤炭、石油、電力、交通和幾乎所有可對比的輕工業指標。 杜 教授用“從溫飽到小康”作為繁榮期的標志，顯然是投機取巧。因為還有一個“從饑餓到溫飽”的時期。如果1985年算達到溫飽了，那么1980年人均糧食只比1985年低6%，但比1949年高出46%。而直至今日，人均糧食也只比1980年高出24%。難道從人均 209公斤 到人均 306公斤 不算繁榮期，只有從 306公斤 到 382公斤 才叫繁榮期？很不實事求是嘛。
2009年春，中央黨校教授詰問黨校動了誰的神經一文，也很不實事求是，文章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中央黨校首先發表的；中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黨校透露的；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沖破姓‘公’姓‘私’的迷霧，率先主張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黨校“首先發表”和“首先透露”也算成績？而且《實踐》一文“首先發表”在 1978年5月11日 的《光明日報》上。最早提出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是吳稼祥和金立佐寫的那篇《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這兩個人都不是中央 黨校的 教授。這樣把別人的“成績”說成自己的成績，一點不害羞嗎？
上面都是在大門口寫著“實事求是”四個大字的中央黨校近些年來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要極力把共產黨給切成兩塊：一塊是毛澤東時期的共產黨，一塊是改革后的共產黨。然后把毛澤東時期的共產黨給拼命涂黑，說的一無是處，說的比國民黨還壞，還無能。但是，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全世界其他人都很清楚，60年前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都很快，并沒有出現過一個什么毛澤東的共產黨和鄧小平的共產黨。因此，要證明毛澤東的共產黨是個失敗的共產黨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不可能，就只有編造事實，就只有攪亂邏輯，就只有——不實事求是。
這是中央黨校違背自己校訓的根本原因。
實事求是這句話，是毛澤東給中央黨校提出的，也是鄧小平同志堅持的，可以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經歷千難萬險始終保持正確方向的法寶。失去這個法寶，中國共產黨就可能在今后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而中共中央黨校是共產黨的理論基地，是共產黨培養高級干部的搖籃。如果中央黨校放棄了實事求是的作風，那么對共產黨是個危險的信號。
貧道也不想做更深入的分析，只覺得只要中央黨校能夠真正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作風上，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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