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前637年)春秋時宋國君。名茲父。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齊桓公死后,他與楚爭霸,一度為楚所拘。宋襄公十三年(前638年)伐鄭,與救鄭的楚兵戰于漲水(在今河南朽城西北)。楚兵強大,他講究“仁義”,要待楚兵渡河列陣后再戰,結果大敗受傷,次年傷重而死。
百度百科名片如此介紹到:
宋襄公:春秋中前期宋國國主,頗有作為的政治家,以仁義見稱。初立,以賢臣子魚、公孫固為輔,宋國由此大治。國際上緊跟齊桓公步伐,積極維護齊國霸權。桓公死后,欲霸諸侯,卻為楚人所執。后一意孤行,發兵攻鄭,與楚決戰于泓水,宋師敗績。襄公不幸中箭,不久辭世,終其一生未能主霸諸侯,含恨而終。
這位所謂“頗有作為的政治家,以仁義見稱”的宋襄公終究由于所謂“仁義”而壯志未酬、霸主美夢難圓含恨而終。而對此公,毛澤東評價這位爭霸不成的失敗者是“蠢豬式的軍事家。”
同樣是在春秋爭霸時期,公園前535年左右的齊國安樂(今山東惠民),誕生了一位東方兵圣——孫武,也就是《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被后人尊崇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師”,除了他戰功顯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給后世一部不朽的軍事名著——《孫子兵法》。該書有13篇,共5000余字。但這短短的幾千字里包卻含著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和十分豐富的思想內容。對中國軍事學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歷代兵學家、軍事家無不從中汲取養料,用于指導戰爭實踐和發展軍事理論。現今已翻譯成29種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
《孫子兵法》第一篇《始計篇》說道: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應該說,“兵者,詭道也。”這一戰術原則,是孫子對我國軍事學術史的一大貢獻。而自從人類社會進化至國家這一客觀社會形態,戰爭即不可避免。國家是經濟上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階級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具有一定的地理區域管理范圍,固定的社會人群,擁有完整的政府管理機構、軍隊、獨立的元首。國家是一個成長于社會之中而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為基礎的、帶有相當抽象性的權力機構。必須承認,當國家形態隨著統治階級意志而發生客觀轉變的時候,無論是進行怎樣掩耳盜鈴式自辯和遮掩,這個特定權力機構所統治的特定地區、特定人群也就具備一定的社會屬性以及再由此決定了對外關系的敵我與親遠。
而在國際舞臺上,由于特定國家所依持的意識形態和由其內部生產關系決定的特定上層建筑,也就決定了處理涉外關系與牽涉了自身利益之時所選擇的路線方針。尤其是當下,當半島態勢由于X國的戰略意向東移再是明顯具有針對性干預的時候,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也就隨之被演繹開來。我們也看到了,對于看似一觸即發的半島戰爭局勢,朝鮮表現出了臨危不懼、不為強勢所迫的為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的不屈戰爭意志。而作為傳統的友誼鄰國,一衣帶水的緊鄰與朝鮮所具備的特殊地緣關系,特色在面臨C型包圍圈不斷收緊,X國如果成功解決朝鮮問題,接下來劍指何方相信只要不是弱智腦殘,不是別有用心的漢奸第五縱隊都會明白。
“……楊宇軍: 大家都知道,朝鮮半島局勢問題十分復雜敏感。我們始終認為,半島保持和平穩定是地區各國人民之福,局勢緊張甚至動蕩是各國人民之禍。關于半島局勢問題,中方的政策和立場也是非常明確的:一是要堅持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二是堅持推進半島的無核化;三是要堅持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2013年04月16日 11:11 中國網:中國軍方: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動蕩是各國之禍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4-16/1111721855.html)
這是回答“路透社”記者有關朝鮮問題的提問時,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所作的回答。
在此,還是秉持一貫老調重彈的“要堅持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態度。但通過所謂對話要收到目的就是“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堅持推進半島的無核化”。試問,如果對話解決不了問題,或是有涉事國家不愿通過對話解決問題,作為朝鮮緊鄰,一旦半島態勢不可逆作了惡化演繹,對中國就將是極其不利的影響。我們還知道,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而如果尚自沉迷于所謂的發展與崛起過程中,深怕打爛壇壇罐罐,恐懼與國際強權勢力交惡,那么,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后果就不可避免了。
而發展與崛起,絕對是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大環境作基礎。尤其是周邊國家的穩定與不交惡。
但我們還看到,針對半島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問題,特色主流媒輿幾乎眾口一詞充斥著對朝鮮不利的報道披露。好似朝鮮生就好戰,這一次更是夜郎自大、不自量力而硬是要用雞蛋碰石頭了。60多年前的朝鮮戰爭,剛從戰爭廢墟中脫穎而出的新中國,并不曾被以美國為首的16國聯合部隊所嚇倒,面對戰火已將燃到鴨綠江邊的危急態勢,義無反顧的派出志愿軍赴朝參戰。至今來看,那絕對是毛澤東走出的一步高棋。與其等戰火延伸至國內了再打,還不如拒敵于國門之外。正是那此抗美援朝戰爭,不但是打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威,打出了中國人民的志氣,一雪百年國恥,還更打出了幾十年和平的國際周邊環境。但今天,特色精蠅一貫自吹的發展、強大、崛起了的負責任大國,在面對了絕對會殃及自身利益的國際博弈中,有人的膽仿佛被嚇破了。提及戰爭,真是唯恐避之不及、躲之不遠。
眾所周知,從戰爭產生之日起,它就作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的最高斗爭形勢而存在。戰爭作為一種暴力,當然是一種破壞的科學。它尤其與當今特色所不遺余力維持的河蟹大相徑庭。還必須承認,不論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的戰爭,都將以物質的消耗、生命與鮮血為代價,以取得一方的勝利、一方的失敗為結局。但,正是因為戰爭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生和死、存與亡,因此,只要國家尚未消亡,戰爭就隨時存在著爆發的可能。然而,戰爭終究勝過悲慘的和平。當人們在煎熬與苦難中,無法忍受那殘酷的迫害、蠻橫的壓榨或非人的欺侮時,即使最善良的人們也會鋌而走險,以正義之戰來謀求社會變革。
孫子雖然講過,戰爭是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對戰爭應持慎重的態度。但如果不進行戰爭,就無法保證領土完整和主權尊嚴,就要接受殖民形式或是亡國之慘,那么,戰爭就必然而無法避免。
在4月16日發布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中,一度為軍事機密的中國陸軍集團軍番號揭開神秘面紗,首度公開了陸軍全部18個集團軍番號。
據參與白皮書撰寫的軍事專家張露說:“這體現了中國軍隊的開放、透明和自信。”……
只是在這次發布的白皮書里,我們看出了矛盾的一面。(2013年04月16日 “新華網”:中國仍面臨多元復雜的安全威脅和挑戰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4/16/c_124586887.htm)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6日發表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指出,當前中國仍面臨多元復雜的安全威脅和挑戰,生存安全問題和發展安全問題、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維護國家統一、維護領土完整、維護發展利益的任務艱巨繁重。”
“白皮書說,有的國家深化亞太軍事同盟,擴大軍事存在,頻繁制造地區緊張局勢。個別鄰國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采取使問題復雜化、擴大化的舉動,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制造事端。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三股勢力’威脅上升。‘臺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仍然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
既然自承仍面臨了多元復雜的安全威脅和挑戰,生存安全問題和發展安全問題,將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戰略威脅以及釣魚島事端、“臺獨”勢力分裂活動等等都考慮進來,卻怎么如此展現“開放、透明和自信”的將國家軍事秘密公之于世?是因為自信而才開放和透明了?還是因為要開放、透明而不得不輔之以自信的掩飾?如果是前者,我們有理由開放與透明,如果只是后者,那又作何解釋?但要是前者的話,如果不是自吹自擂,那么,上述的威脅與挑戰、釣魚島事端與“臺獨”勢力又怎樣解釋?難道他們看不到這種自信?還是相比之下更加自信些?但若是后者,就需要思考了。尤其處在當下半島態勢愈演愈烈之際,中國作為難以避開又必然要受此影響的鄰國,選擇此時公開軍力信息,是否即如兩個對手決陣,一方突然卸去鎧甲袒露了全身,亮出了讓對手一眼看穿的肉體?難道他已足夠自信到藐視對方如無物的地步?要不就是根本不準備真打,隨時準備繳械投降、化干戈為玉帛?
如果僅是為了表示開放、透明而作出的“自信”之舉,不由使人再次聯想起那個“以仁義見稱”的宋襄公。
我們不妨再次將思緒拉回至公元600多年前。
宋襄公一定要把自己一個人的仁義演繹到頂峰
——宋楚兩國的軍隊在泓水決戰了:宋襄公的軍隊在岸邊列好了陣勢,楚軍正在渡河。當楚軍半渡之時,大司馬公孫固說:
“楚軍兵力強,而我軍人數少,因此我軍應乘楚軍還沒渡過泓水時,就下總攻擊令向楚軍進行襲擊”。
襄公回說:“不,寡人不能乘人之危”!
當楚軍渡河完畢,尚在列陣之時,公孫固又請求發令進擊楚軍,宋襄公還是說:
“不,我不能乘人之危”。
等到楚軍列陣已畢,宋襄公方下令向楚軍發起攻擊,結果,宋軍被楚人打得大敗。在戰斗中,宋襄公被楚軍射傷了大腿,他左右的將士,盡被殲滅。宋人大敗而歸,國人皆埋怨襄公的仁義,襄公分辨道: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
這話翻譯過來大致如下:一個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戰時不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同時也不攻打頭發已經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當作戰時,并不靠關塞險阻取勝,寡人的宋國雖然就要滅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沒有布好陣的敵人。
……
當下的世界,由于上世紀蘇、東波的影響以及中國與時俱進的私有化特色改革,國際共運事業已幾乎式微。而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方面,朝鮮就具有高處不勝寒的孤立。因為意識形態之歧,還因為要最終謀取中國必然繞不開的特殊地緣關系,有別有用心的國家要強加朝鮮于戰爭態勢也在所難免。而無論朝鮮是選擇妥協還是應對,其結果都與中國有至關重要關系。而對朝鮮最為不利還是,當今的國際社會,已有一個不成文的世界規則。那就是以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略威脅和戰爭大棒恐嚇之下,以強凌弱、倚強凌弱,以弱附強等實用主義外交風行一時。而同時,國際間交往中對道義的悖逆,以及在認可服從國際強權勢力以自身利益為先而肆意凌弱再由此劃定的世界秩序這樣一種情況下,某些國家不惜助紂為虐,某些國家媚態十足選擇屈從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得。只是,尤其對于與朝鮮具備千絲萬縷割舍不開關系的國家,一旦在這個問題上錯判形式,或是有某種非分之想,存僥幸心理,再由此決定國際站隊,只怕是最終會因此而害了自己。
有網友說了這樣一段話,頗值得重視:
“一個大國的崛起,從來沒有和平崛起過。無論葡萄牙與西班牙海洋之爭,英國、西班牙之爭,希特勒德國與英法之爭,美國與英國在北美大陸之戰,以及如今的世界中心——中美之爭,無不充斥著武器使用或戰爭威懾。美國在半島干一仗,是早晚的事。”
……
再說兵圣孫子。孫子對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也有獨特見解。戰爭會給經濟造成破壞,這是戰爭不利的一面;然而,孫子在那個時代看到的卻不僅是戰爭有害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了戰爭的有利一面。戰爭的勝利能實現政治目的,可以彌補國家土地與資源的不足,能夠暫時解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總之,戰爭的最終取勝與政治的關系十分密切。開明的政治觀點、能得到大多數人民擁護的政治主張,會為戰爭的勝利奠定堅實的基礎。
最后想說,某些時候,戰爭的發生又是不以某些人為意志而發生轉移的。對于朝鮮也不例外。
而無論朝鮮會否爆發戰爭,中國都不能置身事外。即使拋開其他一切,只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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